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精准扶贫”怎么扶？
采写/本刊记者李秀江
一场艰巨的攻坚战正在中国开启，这场战役的目标是使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时间是到年实现。这是意味着每年要减贫近1200万人，平均每月减贫100万人……
扶贫攻坚战的艰难，不仅在于人口数量的庞大和时间之紧迫，更大的难题在于，这7000多万贫困人口属于绝对贫困、最难摆脱贫困的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减贫难度大，脱贫成本高。
在此之前，中国有三次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使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7.9亿，扶贫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以“输血”为特征的扶贫工作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导致资金浪费，扶持政策偏离目标。
而这一次扶贫攻规划不同于前三次，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减贫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增收难度大。
正如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所说：以前出台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下能解决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脱贫，现在出台政策就没有这么大的边际效益。“贫困人口越集中，扶贫的难度越大。”
因此，中央调整扶贫思路，转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意味着扶贫工作要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但这个药方怎么开？
扶贫是一项综合性非常高的系统工程，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如何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参与其中，成为这场战役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
民企助力“精准扶贫”
扶贫如何精准？怎样才能变“输血”为“造血”？这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题。
以往扶贫工作大多是政府唱主角，现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政府仍然要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搭建精准扶贫平台，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带动贫困地区脱贫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战略思路，得到上上下下的普遍认可。
今年两会之前，刘永富指出，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民营企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力量。要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争当脱贫攻坚的贡献者、精准扶贫的实践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打赢扶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早在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意见》强调，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优势，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201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举行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河北、辽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区的26家民营企业和贫困村分别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为其他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示范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民企参与精准扶贫”成为代表委员高度关切的重点议题。多位知名民营企业家都表示要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参与到国家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去。”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带来一份提案，建议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产业导入作用。
郭广昌认为，民营企业可调动其产业积累，因地制宜导入产业，并将产业打造成带动当地脱贫致富的龙头，不仅解决了当地就业创收问题，更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他说，这是一种可以扶到“点子上”和“根子上”的扶贫方式。
作为一名深耕内地市场20多年香港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主席、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惠森对于内地的扶贫方略，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说：“打好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企业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企业扶贫不应仅仅局限于捐钱捐物，更应当结合自身的经营战略、人才和管理经验，进行产业扶贫，方能做到精准有效。”
“精准扶贫，企业大有作为。”李惠森表示，捐钱捐物等公益行为，从影响力来看，既有限也难以持续，企业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实际上，多年积累的经营经验、专业的人才资源等，这些才是企业之于“精准扶贫”的价值所在——通过精准的调研和规划，将扶贫项目与企业的经营战略挂钩，以企业经验带动当地改善落后的产业结构，帮助贫困地区寻找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获取致富的技能和动力。
产业扶贫是核心
