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精准扶贫将永别“悲伤”
▲月古楼组组长马伍合(左)和八连组组长王正丰核对贫困建卡户信息。新华社记者吴光于摄
11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今年8月,一篇名为《泪》的小学生作文,将人们的目光带到了贫困的凉山。位于四川西南角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隆冬时节,我们重返凉山,前往木里藏族自治县,探访那些还在贫困线边缘徘徊的人们。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吴光于
记者黄海波
今年8月,一篇被称为“最悲伤的作文”,牵动全国亿万人的心。“大凉山”再次因“贫苦”进入人们的视线。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南角,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为了让这里的50万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穷,过去的一年,从中央到四川,从政府到民间,为凉山的精准扶贫开出了许多“药方”。
隆冬时节,我们重返凉山,前往木里藏族自治县,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发生了改变。
修通了路,木里将成为香格里拉旅游“金三角”的核心
从西昌市区出发,沿着省道S216线向西北方向行驶240公里,就是木里。
司机小唐常年往返两地。前半程是130公里的盘山公路,他把越野车开得像一条灵活的水蛇,不断超越缓慢爬行的重卡。
过了盐源县之后的110公里,路况开始变得异常恶劣。行驶在颠簸的路面上,司机索性脱掉了外套,半弓着身子,双手紧紧握住震动的方向盘。两车相会,车轮卷起的滚滚尘土让能见度瞬间为零。
同车的刘铁指了指窗外,一辆皮卡残骸静静地躺在棉桠山的山坡上——今年5月,正在行驶中的这辆皮卡被飞石击中,连同里面的3名乘客,永远留在了前往木里的路上。另一侧的悬崖下,雅砻江支流大金河惊涛拍岸。
对每月定期往返木里县城和西昌市区的刘铁来说,如果搭不到顺风车,就得在班车上颠簸8个小时。今年10月,经个人申请组织批准,这位来自州委组织部的80后干部,成为了木里县李子坪乡白草坪村“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的职责很明确,但怎么干却要靠自己摸索。凉山州委常委、组织部长冯斌给他们布置“作业”时说,“‘第一书记’要着力解决农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为凉山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实现同步全面小康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把在省道S216边上的白草坪村,距木里县城只有短短14公里,交通却是最让人挠头的问题。从西昌到村委会这段路,刘铁走了整整一天。
事实上,在面积超过1.3万平方公里的木里县,朝发夕至,是很多下乡干部的奢望。
在川滇交界处的俄亚乡,从乡政府去往50公里外的立碧村,骑马需要两天。从乡政府到县城,越野车要跑10个小时。由于没有班车,乡干部来县里开会,都得提前安排好工作,凑齐四五个人,然后花3000元租上一辆越野车。
在被称为“木里的西伯利亚”的博窝乡,乡干部去最远的关机村,骑马要走4天。2014年3月,当县委书记张振国骑着马到关机村调研扶贫工作时,藏族老阿妈感动得泪流满面。
县委副书记熊帷茗说,交通条件的落后“卡”住了木里经济的发展。改善交通,是扶贫攻坚的关键。
即便如此,木里人并未失去信心。“过去博窝乡修通村公路,找施工队20万元一公里都干不下来,后来直接把资金给了乡上,发动群众出工出力,结果用200万元修了23公里。”回忆起2013年修路的情景,已调任木里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偏初翁杰感慨道,“群众才是脱贫的主体,必须让他们自己‘动’起来。”
2012年7月,凉山州5年“交通大会战”正式拉开帷幕。在此布局下,明年上半年,S216西昌至木里段将完成改建拓宽,2020年实现全线通车,届时木里可直达稻城县；西昌至云南香格里拉县的高速公路将于明年开工,通车后成都到木里的时间将从现在的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
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壮丽巍峨的绵绵雪山、灿烂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中,木里已被确定为香格里拉旅游“金三角”的核心组成部分。
“修通了路,木里一定是旅游热土。那时候,守着省道的白草坪,将迎来许多发展良机。”刘铁蛮有信心。
