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范小建解读新常态下的扶贫工作
范小建委员：新常态下的扶贫工作 中国网 杨楠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即将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就中国扶贫工作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的贡献，经济新常态下对中国扶贫事业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目标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网和中国发展门户网的专访。
记者：范主任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专访，请问今年您有没有带来哪些提案？提案又主要关注哪些内容呢？
范小建：我关注的主要还是面对新常态扶贫工作应该怎么办？因为还有六年的时间，就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了，总书记多次讲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特别是要看贫困的老乡。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扶贫工作应该怎么办？所谓的新常态，我理解就是一种宏观上的状态，增长速度包括财政会逐步从高速变为中高速，同时要转方式、调结构，压缩淘汰一部分过剩的甚至是落后的产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同时和扶贫工作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对于扶贫工作也提出了一个挑战。
我的一个总想法，就是从扶贫工作的角度，从宏观上来讲，是不是应该把缩小发展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我们既要关注发展的速度，又要关注发展的不平衡；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要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在这个大前提下，实现片区攻坚和精准扶贫相结合，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相结合，外部支持和自力更生相结合。
同时，我觉得我们的扶贫工作一定要有底线的思维。什么叫底线的思维呢？就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有哪些问题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梳理出来，集中力量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也不要去片面的追求所谓的“同步”，这一点也很重要。
记者：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问题，其实新常态也为我国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更多新要求。人民政协始终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对于如何加强民主建设，完善政治协商您有怎样的建议呢？
范小建：去年年底中央出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意见，明确了协商民主的渠道，对协商的内容、方式、程序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政协应该说是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渠道，我觉得新一届的政协领导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很多努力，很多创新。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感觉比较强烈的就是比较频繁的双周协商会，再有是独立的界别活动，形式很灵活，便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应该鼓励反映和听取不同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多的了解实际情况，而了解实情又是我们提出正确意见的一个根据和源泉。说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经常想到过去毛主席讲过的一段话，就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主席那时候还举过李鼎铭先生的例子，就是说“精兵简政”这条意见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纳了。主席讲，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想搞好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这个事业，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党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记者：其实也就是以人为本，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我们知道从2014年开始，国家就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这也引导全社会共同来关注扶贫问题，您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如何运用好这个平台，引导人们关爱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工作呢？
范小建：“10·17”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过去多年来每年这一天我国政府都要举办国际减贫论坛，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总结和交流经验，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去年，国家又把这一天确定为“国家扶贫日”，这一方面是彰显了党和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扶贫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那么把这一天作为国家的扶贫日，在每年的这一天举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一方面可以扩大宣传，使人们深化对于扶贫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风尚，营造一种更好的舆论氛围，动员鼓励更多的企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很希望通过这个活动的开展能够在社会扶贫的政策上有一些新的突破。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对于扶贫公益事业都是很热心的，都很想做一些事情，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直接面对扶贫对象，减少中间环节，我看过一些他们做得是很好的，如果说对于这种做法也能够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比如说给予免税的待遇，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参加进来。
记者：扶贫工作其实事关全局，您也多次提到了中国的扶贫成果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随着新的贫困标准的确定，我国的贫困人数其实有了进一步的上升，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在哪些方面？
范小建：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世界瞩目的，用世界银行的话来讲，过去三十年全球减贫成效的70%来自中国，应该说中国对世界的减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取得这个巨大成就的基础上，2011年我国政府就大幅度的提高了国家的扶贫标准，把原来的1196元提高到了2300元，提高了92%，扶贫对象的规模也从过去的2600多万扩大到了1亿2200多万，这个幅度确实非常大。这一年又召开了中央的扶贫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又颁发了2011到202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这个纲要里面就明确了新时期的扶贫工作要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扶贫开发要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重点。当然，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办国办又联合出台了25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扶贫工作要创新机制，精准扶贫，而且还结合着片区规划的落实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我想这都是对纲要精神的一个延伸。
这段时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以，我理解，扶贫工作是不是以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以精准扶贫为核心。
记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知道目前各方都在热议“一带一路”规划，国内处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上的省份有很多处于西北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多为贫困不发达地区，您认为“一带一路”规划会为这些不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带来哪些变化呢？
范小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确实涉及到我国的西北西南的一些欠发达的省区，这个规划的重点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方面，这些项目的实施肯定会给这些欠发达的省区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发展机会、就业机会，我想它也是对进一步促进西部大开发政策和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的实施是有帮助的。
