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要干成“头等大事” 先办好这些基层小事
大事
●今年要实现16个贫困县摘帽，3700个贫困村退出，105万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今年将提高省农村低保标准低限，确保全省农村低保标准和国家扶贫标准“两线合一”
●大小凉山彝区13县(区)实行的学前双语教育今年将扩大到全部民族自治地区8381个行政村
●今年完成县乡道改造3000公里、村道改造7000公里，完成全省13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今年对贫困人口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代缴贫困人口基本医保个人缴费，全额报销贫困人口县域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痛点
本期咨文主题“脱贫攻坚”，聚焦脱贫攻坚战第一线的群体。
在脱贫攻坚一线，主要有三类人员——贫困县党政干部、贫困村镇干部和下派驻村扶贫干部、贫困户。由四川日报社和省社科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认为，他们的工作状态、质量，对完成脱贫攻坚战任务的成效至关重要。
县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是做好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有的地方反映，有的被识别为贫困户的独户老人，虽然自身收入有限，但算上子女收入后经济并不差，客观上造成政府“代行孝”。
村镇基层干部，基本职责之一是动态监测每个贫困户情况，从而精准施策精准帮扶。但是不少基层扶贫干部反映，大量的时间花在填报各种表格上，干事的时间反而很少。
贫困群众有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往往对种什么养什么两眼一抹黑，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可能没市场或收益低。
这些不同的“痛点”，如何克服解决?
A
如何防止政府“代行孝”
案例：某贫困县，一位老人和其孙子在一个户头，儿子在外打工，每个月支付老小的生活费，但老人并未如实提供情况，因此入围建档立卡贫困户。
联合课题组了解到，独户老人少报、瞒报子女赡养费的情况在农村时有发生。有的子女与老人分户后拒绝赡养老人，客观上造成了政府“代行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扶贫资源的浪费。
引入第三方识别贫困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进认为，现行的贫困户识别虽然有村民投票评选的环节，但不排除因为乡土人情的因素，将有赡养收入的独户老人纳入精准扶贫户。可借鉴去年脱贫攻坚验收考核工作的经验，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确保贫困户识别的公平公正。
还应优化独户老人收入计算方式。黄进建议，在科学把握贫困户精准识别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在计算收入时应将老人收入与子女家庭收入一并计算，且应做好子女赡养老人费用的核实调查，确保独户老人收入核算的准确。
加强农村养老投入
农村分家后，各自财务独立。农村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分户老人失养的风险更大。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卓建议，政府应着力加强对农村养老的投入，但需注意的是养老不应该跟扶贫混为一谈。扶贫之外，农村普惠的养老服务必须提升，排除老人的后顾之忧。可由政府统筹，调动民政、人社等部门力量做好非贫困老人的农村养老工作，从而避免挤占扶贫资源。
对于已经纳入精准扶贫对象的独户老人，查明子女有赡养能力且支付了赡养费用的，也不能“逐出”了事，必须分类施策，引导他们慢慢退出。
成立扶贫养老基金
黄进建议，应当加强敬老孝亲的宣传力度，在村规民约中强调赡养老人的义务，督促独户老人子女主动自觉践行赡养义务。另外，还可以通过奖励措施培养子女的主动性，比如规定子女每月必须给老人支付的赡养费，如能按期支付、多支付，则给予子女一定的奖励。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邓虹认为，可以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的“孝老基金”模式，比如政府出面设立孝老基金，让贫困老人的子女每月拿出一定数额的赡养费，政府根据数额正比例给予一定补贴，并向爱心企业、社会各界募集，按照政府引导、社会捐助、子女自觉的思路，保证贫困户老人每个月都能有收入。
B
如何避免基层干部疲于“表上扶贫”
案例：“去年我们这间办公室用了三大箱纸，加起来超过5000张。”一位贫困村第一书记向联合课题组抱怨，“填表”成为一项重要工作，甚至烧坏了一台打印机。“有时是县里的统计表，有时是市里的统计表，应接不暇。”村里只有他和村文书比较懂电脑，所以大部分表册都得由他们二人录入上报。如果遇到没有的数据，还需要向相关部门单位申请调取，很耽误时间。
用好“六有”大数据平台
目前，我省脱贫攻坚“六有”大数据平台功能已实现识贫、扶贫与脱贫工作全记录、可追溯。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谷认为，提升扶贫动态监测效率的关键在于把这一平台用好。要转变工作方式，充分借助“六有”平台的数据整理、分析、统计功能，推动繁琐的工作简单化。要按照“六有”平台数据填报和管理的要求，准确、定期录入数据，确保“六有”平台各项功能充分得到利用。
大数据专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建议，可针对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实际，在保留系统全部功能的前提下改进用户体验，做到简单易用，如开发适合贫困地区干部群众阅读的用户界面，设计逻辑更简单的操作流程等。此外还可探索针对基层扶贫干部开发适配的移动终端界面或APP，加强脱贫攻坚基础数据搜集的“无纸化”程度，使帮扶干部在入户家访时就可以录入数据，减少后期整理和录入的工作量。
