“做梦都想搬离这个穷地方”——重庆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调查
编者按 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已经打响，战场主要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往往山高坡陡、环境恶劣，是贫困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于是，搬迁成了扶贫的重要举措。不过搬迁并非易事，如何让贫困户愿意搬、搬得动？怎样使搬迁户稳得住、能致富？
这些难题，考验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财力，更是当地政府和官员的能力。近期，本刊记者对重庆的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进行了调查，他们的思路和做法或许能提供一些启发。
重庆市南川区山王坪镇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刘潺摄
9月底，车出重庆南川城，蜿蜒穿行于山间，半个多小时后，一排排造型别致、干净整洁的巴渝风格民居出现在青山绿水之间。进村下车，记者看到每家门前都种着鲜花、柳树，庭院干净整洁；村里有卫生室、文化室、休闲广场、健身步道等公共配套设施。这里就是重庆南川区东城街道高桥村马堡山搬迁安置点。
记者走进搬迁户刘孝华家，上下两层楼超过150平方米，整洁、宽敞、明亮，电视、冰箱、电脑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刘孝华的新家是2010年建成的。他告诉记者：“以前一家人住在马堡山肖家沟，居住、生活条件很差。房子是土坯的，一下雨就漏，门前也是一条泥巴路。要煮饭，就要到山上找柴、背柴；猪养大后要抬到城里卖，运费就要两三百；孩子上学，单趟就要两三个小时。”
“群众在山里穷苦了、穷怕了。听说政府要实施高山扶贫搬迁，积极性都非常高，争相报名要求被纳入搬迁规划。”高桥村党支部书记韦美中说，2009年实施第一期搬迁，全村安置了125人，现在正在实施第二期搬迁，计划还要安置142人。
搬迁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在安置点第一个搬迁户肖光林家里，墙上的两张全家福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左边一张背景是山里的老屋，墙皮脱落，摇摇欲坠；右边一张背景是现在的新房，高大敞亮，前面还有一个宽阔的院子。照片中，肖光林明显变白了、变胖了。
肖光林说，搬出山里后，做什么事情都方便多了。“我是干建筑的灰工，这里去城里方便，工程多，挣钱的机会多。现在我每个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加上家里还有个小卖部，生活过得很滋润。”
南川区委书记李殿勋告诉记者，贫困农民从贫瘠高山向居住、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坝农村转移，作为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脱贫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贫困农民的欢迎。“因为这种方式不仅直接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环境，而且增加了他们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实际上，在选择搬迁安置点时，有没有产业支撑、方不方便就业是一个重要条件。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一处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方，被选做了当地的搬迁安置点。大观镇党委书记梁正忠指着安置点前面的一大片菜地告诉记者，这里是4个千亩蔬菜产业园区，产品直供重庆的大超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蔬菜园区带动农民致富，金龙村还把搬迁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采摘、度假等乡村旅游，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村里一个正在搅拌肥料的工人告诉记者，他是从四川广安过来的，在这里每天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
重庆大规模的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才刚刚开始，类似的搬迁安置点仍在建设中，更多身处高山、环境恶劣的贫困户还在急切的等待中。
最近，记者攀上了巫山县铜鼓镇青松村海拔近千米的山坡，茫茫群山一眼望不到头，贫瘠干旱的耕地斜斜地挂在山坡上。
村民杨振远一家5口，口粮全靠5亩薄田种植玉米、油菜、土豆等；另外5.5亩退耕地每年可以获得国家补贴近700元，这是这个贫困家庭全年仅有的现金收入。记者来访时，谈起这些年最大的期盼，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农脱口而出：“做梦都想搬离这个穷地方！”
高山为何脱贫难？长期从事基层扶贫工作的巫山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一语道破原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资源贫瘠、恶劣环境＝经济落后、脱贫困难。朱钦万说，传统扶贫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高山资源禀赋，农民难免“饱而复饥、温而复寒”，有的地方甚至是“一代穷、代代穷”。
为让贫困群众真正斩断“穷根”，重庆市组织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计划用5年时间帮助50万贫困群众走出大山，摆脱恶劣的自然环境，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扶贫搬迁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迁入地环境、土地、资源等的承载能力，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沈晓钟说，搬迁不搞强制，政府只是进行规划，提供帮助和支持，配套建设安置点的基础设施等，搬不搬全看群众意愿。
搬迁扶贫 改革先行
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黔江区石会镇中元村发展乡村旅游，游客在菊花丛中拍照。
在搬迁扶贫中，政府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重庆的探索，力图使搬迁扶贫不再单纯依靠资金投入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力推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贫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开掘扶贫帮困的“源头活水”。
