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将“精准”贯穿始终
记者 杨泥娃李子木 陶娅洁报道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喊响了“十三五”扶贫攻坚的“动员令”。
为实现我党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脱贫”无疑成为贯穿“十三五”的重要工作，面对着数量达到5575万人的贫困人口，而要实现这部分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扶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在经过反复深入基层的研究和不断丰富想法后，2015年11月，“精准扶贫”被正式列入“十三五”的脱贫方针。
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因人因地施策”，“精准扶贫”、“因地制宜”也成为贯穿“十三五”期间扶贫工作的基本准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在经历了30多年扶贫工作的探索和研究后，如何将“精准”贯穿始终也成为了我党实现扶贫攻坚克难的关键。
经历了30多年的扶贫之路，扶贫政策的调整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和具体。
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定点扶贫”战略，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策，国家自上而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确定了划分贫困县的标准，并划定了273个国家级贫困县。后来将牧区县、“三西”项目县加进来，到1988年增加到328个国家级贫困县。
直到1994年迎来了扶贫工作的第二次调整，国家启动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经过新一轮调整，国家级贫困县增至592个，“东西协作”扶贫由此展开。
第三次调整发生在2001年，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出台，在总数不变的基础上，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同时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以此为标志，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下一阶段，直到2012年，第一次实现了定点扶贫对重点县的全覆盖。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看来，“十三五”时期的扶贫工作更像是把从“漫灌”似的扶贫方式转化为“精准”。“我们以前扶贫工作的开展是进行整村推进，通过把路修通以及把水修通，来实现整个村的扶贫，现在是精准到户，政府可以准确掌握每一户的贫困原因和解决办法。”陈章良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如是说。
陈章良指出：“精准扶贫首先要鉴别到户，具体了解每户致贫原因，并建档立卡，使政府准确掌握精确的贫困人口位置和原因；其次，因地制宜，通过已掌握的贫困原因，从而迅速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到精准扶贫要在认识层面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要扭转和改变过去多年来所形成的发展就是减贫、增长就是减贫的认识；第二，精准扶贫是方向，是反复探索的过程，现在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方略之后依然要继续不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思想，精准扶贫永远在路上；第三，要在认识上吃透精准扶贫的精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因贫实施。”
“精准扶贫在工作层面上也要坚持：略为精准，资金精准，措施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这是很高的要求。”范小建说。
全国政协委员侯露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的扶贫理念比较粗放，普遍问题中仍然存在个性，所谓的精准扶贫，就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和实事求是的措施。在核心的角度上，必须扶贫是共识，但方式方法应当是多样的，政策也应该有差异性。”
但“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行也依然面临考验和阻碍，范小建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三件事：识别环节、到户环节、退出环节要克服利益均沾的思想。”
“在精准扶贫工作推行过程当中要克服平均主义，利益均沾，而这种思想是造成目前识别不精准的很重要原因，因此从扶贫角度来说反复强调"回头看"，尽最大努力把"水分"寄出去，把漏掉的人"拿"进来，尽最大努力解决贫困问题。”范小建说。
多方合作促“精准”
范小建认为，实现精准扶贫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合作。“第一是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结合，政府主导是我国扶贫工作的一大特点，并且政府主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做到精准扶贫需要和社会力量的帮扶结合起来，和群众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第二个结合是特惠政策和普惠政策结合起来，对老少边区的政策是特惠政策，但是到了老少边区又是普惠政策，因此要将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精准扶贫；第三个结合是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要有兜底"这一手"。”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高峰镇麻郎村党支部书记刘乔英认为，扶贫不仅是靠政策兜底，还要给想尽办法给贫困农民一些产业方面的帮助。“如果直接拿钱给贫困户，今天吃完，明天就没有了。一定要给他产业，让他自力更生。”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市长陈昌旭表示，可以通过板块经济的发展，让老乡通过产业脱贫致富。陈昌旭以农业产业为例介绍说，“毕节现在鼓励种植核桃、马铃薯、中药材等，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发挥农业合作组织作用，成立产业发展基金等，促进农民增收。”