精准扶贫最重要的是产业扶贫，“精准扶贫，产业是核心，市场是关键”，在产业带动的过程中，一些颇具实力的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市场化、规模化扶贫的有益经验。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认为，一些贫困地区一直以来靠传统农业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救济式扶贫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产业扶贫可以使贫困人群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孙小兰说，国内多年的扶贫经验验证了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重中之重。没有产业发展带动，很难脱贫。这几年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作为重点在推进，而且成绩比较突出，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根据“产业扶贫”的思路，李惠森在5年前进行了一项十分创新的尝试。无限极联合中草药供应商，在企业、中草药供应商和种植农户间建立起“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凭借企业的经验和资源，为农户传授种植技巧、提供收货渠道，既保证了企业产品原材料的品质产量，同时也改变了以往散户种植的模式、带动当地形成了规模化的中草药种植，更为农户带来了稳定、优厚的种植收入。李惠森介绍，“通过我们的带动，当地农户增产增收达到25%-35%，并且实现3500户种植农户当地就业。”
李惠森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产业扶贫”的可行性，以及蕴藏的巨大潜力。
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嗅觉和分析，也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李惠森认为，处于产业转型期的中国，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愈加凸显。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才的转型升级，职业人才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早在3年前，无限极就已推出“思利及人助学圆梦”项目，将目光聚焦于长期被忽视的职业教育领域，帮助15－18岁的贫困青少年学习社会急需的职业技能。对此，李惠森解释道：“助学圆梦项目的初衷非常实际，我们希望公益投入能够精准到点，所以我们选择了贫困家庭的青壮年群体，以实现‘一人就业带动全家致富’的目的。”
“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企业能够发挥的影响是巨大的。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发掘自身蕴藏的优势，为精准扶贫提供创新性的尝试和支持，这才是我们的真正价值所在。”李惠森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建文说：“实际操作中，精准扶贫光给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有致富的产业。”
胡建文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精准扶贫中可以干四件事：一是产业扶贫，包销农产品；二是就业扶贫，精准安排就业；三是慈善扶贫，捐钱捐物四是精神扶贫，传导企业家精神。
“产业扶贫，还可探索以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以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资产收益扶贫以产业为平台，将自然资源、农户自有资源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资产化，由经济实体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并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农户，从而达到持久脱贫的目标，可为我国实现脱贫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对于我国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的方式有很多，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有哪些模式可以借鉴？
“电商扶贫”成典范
近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主推的电子商务，正在成为精准扶贫的新典范。从扶贫角度看，对贫困地区而言，电商还缩短了边缘地区与成熟市场的距离，对贫困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还有着催化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多集中在交通、物流、网络覆盖及质量标准不够完善等方面，这需要大型企业的积极帮扶和政府的全力支持。曲天军说，中国将着力推进电商扶贫工程，将其纳入扶贫开发体系。“我国电商扶贫的主要力量还是大型企业和政府。”
对于电商扶贫，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已经取得了较有成效的经验。
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获得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这是“电商扶贫”模式首次上榜。
陇南是甘肃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虽然生物资源丰富，核桃、花椒、油橄榄等农产品类型多样、品质优良，但由于种植分布零散和交通不便等因素，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卖出难”问题突出，当地群众守着富庶的物产却难以转化为实际收入，“富庶的贫困”严重制约当地脱贫步伐。
自2013年７月开始，甘肃陇南便开始发展电子商务。随后陇南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电子商务实现集中突破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2015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将陇南市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当5月，陇南市正式启动电商扶贫试点工作。
目前，陇南市扶贫办已经在陇南9县区普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电商扶贫综合服务中心，在450个贫困村创建了一批电商扶贫示范网店。截至2015年8月，陇南全市网店达到6837个，网店销售总额8.9亿元。通过开展电商扶贫，贫困人口纯收入人均增加240元以上。
在曲天军看来，电商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从我国扶贫工作来看，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将电商扶贫发展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企业层面，电商扶贫也被大型企业所看好，因为这不仅是扶贫，更是难得的商机，是双赢的结果。
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京东集团签署《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产业扶贫、创业扶贫、用工扶贫”三大模式。同时，京东还将通过金融扶贫、农资扶贫、公益扶贫等手段全面支持国家扶贫计划。
两个月后，京东集团与贵州省扶贫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丹寨电商扶贫项目。京东集团在丹寨电商扶贫主要有几大方向：一是京东将联合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建立地级市和县级地方特色馆，向互联网输出贵州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二是京东将在贵州地区开展医药、生鲜流通、众包物流等领域的先行尝试。另外，京东集团将向贵州农村地区提供工业消费品及售后服务、农资产品及农资配套服务，以及京农贷、乡村白条等金融产品，并结合政府涉农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做创新型金融产品的研发。
