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要干成“头等大事” 先办好这些基层小事

21.02.2017  20:03

 

 

   大事

  ●今年要实现16个贫困县摘帽,3700个贫困村退出,105万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今年将提高省农村低保标准低限,确保全省农村低保标准和国家扶贫标准“两线合一

  ●大小凉山彝区13县(区)实行的学前双语教育今年将扩大到全部民族自治地区8381个行政村

  ●今年完成县乡道改造3000公里、村道改造7000公里,完成全省13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今年对贫困人口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代缴贫困人口基本医保个人缴费,全额报销贫困人口县域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痛点

  本期咨文主题“脱贫攻坚”,聚焦脱贫攻坚战第一线的群体。

  在脱贫攻坚一线,主要有三类人员——贫困县党政干部、贫困村镇干部和下派驻村扶贫干部、贫困户。由四川日报社和省社科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认为,他们的工作状态、质量,对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的成效至关重要。

  县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是做好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有的地方反映,有的被识别为贫困户的独户老人,虽然自身收入有限,但算上子女收入后经济并不差,客观上造成政府“代行孝”。

  村镇基层干部,基本职责之一是动态监测每个贫困户情况,从而精准施策精准帮扶。但是不少基层扶贫干部反映,大量的时间花在填报各种表格上,干事的时间反而很少。

  贫困群众有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往往对种什么养什么两眼一抹黑,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可能没市场或收益低。

  这些不同的“痛点”,如何克服解决?

   A

  如何防止政府“代行孝

  案例:某贫困县,一位老人和其孙子在一个户头,儿子在外打工,每个月支付老小的生活费,但老人并未如实提供情况,因此入围建档立卡贫困户。

  联合课题组了解到,独户老人少报、瞒报子女赡养费的情况在农村时有发生。有的子女与老人分户后拒绝赡养老人,客观上造成了政府“代行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扶贫资源的浪费。

   引入第三方识别贫困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进认为,现行的贫困户识别虽然有村民投票评选的环节,但不排除因为乡土人情的因素,将有赡养收入的独户老人纳入精准扶贫户。可借鉴去年脱贫攻坚验收考核工作的经验,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确保贫困户识别的公平公正。

  还应优化独户老人收入计算方式。黄进建议,在科学把握贫困户精准识别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在计算收入时应将老人收入与子女家庭收入一并计算,且应做好子女赡养老人费用的核实调查,确保独户老人收入核算的准确。

   加强农村养老投入

  农村分家后,各自财务独立。农村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分户老人失养的风险更大。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卓建议,政府应着力加强对农村养老的投入,但需注意的是养老不应该跟扶贫混为一谈。扶贫之外,农村普惠的养老服务必须提升,排除老人的后顾之忧。可由政府统筹,调动民政、人社等部门力量做好非贫困老人的农村养老工作,从而避免挤占扶贫资源。

  对于已经纳入精准扶贫对象的独户老人,查明子女有赡养能力且支付了赡养费用的,也不能“逐出”了事,必须分类施策,引导他们慢慢退出。

   成立扶贫养老基金

  黄进建议,应当加强敬老孝亲的宣传力度,在村规民约中强调赡养老人的义务,督促独户老人子女主动自觉践行赡养义务。另外,还可以通过奖励措施培养子女的主动性,比如规定子女每月必须给老人支付的赡养费,如能按期支付、多支付,则给予子女一定的奖励。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邓虹认为,可以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的“孝老基金”模式,比如政府出面设立孝老基金,让贫困老人的子女每月拿出一定数额的赡养费,政府根据数额正比例给予一定补贴,并向爱心企业、社会各界募集,按照政府引导、社会捐助、子女自觉的思路,保证贫困户老人每个月都能有收入。

   B

  如何避免基层干部疲于“表上扶贫

  案例:“去年我们这间办公室用了三大箱纸,加起来超过5000张。”一位贫困村第一书记向联合课题组抱怨,“填表”成为一项重要工作,甚至烧坏了一台打印机。“有时是县里的统计表,有时是市里的统计表,应接不暇。”村里只有他和村文书比较懂电脑,所以大部分表册都得由他们二人录入上报。如果遇到没有的数据,还需要向相关部门单位申请调取,很耽误时间。

  用好“六有”大数据平台

  目前,我省脱贫攻坚“六有”大数据平台功能已实现识贫、扶贫与脱贫工作全记录、可追溯。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谷认为,提升扶贫动态监测效率的关键在于把这一平台用好。要转变工作方式,充分借助“六有”平台的数据整理、分析、统计功能,推动繁琐的工作简单化。要按照“六有”平台数据填报和管理的要求,准确、定期录入数据,确保“六有”平台各项功能充分得到利用。

