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希望(一)——“4.20”芦山震后雅安的新村建设
雅安市石棉县挖角乡挖角村新村貌袁泳摄于2015年4月8日
“我觉得现在到农村来看，对生活在城市的我是一种莫大的打击。”
这句话出自一位参与报道“‘4.20’芦山强烈地震两周年”的记者之口，让她讲出这句一半玩笑一半认真的感慨的地方，就是位于大渡河畔的石棉县挖角乡挖角村。而让她备受“打击”的，正是该村的村貌。
作为全雅安市最早完成房屋重建的新农村，挖角村具有典型的意义。两年前的挖角村是一派穷乡僻壤，加上芦山强烈地震灾害，虽伴在旖旎的沫水湖畔，却显得荒村景色、尘土飞扬。由于地震导致该村部分房屋严重受损，共计有32户91人需集中重建。在“不做微缩版城市、要做升级版农村”的规划理念下，挖角村通过将绿化树种与主导产业相结合，灌溉用水与居民用水相结合，卧室设计自主与民宿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灾后新农村建设的华丽转型。
现在的挖角村新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由地形造成的三级平台上，精致的藏式民居砖红瓦绿，一条条经幡飘扬在屋顶之上，处处都能够感受到灾后重建的动力和希望。村民徐健慧分到了330平米的新家，屋内宽敞明亮，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连装潢的风格也与城里的房屋一致无二，她将一楼设置为餐厅，二楼为卧室，三楼为茶座、棋牌休闲室。而正是在参观了徐健慧的家后，有记者发出了“城市生活不过尔尔”的感叹。
年过七旬的村民余全贵是村里公认的一位正派老人，作为群众公推的公选的自建委成员，他勇于担当，经常讲：“我爱这一片土地，我能在有生的时间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对党和政府对我们关心的回报。”从大到土地协调、群众资金筹措，小到群众搭建杂物堆放间、生活困难群众的关照，他都极力推进工作的开展。在接受采访时余全贵一直乐得合不拢嘴，他的儿子在工业园区中务工，收入不少，家里是崭新的瓦房，刚买了一辆二十万元的汽车，而他身后的一片金色的果园早已硕果累累，正等着他去丰收……
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彝族乡新场村新村貌袁泳摄于2015年4月8日
位于红军长征路上的安顺彝族乡新场村受“4.20”芦山地震影响，全村287户房屋受损，其中85户房屋受损严重。用该村村民自己的话来描述重建前的村景是：处处是“搓衣板”路，遍地是猪牛粪。2014年11月以后，新场村四组新村聚居点全面竣工，116户彝族村民搬进了新寨。该村重建房屋主体由受灾群众自建相关基础设施，通过政府的投资与扶持，按川西民居及传统彝寨风格建设，并注重农房的实用和美观性。现在，顺畅平坦的道路取代了坑洼不平的“搓衣板”路，而通过人畜分离的规建，整个新村早已焕然一新，干干净净。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恩，彝族同胞自发地在墙壁上用鲜红的大字写下“共产党瓦几瓦”，“人民政府卡沙沙”，意为感谢党和政府。
村民于成华曾经是一名80年代的老兵，他热情地拉着记者要说几句真心话：“我当年刚和父母分家的时候住的是用竹和泥‘和’成的房子，后来又住石泥房，重建后我和老伴分到了80多平米的砖瓦房，儿子一家分到了127平米，我的感受就是，党和政府确实对农民非常重视。”
雅安市名山区茅河乡临溪村新村貌袁泳摄于2015年4月10日
一般来讲，涉及到民居的重建项目，在群众当中都容易或多或少地产生矛盾。但在实地的采访中，所接触到的村民无一不对灾后民居重建的工作发出高度的评价。这实际上归功于建立在反映群众主体自建自管上的抗震救灾恢复机制的创新，从宏观上讲，这也是在应对大自然灾害时，由“举国援建”到“地方负责制”的转型。
据了解，雅安在全市232个灾后重建新村聚居点，采取组织推荐、群众联荐、个人自荐、民主选举的办法建立“自建委员会”。自建委由主任、副主任、委员等7至9人构成，一般都是威望较高、处事公正、群众认可、熟悉建筑的聚居点业主组成，且不与村“两委”成员交叉。而自建委职能，就是要做到充分受群众的监督、最大化群众的参与度、尽力满足群众多元的利益诉求。
群众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也是灾后恢复重建最直接的受益者。在新村聚居点中引导群众成立自建委员会，既强化群众重建的主体意识，又关照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下一步，自建委员会还将完成向自管委员会的过渡，组成成员由专注建设过渡转型为建管并重，让群众“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使之成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 (袁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