截至目前，京东集团已经在贵州建立了40多家京东帮服务店，开设约16家县级服务中心，招募乡村推广员约2000多名，依托平台资源向贵州农村地区提供优质工业消费品及售后服务、农资产品及农资配套服务以及综合性金融服务，并结合政府涉农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研究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方法，推进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建设。
曲天军表示：“‘互联网+’是中国扶贫开发应有之义。电商扶贫的思路是建立贫困地区资源独特的产品与外界买家的沟通，扩大外界的积极消费，从而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治沙脱贫”的亿利范本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联组会时，听取了全国政协常委、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关于“库布其治沙脱贫模式”的汇报：亿利资源通过对1万多平方公里沙漠的治理，库布其形成了千亿规模的沙漠绿洲经济产业带，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意并举、民生与市场共赢”的精准扶贫新路。
王文彪介绍，荒漠化贫困是脱贫攻坚更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贫困。”目前，我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有近1/3生活在荒漠化地区，南疆33万平方公里沙漠对应着300多万贫困人口。
荒漠化贫困地区往往与边疆和民族地区高度重叠，各种矛盾复杂交织。有一句民谣，王文彪至今记忆犹新：“人无粮食畜无草，取暖做饭没柴烧。”因此，治贫必先治沙。
过去的28年，王文彪一直在治沙脱贫领域探寻着。在他的带领下，亿利资源集团研发了100多项生态种植与产业技术，培育了1000多个耐寒、耐旱、耐盐碱生态种子，研发了土地地理信息大数据，在内蒙古等地治理沙漠1万多平方公里，形成千亿规模的沙漠绿洲经济产业，并成功探索出一套沙漠里的“精准脱贫”模式——“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
通过治沙扶贫，沙漠地区实现了生态有改善、群众有收入、投资有回报，在大漠中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意、扶贫与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子。王文彪举例说，甘草是治沙植物，也是中药材，亿利通过发展中药健康产业带动群众大种甘草，被老乡称作“甜蜜事业”。再比如，沙漠非常适宜发展光伏与光热产业，理论上1年1平方公里沙漠可产生万度电。板上发电、板下种草、中间养羊，企业靠发电收益，农牧民靠土地租赁、种草、养羊脱贫致富。为了发展沙漠光热，亿利在欧洲购并了全球最先进的光热核心技术。
扶贫之道，关键在精准，最终看成效。经过年努力，库布其10多万沙区群众人均收入由1988年的392元增加到14000多元。亿利资源的治沙扶贫模式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亿利资源的“精准扶贫”，已不只是体现为精准选择扶持对象、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使用扶贫资金等具体事项，更体现为精准编织特色产业链、精准打造创富模式、精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更高远的扶贫脱贫目标。
王文彪表示，亿利资源集团将积极参加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5年内通过投资沙漠生态产业，再绿化沙漠1万平方公里，带动万农牧民脱贫。
对于治沙如何与扶贫工作机结合，王文彪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治沙扶贫特殊政策”：一是延长沙漠土地承包或出让期限至70年以上；二是设立治沙扶贫专项绿色信贷或绿色债券，建议期限不低于年，政府贴息或利率不高于2%；三是把沙漠新能源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治沙扶贫新亮点，打通沙漠地区电力外输通道，将光伏与光热指标重点向治沙扶贫倾斜。
另外，王文彪提出沙漠治理应纳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他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大多面临严重的荒漠化问题，他们对开展荒漠化治理国际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亿利资源的“库布其模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认可，非洲、中东、中亚等一些国家纷纷邀请亿利资源帮助他们治理沙漠。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已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的重要平台。
对此，王文彪建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立生态修复合作机制，提供沙漠治理技术援助，以绿色生态合作助推“一带一路”战略。
“企业包县”的万达模式
“投入10亿元，重点产业扶贫，5年人均收入翻番。”这是中国知名民营企业万达集团和国务院扶贫办、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丹寨县签订的一份扶贫协议的主要内容。
丹寨位于中国西南省份贵州东南部，人口17.2万，有苗族、水族、布依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2736元。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为了提高扶贫精准性，变捐款捐物的“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万达集团选择丹寨多数农民从事的土猪养殖和硒锌茶叶种植两个行业，投资深加工企业：一是建设总规模万头的土猪养殖厂和屠宰加工厂，每户农民入股，收益归农民；二是建设一个万吨规模的茶叶加工厂，对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提高农民收益。
王健林说，万达丹寨扶贫模式注重发挥企业自身渠道优势，成立专门销售公司，把在丹寨深加工的农产品销往全国，从而形成农民种养、企业加工、全国销售的良性循环。
另外，万达集团承诺每年将从丹寨招聘一万名农民工，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施工企业务工，通过务工实现脱贫。
根据协议，万达集团还将联合贵州以及黔东南州所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招生300－500名丹寨籍学生入学，毕业后择优录取到万达就业。
万达集团介绍，此次万达教育和产业扶贫项目将惠及全县3万户农民，覆盖全县所有贫困人口，真正实现扶贫普惠制。
对于万达集团的扶贫动作，刘永富评价说，国家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扶贫。万达集团帮助一个县整体扶贫的做法是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
王健林表示，此次万达集团确定丹寨的扶贫模式是“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创新模式，既不是简单捐款，也不是单纯投资建厂，而是注重长期与短期结合、产业与教育结合、提高人均收入与整体脱贫相结合。
“这次扶贫重点不是投入多少钱，而是要创新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扶贫新模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探索，为全国企业开展扶贫工作提供示范案例，唤起全国更多的大型企业开展扶贫。”王健林说。
“结对帮扶”的恒大样板
