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向服务转型 成都武侯区探索社区治理改革创新

    新华网四川频道4月28日电（李杰）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社区治理在促进社会和谐、提升社区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武侯区委、区政府高度社区治理工作，勇于进入改革“深水区”。记者今日从武侯区获悉，该区在推行“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的社区治理全新实践基础之上，正在升华和推进社区治理改革创新，如今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协同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的“新常态”

    创新治理机制：实现社区治理满覆盖

    近年来，武侯区率先启动社区治理改革创新，将社区的工作站、流管站、综治站整合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将社区专兼职人员整合成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员队伍，然而随着日常事务的增加，综合服务协管员的工作效能大大降低，无法满足辖区居民的多元需求。

    去年3月底，武侯区在探索社区治理方面再出发，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的社区治理改革实践。

    “以前无论大小事务，都是政府管理，群众被管，政府提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群众只能被动接受，因此很多时候政府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社区觉得很累，而群众又觉得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需求，不‘买账’。因此必须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问题，这才是长久之道。”武侯区民政局局长杨海平告诉记者，武侯区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改革事权，将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项目向社会“发包”，给社区彻底“减负”，另一方面是扶持发展多元社会主体，增强多元主体承接社区服务的能力。

    按照武侯区《关于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该区构建了社区治理的四级平台，即每个社区为一级平台；根据社区人口户数、院落性质、工作现状等因素，按照社区‘两委’成员配备职数，将社区划成大块的管理区域即为二级平台；二级平台下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驻区单位即三级平台；三级平台中人口、户数较多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可进一步划小单元即四级平台。

    杨海平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立体化四级平台，更贴近群众，大家通过平台协商共治，各项服务就越‘无缝对接’，从而从体系上保障社会治理和各项服务精细化。”

    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作为探索涉农社区治理的先行者，他们结合辖区自身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划分了四级社区治理平台，将社区治理延伸到了散居院落、各家具卖场等地，还努力实现了社区治理平台与多元主体力量的高度融合，让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力量在社区治理的平台里发挥作用，实现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覆盖，确保散居院落的居民能就近享受社区服务。

    减轻社区负担：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

    武侯区实施社区治理创新之前，该区各街道共聘有近600名社区综合服务协管员为居民提供服务。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岗位”，上级部门也随之将很多工作事项安排到了这些“岗位”上，“岗位”处于“超负荷”的“半行政化”状态。

    去年3月底，按照武侯区社区治理创新的新要求，社区综合服务协管员的劳动关系调整到了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从过去的服务行政化向服务社会化转型。

    张秒曾经是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的一名流动人口协管员，他的劳动关系转入了社会组织武侯区上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当初，他对个人前途充满迷茫，担心适应不了以后的工作。自进入社会组织，他渐渐改变了认识：“跟以前相比，我的工作变得单一而专业了，不像过去那么琐碎，工资待遇也提高了不少。我也喜欢上了社工工作，认为社工工作很有前途，正在准备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

    “以前花钱养人来为居民服务，结果许多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不高，没有实现社区服务与居民需求的充分对接，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较强，缺乏服务意识。”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杨金惠告诉记者，武侯区实施社区治理创新以来，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辖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也高涨了，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养老、助残等方面特色服务，社区的负担也随之减轻。

    紧随其后，武侯区各社区相继成立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中心，搭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平台，指导和帮助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在传统社会管理中，虽然一再强调社区的服务功能，但事实上社区基本相当于政府机构的延伸，政府大包大揽居民社会生活的大小事务，而具体负责落实的都是社区。”杨海平表示，这就造成社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社区不堪重负，同时百姓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政府根本包不下、满足不了。院落自治组织、志愿服务队伍、驻区单位、各类社会组织等参与社区治理，他们将由“客人”变为“主人”，主导社区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