搬迁资金哪里来
大山深处的云阳县兰溪镇金银村不通路、饮水难，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为帮助当地群众脱贫，县扶贫部门和当地镇政府曾多次动员村里100多名贫困群众异地搬迁，但没人响应，群众反映最大的困难是搬迁资金缺口大。
异地搬迁主要有3项成本：一是新建或购买房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需10万元以上；二是搬迁“入户费”，平均每人1000元～3000元；三是搬迁运输费等支出，一般在5000元左右。多数农户搬迁资金缺口在10万元以上。
“让农民‘搬得起’，不单是政府多投钱的问题。”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沈晓钟说，通过资源整合、农村改革等，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政府投入形成补充，让更多贫困群众“享受得起”扶贫搬迁好政策，加快搬迁进度。
重庆的做法是：大幅提高政府专项扶贫搬迁补助标准，减轻贫困群众经济负担；改变过去部门资金“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国土整治、危旧房改造、道路建设等资金“打捆”使用，加大搬迁支持力度；创新农村宅基地复垦“地票”制度，弥补资金缺口。
除了扶贫部门给予贫困群众搬迁补助金外，国土、城乡建设、农业、水利等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主要集中用于搬迁农民聚居区的道路整修、供水、通电、村容环境治理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服务配套。
在区县，也是同样操作。南川区委书记李殿勋告诉记者，为最大限度地减轻群众筹资压力，他们把39项涉及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专项资金和路水电污讯等项目资金打捆整合，做到项目、资金、政策全部跟着扶贫搬迁走。
另外，搬迁中农民可以退出宅基地，通过重庆全市统一的土地交易平台实现“地票”交易，目前平均一亩宅基地退出，农民可以获得12万元以上的收益，以每户农民腾退0.3亩～0.5亩宅基地计，可大大减轻其搬迁和建新房的压力。
记者采访发现，整合帮扶资源和土地交易制度创新，可使重庆贫困户搬迁资金缺口从10万元以上降低到3万元以内，更多贫困户能够承受得起搬迁成本，大大提高了搬迁受益覆盖范围。
如何实现“能致富”
通过扶贫搬迁，群众的住房条件、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同时，不少搬迁群众由于家底薄、缺乏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后续发展比较困难。
“搬迁群众安稳致富是个大问题。”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认为，农民搬迁后，后续产业扶持如果没有“硬项目”，没有能够落实的规划，而只是口头上提政府会扶持，不仅不能“稳农”，反而可能“伤农”。
对此，重庆按照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搬迁对象通过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发展蔬菜、优质粮油种植和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对自愿进城的农户，则鼓励其主要向旅游景区周边、工业园区附近、中心镇延伸地带集中，力争配套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
巫山县骡坪镇茶园安置点近两年安置了近500名搬迁农民。县扶贫办副主任唐述德说，政府在安置搬迁群众的同时，也配套进行了工业扶贫项目建设。
记者看到，山东烟台一家纺织企业已在当地落户。搬迁群众以户为单位，通过小额贷款，购买毛衣编织机，贷款利息和3年后需偿还的本金由公司承担，公司向农户提供原料和技术。老百姓在家加工毛衣，赚取加工费，解决了安居过后的生计问题。
重庆市扶贫办资金计划处处长卢贤炜介绍，为促进后续产业配套，重庆坚持将产业发展资金优先安排到扶贫户身上，重点支持农民创办农业微型企业，扶持农民自主创业，为贫困农民提供创业技能培训。
“我们所有的政策创新，都围绕增加贫困群众就业机会，提高其创业、就业能力来进行。”卢贤炜说，政府可以帮贫困户一时，帮不了一世，所以最应该做的是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怎样融入小城镇发展
高山扶贫搬迁后，有的农民选择定居农村集中安置点，有的则直接转户进城。为此，重庆在土地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使资源向小城镇倾斜，配套建设学校、医院、商场、文体活动场所等服务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搬迁人群尽快融入小城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进入小城镇的成本比进入中小城市更低，就业机会比在农村集中安置更多，已成为许多搬迁群众的选择。
石柱县龙沙镇是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加工大镇，搬迁农民的就业机会较多，收入有保障。据统计，龙沙镇龙头企业常年雇工量都在1500人左右，平均月工资在2000元上下。镇党委书记谭燕子说，只要搬迁群众有就业意愿，通过短期培训，基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在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过程中，龙沙镇场镇人口增加了近1/3，场镇建设规模也扩大了约1/5。”谭燕子说，由于给予了小城镇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不仅可以给搬迁贫困群众提供均等化的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还助推了城镇经济的发展。
彭水县高谷镇镇长罗军介绍，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建设让场镇面积扩大不少。高谷老场镇面积仅0.9平方公里，规划中的新场镇面积则有3.7平方公里，其中安置区占地面积就达到1平方公里。如果搬迁群众经济条件允许，可直接进入场镇安置，享受城镇待遇。
罗军认为，小城镇随着搬迁安置区的建设而扩大，将使城镇的商贸流通能力增强，推动经济发展。此外，通过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将极大地改善搬迁户和原场镇居民的生活环境。（记者王海征 高远至 刘卫宏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