毕节市大方县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从1985年毕节设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至今已有31年，可是难度之大，成效之慢。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恒大集团做出了结对帮扶大方的决定——计划3年投资30亿元，整体帮扶大方县389个村，立志实现大方整县脱贫。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性帮扶”等问题，在精心调研策划基础上，恒大启动了帮扶大方的扶贫模式：计划3年内投入扶贫资金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吸纳就业扶贫、发展教育扶贫和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自去年恒大与大方县签订精准脱贫协议，首批亿元扶贫资金已捐赠到位、已设立10亿元产业扶贫专项贷款担保基金、已举办四期共4000人的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培训、已为大方县14140名特困群众购买商业保险、春节前夕向大方县5.8万户贫困户发放1160万元过节费、“一助一”结对帮扶了名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生活困境儿童和孤儿等。
依托互助合作社实施产业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点工作之一。恒大产业扶贫的合作社组建中，强调贫困农户的主体地位，其入股占比必须达到85%，而非贫困户，包括种养殖大户、农技人员、村两委等也可以入股，但不能超过15%。这种模式强调增强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加他们的话语权，还能保持股权清晰，产权明确，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发展积极性。
已经开工的养殖、蔬菜、中草药、经果林、食用菌等200个农牧业产业化基地总投资达3亿元，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据了解，这也是恒大根据大方县当地的贫困状况、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出来的扶贫措施。
针对能够就地进行生产扶持的贫困群体，恒大计划投入12亿元，其中包括1亿元的产业发展担保基金，以撬动银行贷款。
除了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也是恒大帮大方的重点之一。大方县移民搬迁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里建一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即奢香古镇，村里建个安置区。我们将在175个贫困村里选愿意搬迁的户贫困户，至今已有700多户有意愿搬迁，个村安置点的产业也定了，哪个点发展中药材，哪个点发展乡村旅游，全部都定下来了。”
“扶贫要扶志，扶贫先扶智。”恒大集团计划年吸纳3万大方人到恒大物业、园林、酒店等下属企业和战略合作企业就业，让一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摘帽。救穷不救懒，扶勤不扶懒。恒大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增强了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让30亿元扶贫资金带来不止30亿元的效果。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恒大和大方县政府也出台了专门针对他们实施生活保障的扶贫措施：恒大出资3亿元，新建1所慈善医院、1处敬老院、处儿童福利院，为特困群体每人购买一份商业保险……
此外，恒大集团还组织8.6万多名员工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孤儿“一助一”结对帮扶。恒大表示，结对后会通过多种形式关爱这些儿童，不仅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还会尽可能地常去看他们。
恒大集团抓准扶贫对象、扶贫目标、明确扶贫任务、做到扶贫措施和扶贫责任的精准。“恒大模式”的出现积极推动扶贫工作方式由过去的“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确保扶贫资源真正落到贫困户。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因村施策、因户施策、因人施策，使精准帮扶真正落到实处。
业内人士表示，恒大结对帮扶毕节大方县的“造血”与“输血”并举的模式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树立了企业扶贫的样板典范。
建立民企扶贫长效机制
在此之前，很多民营企业早已参与到扶贫事业当中。比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出现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中，不少龙头企业就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也要看到，民营企业扶贫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不能正确对待扶贫与被扶贫的关系，认为民营企业扶贫就应该给钱、给物。
当然，也有个别民营企业甚至以扶贫为名，行牟利之实，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让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这需要严格规范和监管。但总体而言，更要形成激励民企参与扶贫工作的氛围和政策环境。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国家应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对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民营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以调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刘永好建议，国家应结合相关企业对扶贫工作的贡献大小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推动地方财政成立扶贫引导基金、协调相关政策性银行为民营企业的扶贫工作提供低息贷款支持，以及推动建立产业扶贫风险保障体系等，完善相应管理办法，建立产业精准扶贫长效机制，以此带动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确保扶贫效果。
“实践证明，通过产业带动的‘造血式’扶贫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持续性最强的方式。”刘永好建议，国家各级政府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二、第三产业联动的协同机制，把贫困农户“扶上马，送到底”。另外，国家相关部门对各类产业扶贫方式进行调研，并对其中优秀的扶贫案例进行推广，尽快在全国范围内为产业扶贫找到更多的路径和方法。
“我国目前还缺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产业扶贫的相关政策。”郭广昌建议，国家应充分调研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和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导入核心产业参与精准扶贫；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关注，为民企参与脱贫攻坚给予全方位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