  大数据专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建议,可针对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实际,在保留系统全部功能的前提下改进用户体验,做到简单易用,如开发适合贫困地区干部群众阅读的用户界面,设计逻辑更简单的操作流程等。此外还可探索针对基层扶贫干部开发适配的移动终端界面或APP,加强脱贫攻坚基础数据搜集的“无纸化”程度,使帮扶干部在入户家访时就可以录入数据,减少后期整理和录入的工作量。

   加强基层干部技能培训

  省委党校副校长裴泽庆建议,可充分运用党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特别是发挥好基层党校、行政学院(校)的教育培训优势,努力提升基层扶贫干部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同时对标脱贫攻坚任务书和时间表,有计划、分步骤组织基层扶贫干部参观考察、教育培训、小型研讨,提升对口帮扶、问题调研、产业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能力,提升工作效率。

  王卓还认为,当前第一书记作为驻村帮扶的第一责任人,既要对上联系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又要对下统筹全村脱贫攻坚各项事务,工作负担较重,压力过大。建议基层在第一书记主要负责的基础上,科学统筹产业、财政金融、低保等各方面的帮扶力量,优化扶贫战斗力。

   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壁垒

  进一步提升扶贫动态监测效率,还需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脱贫攻坚涉及各个行业部门,每个部门都沉淀了大量项目和与之相关的数据,但由于行业壁垒,这些数据并没有共享,甚至出现一些行业部门有数据,但基层却为了搜集这个数据把腿“跑断”的现象。

  周涛建议,我省应统筹各地各行业部门资源,促进各行业部门与我省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深度对接,共享涉及本行业、本部门的项目数据,提升工作效率,让数据多跑路,干部群众少跑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顾平安认为,还应推动数据资源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共享。

   C

  如何不让富民产业变贫困户累赘

  案例:“去年合作社100亩核桃进入盛果期,没想到鲜果收购价每公斤猛跌了1块钱,创下8年来最低价,比预期少赚了15万元,扣除投入等于白干。”某专合社负责人向联合课题组诉苦。全省、全国多地将核桃作为脱贫主导产业大力发展,面积产量都创下新高,“几年后陆续挂果并进入盛果期,恐怕卖得脱都难,富民产业搞不好就成了贫困户的累赘。

  避免行政手段强推

  “产业扶贫最终还是农业产业现代化问题。”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克俊认为,必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更具有感知市场变化的条件,要把产业发展具体过程交给市场。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看来,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失败案例很多,说明有的地方政府还没形成这样的能力,要避免行政手段强推。

  西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庄天慧表示,根本路径是多元发展方向,坚持“粮经饲统筹”,对四川来说就是粮、果、蔬、药材、花卉和养鸡、牛、羊以及乡村旅游等多样化布局发展。“关键靠特色产业和同类产业不同结构的产品。”张克俊表示,要强化品种、品质和品牌,同样种核桃,这三样不同就可能决定是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

  特色化前提是切合实际。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思铁认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一味强调“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可能不太切合多数村实际,应宜林则林、宜游则游、宜农则农,起点能高则高、不能高则不高,管用就好。

   发展什么产业由农户做主

  “贫困户始终是产业参与和受益主体,任何弱化其地位的扶贫方式,都将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和贫困户增收。”庄天慧表示。

  王思铁表示,搞什么不搞什么产业,搞多搞少和怎么搞,都要充分给予贫困户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一旦农民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搞啥亏啥’的‘产业化扶贫’搞怕了,浪费还在其次,就怕失去信心,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庄天慧指出,贫困户的能力素质决定着扶贫产业发展成效,也决定着产业能否走出同质化陷阱。建议充分利用农民夜校学习、田间地头培训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和经营技能,尤其要针对规划发展的扶贫产业,加强科技推广和一对一帮扶。

  政府做好服务做好规划

  在王思铁看来,政府要克服一厢情愿的“大包大揽”式方法,发挥好服务、引导、协调作用。

  张克俊认为,政府首先要加强规划和宏观调控指导,扶贫产业是个大命题,涉及农业、扶贫、林业、商务、旅游、交通等多个部门,为避免各部门规划打架,建议由省政府牵头协调,确保宏观产业规划的科学合理。

  产业还要系上“安全带”。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李国祥认为,产业扶贫不仅要保自然风险,而且要保市场风险,国家要尽早出台政策,地方要有配套措施,防止农户在市场上遭受不测时返贫。张克俊表示,就是要建立现代农业产业风险防范机制,通过保险、补贴等一系列手段,探索农业产业风险补偿的方式和路径。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域西 李淼 寇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