加强基层干部技能培训
省委党校副校长裴泽庆建议，可充分运用党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特别是发挥好基层党校、行政学院(校)的教育培训优势，努力提升基层扶贫干部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同时对标脱贫攻坚任务书和时间表，有计划、分步骤组织基层扶贫干部参观考察、教育培训、小型研讨，提升对口帮扶、问题调研、产业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能力，提升工作效率。
王卓还认为，当前第一书记作为驻村帮扶的第一责任人，既要对上联系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又要对下统筹全村脱贫攻坚各项事务，工作负担较重，压力过大。建议基层在第一书记主要负责的基础上，科学统筹产业、财政金融、低保等各方面的帮扶力量，优化扶贫战斗力。
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壁垒
进一步提升扶贫动态监测效率，还需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脱贫攻坚涉及各个行业部门，每个部门都沉淀了大量项目和与之相关的数据，但由于行业壁垒，这些数据并没有共享，甚至出现一些行业部门有数据，但基层却为了搜集这个数据把腿“跑断”的现象。
周涛建议，我省应统筹各地各行业部门资源，促进各行业部门与我省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深度对接，共享涉及本行业、本部门的项目数据，提升工作效率，让数据多跑路，干部群众少跑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顾平安认为，还应推动数据资源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共享。
C
如何不让富民产业变贫困户累赘
案例：“去年合作社100亩核桃进入盛果期，没想到鲜果收购价每公斤猛跌了1块钱，创下8年来最低价，比预期少赚了15万元，扣除投入等于白干。”某专合社负责人向联合课题组诉苦。全省、全国多地将核桃作为脱贫主导产业大力发展，面积产量都创下新高，“几年后陆续挂果并进入盛果期，恐怕卖得脱都难，富民产业搞不好就成了贫困户的累赘。”
避免行政手段强推
“产业扶贫最终还是农业产业现代化问题。”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克俊认为，必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更具有感知市场变化的条件，要把产业发展具体过程交给市场。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看来，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失败案例很多，说明有的地方政府还没形成这样的能力，要避免行政手段强推。
西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庄天慧表示，根本路径是多元发展方向，坚持“粮经饲统筹”，对四川来说就是粮、果、蔬、药材、花卉和养鸡、牛、羊以及乡村旅游等多样化布局发展。“关键靠特色产业和同类产业不同结构的产品。”张克俊表示，要强化品种、品质和品牌，同样种核桃，这三样不同就可能决定是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
特色化前提是切合实际。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思铁认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一味强调“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可能不太切合多数村实际，应宜林则林、宜游则游、宜农则农，起点能高则高、不能高则不高，管用就好。
发展什么产业由农户做主
“贫困户始终是产业参与和受益主体，任何弱化其地位的扶贫方式，都将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和贫困户增收。”庄天慧表示。
王思铁表示，搞什么不搞什么产业，搞多搞少和怎么搞，都要充分给予贫困户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一旦农民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搞啥亏啥’的‘产业化扶贫’搞怕了，浪费还在其次，就怕失去信心，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庄天慧指出，贫困户的能力素质决定着扶贫产业发展成效，也决定着产业能否走出同质化陷阱。建议充分利用农民夜校学习、田间地头培训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和经营技能，尤其要针对规划发展的扶贫产业，加强科技推广和一对一帮扶。
政府做好服务做好规划
在王思铁看来，政府要克服一厢情愿的“大包大揽”式方法，发挥好服务、引导、协调作用。
张克俊认为，政府首先要加强规划和宏观调控指导，扶贫产业是个大命题，涉及农业、扶贫、林业、商务、旅游、交通等多个部门，为避免各部门规划打架，建议由省政府牵头协调，确保宏观产业规划的科学合理。
产业还要系上“安全带”。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李国祥认为，产业扶贫不仅要保自然风险，而且要保市场风险，国家要尽早出台政策，地方要有配套措施，防止农户在市场上遭受不测时返贫。张克俊表示，就是要建立现代农业产业风险防范机制，通过保险、补贴等一系列手段，探索农业产业风险补偿的方式和路径。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域西 李淼 寇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