在陈章良看来，要根据贫困户所在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扶贫工作。“对于具备发展条件的地方，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家庭经营收入。对于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方的贫困人口，应继续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条件。”
对此，来自云南的全国政协委员肖燕依据云南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提出建议，可以设立国家高原湖泊生态保护、发展专项基金，推进云南高原湖泊生态渔业、产业精准发展。她认为，“选择一个好的产业，能够迅速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并且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择发展的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国军认为，“发展集体经济并不是一味地建厂，而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绿色产业，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合理利用当地农村资源，把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同时，必须坚持开放方针，既要能"引进来"，把好的企业、好的投资人"引进来"，也要能"走出去"。”
在改善农村产业结构的同时，当地企业的精准发力也将为扶贫做出贡献。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兴伟集团董事长王伟指出，企业把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结合起来，进行产业扶贫，才能做到精准有效。“所谓产业扶贫，就是以产业为核心，以造血扶贫为宗旨，企业主动承担起扶贫攻坚带头人的角色。”
王伟认为，“产业扶贫首先要对扶贫的区域进行充分详实的调查研究，按照商业化模式进行规划，把扶贫区域的各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尝试在贫困地区进行创新。“老百姓以土地等资源入股变股民，在扶贫企业做员工，这就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精准有效，也提升了百姓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王伟说。
发挥“人”的重要性
对于开展扶贫工作中如何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力量，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尼玛卓玛深有体会。
尼玛卓玛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在起初的精准识别时有些群众表现出不理解，一直以来，中央地区对于边疆地区给予的关怀是非常大的，当我们把中央政策向群众说清楚后，人民群众在明白这一政策后都表示出非常理解，所以我们在前期进行精准识别的时候就收获了群众的大力支持。”
在尼玛卓玛看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羊”就是党员干部，“为老百姓办实事、急事、难心事是做好驻村脱贫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带着真情实感驻村帮扶，各项扶贫开发政策才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一家、每一户。”
“脱贫致富，群众是主力，干部和各扶贫定点单位要群策群力。”尼玛卓玛认为，驻村干部的关键作用是利用各种渠道，争取社会各方支持，筹集和整合专项、社会、行业、市场等各类帮扶资金，确保各类资金投到贫困村贫困户、落到具体规划项目中。
而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是决定脱贫任务成功与否的关键，尼玛卓玛表示，“不仅要充分安排调动党委政府积极性，更要调动群众积极性，也就是说要让每一个被扶贫的贫困户都必须在自己勤奋努力的过程当中，实现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得到脱贫的愿望。”
充分发挥“人”的重要作用，则要从根本上实现“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扶贫脱贫”，在许多代表委员们看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培训投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内容。
“目前，教育扶贫还未能充分发挥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完全适应扶贫攻坚的任务要求。”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说。
徐辉建议，应重视个体性的致贫因素，探索针对贫困家庭的“订单式”教育扶贫。“对家庭具备劳动力，却因缺乏技能或知识的贫困户，帮助其掌握一至两项专业能力；对因残疾致贫的贫困户，可采取融入职业学校专业学习、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技能、联合送教到家等形式，助其自理自立；对超生子女众多的贫困户，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孩子的知识技能和现代化观念，影响其父母，带动家庭整体脱贫；在陈规陋习泛滥的贫困地区，可发挥乡村学校的阵地作用，整合文化宣传力量，破除陈规陋习。”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麦尔丹·木盖提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是解决贫困的关键，国家也大幅度投入重视，南疆地区的教育发展很快，这将有利于合格的劳动力培养，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发挥方面。
麦尔丹·木盖提也指出，应该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最大效应，“虽然现阶段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但不能减少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要将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资金的最大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