记者：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扶贫工作应该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要实现精准扶贫，您认为在精准扶贫方面需要解决的难点有哪些？
范小建：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农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城市，从2009年以后城乡收入比是从3.33比1减少到了2.92比1，应该说这个趋势是非常好的。但是收入的基尼系数还是很高，去年年底是0.469。基尼系数和减贫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基尼系数越大，增长对于减贫的带动作用就越小，所以，就越要关注专项的减贫工作，越要强调扶贫的精准。扶贫工作是一直非常强调瞄准的，因为你要真扶贫、扶真贫，就必须要瞄准贫困人口。从总体上来讲，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重点是瞄准，重点县是瞄准，重点村是瞄准，帮扶到户更是瞄准，我们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到村到户、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应该说是对于瞄准的一个更高的要求。精准扶贫至少要涉及到精准的识别，精准的帮扶和精准的脱贫，我觉得这些环节做好了都不容易，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但是关键是要大胆地去探索。
记者：其实像您所说的精准的环节后面涉及很多复杂的环节和工作还需要探索中完成，您认为目前地方扶贫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范小建：地方扶贫工作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因为过去多年来，特别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增长对于减贫的带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一些领导同志也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或者说有一种经验的看法，你只要抓了发展，也就是抓了减贫了。似乎，减贫就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了。因此，他就紧紧围绕着GDP做文章，甚至我们的考核工作也始终是把GDP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增长对于减贫的带动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就像我们在很多西部地方所看到的，城市可能建得很漂亮，但你离开城市走出去，走向农村，可能要不了十里八里就会感觉到变化不大，甚至是面貌依旧，这就说明形势发展了，我们对减贫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要把专项的减贫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就提出了要完善我们的考核工作，不能够仅仅围绕着GDP，要把减贫和增收作为我们考核工作的重点。
记者：像您所说的，其实发展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可以更好的进行，二者需要兼顾起来。您曾经多次提到扶贫是造血，应该建立贫困县的退出机制，然而针对部分贫困县争抢贫困帽子的现象，您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范小建：我觉得这里面恐怕主要的还是一个导向的问题，因为加大对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植力度，这是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一定要落实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像重点县的政策，它就是落实重大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多年的实践证明重点县的政策是对的和有效的，对于落实这个方针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效果的，但是确实在重点县的管理上还是不够完善，特别是在考核啊、约束啊、退出啊这些方面正向的激励办法还不是太多，再加上现在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一些重点县的负责同志不是抓住中央支持的这个机遇，凝心聚力、艰苦奋斗、加快发展，而是一味地等靠要，甚至还在那儿带着贫困的帽子“炫富”，所以，群众对于这种现象是非常的反感，作为我这个做扶贫工作的同志来讲对此是很气愤的，我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是把中央的“好经”给念歪了。
去年以来，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制定了改进重点县考核办法的意见，扭转了片面强调GDP的倾向，把考核的重点放在减贫和农民增收上。同时，去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又出台了一个建立约束机制的意见，加强对于扶贫资金的监管，不准搞楼堂馆所，我觉得这些意见制度的出台都是管理制度上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说下一步我们能够再把退出的机制也健全起来，并且认真地抓好落实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但是我在这儿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党风廉政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四风”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遏制，如果说不能够真正的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那么这些群众所反映强烈的问题，即便一时有所收敛，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还会以其他的形式又表现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是应该特别强调的。
记者：所以说“四风”建设其实算是治本。
范小建：对。
记者：我们也知道国家出台了众多的关于扶贫工作的文件，包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以及《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等，这里面也多次提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您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推广有怎样的意义？在扶贫的过程中政府直接提供服务，以及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这两者应该如何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呢？
范小建：我觉得政府向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这是扶贫工作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创新。因为在现在的市场环境条件下，政府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而政府的工作也要考虑一个行政成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府的优势在于组织推动，而有些社会组织的优势可能恰恰在于精细化的运作，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方面的优势都很好的结合起来，那么我想肯定是能够获得一个双赢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两者相结合在政策上的空间也是很大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真正下决心简政放权，切实地走出第一步。
记者：简政放权，其实国家很多大政策和我们的扶贫政策都是密切相关的，您如何看待联合国发布的界定贫困人口的新指数即“多维贫困指数”，该指数与1997年开始使用的“人类贫困指数”相比，它最大的改进在哪里？是否客观？
范小建：“多维贫困”作为认识贫困问题的一种方法，对于我们丰富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指导工作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我们2011年所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所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多维的目标。“两不愁、三保障”这个目标是这样表述的，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领域的指标要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要扭转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做了这样长的一段表述，主要就是想抓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集中力量加以推进。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把收入贫困作为扶贫工作的一个基本的考核指标，因为这种办法比较简单明了，也便于为各方面所接受，所以，目前我们主要还是这样做。我们国家的扶贫工作，现在正处在一个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还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研究的，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 主持人 佟静 /摄像 王一辰 /摄影 杨佳 /技术 周珊珊/策划 王振红 王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