但到目前为止,刘铁任职的白草坪还丝毫看不出“区位优势”。与凉山州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它没有集体收入,村财为零。
这是个以彝族为主的村落,村里还生活着藏族、苗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
2014年6月,白草坪启动了贫困户精准识别的建卡工作。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76元的标准,全村共识别出94户贫困户。
中央“精准扶贫”的精神通过多种渠道传达到了这个偏远山村。村党支部书记何杨清再三表示,“‘精准扶贫’要平衡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的关系。白草坪居住着5个民族,一旦关系处不好,扶贫支出就可能变成维稳成本。”
在这一点上,从村里到乡里再到县里,认识都是统一的。“乡里乡亲的,你年收入2376元被纳入贫困户,我每年只比你多赚两百元,就享受不到政策待遇,群众容易想不通。”李子坪乡党委书记沈杰峰说。
村民何拉体和马建华今年双双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6年前小儿子突发强直性脊柱炎,一下子花掉了4万多元,何拉体一家人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被纳入“建卡户”后,县扶贫办把他送到攀枝花市进行农村实用建筑技能培训。今年,村里又给他发放了两万元的藏区新居补贴。加上一万多元的核桃款,何拉体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住在另一个山坡上的马建华,“摘帽”的感觉更明显一些。在村两委的担保下,他先是获得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接着又向何杨清等人借款3万元购买了一辆自卸车。
看到马建华顺利“摘帽”,村里不少贫困户纷纷跑来“取经”。“我们想成立一个小车队,等路修完,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揽活。”马建华说。
刘铁告诉记者,2014年全村一共摘掉了34户的贫困帽,今年摘了6户,目前的白草坪还有54户贫困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6%。
在他看来,农村脱贫,最容易的是那些有技术、有劳动力的家庭。“难的是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疾病和残疾的家庭。”
支部书记的账本,第一书记的蓝图
何拉体、马建华和何加甲都向何杨清借过钱,这些年向他借钱的村民不下20人。“大概有十几万吧,有些已经借了四五年,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嘛。”何杨清坐在何加甲家的院子里说。4只散养的藏香猪在他身后的山坡上来回溜达。
何加甲丧失听力长达15年,妻子毛伍甲也只会说彝语。见到生人,她有些胆怯地靠在墙上。这对年仅40岁的同龄夫妻,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每年6月到9月,白草坪村背后的高山上,松茸等野生菌类召唤着村民像风一样骑着摩托上山。雨季里的收成能占到他们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何加甲每次上山就头痛,家里没有摩托,两口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收获的村民一拨一拨地从自家门前走过。
作为帮扶对象,何杨清这次来找何加甲,是想说服他买上十几只小羊羔。买羊的钱由何杨清先垫付,等羊出栏卖了钱再还上。
“好好养上一年,赚个七八千应该没有问题。”村支书简单算了一下,如果到时没有人买,自己再掏钱把这些羊买下。
和何加甲一样,无缘大自然馈赠的还有王木呷。这个身材高大眼窝深陷的彝族男人,每年从山上下来时,摩托车后座的兜兜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山货。“花椒核桃卖了七千多,打工赚了不到六千,土鸡卖了三千多,退耕还林、种玉米补贴……”王木呷掰着手指一项一项加着今年收入。
这个因学致贫的家庭每年至少要为3个孩子支出3万元左右的生活费,多年积累的债务已超过6万元,其中包括何杨清的一万元。
第一书记刘铁也在算着一本账。
2个月前,他揣着从州委组织部带来的10万元工作经费和同事们凑在一起的7300元爱心捐款,来到了白草坪。5万元用作禁毒防艾宣传；5万元用于“老本行”基层党建,县委给的32万元的村级活动场所建设经费在刘铁的争取下也拨付到位,改扩建后的村活动室有农村书屋、多功能会议室、调解室……
刘铁还向州委组织部申请到了名额,拉着村支书一起到苏州学习培训。作为州委组织部下派的第一书记,33岁的刘铁被县委组织部的年轻人尊称为“铁哥”。上任以来,他已挨家挨户走访了37户还戴着“帽”的农户。
经过前期调研,“铁哥”有了初步的扶贫规划,其中一大项就是修路。他算了一下,方圆60公里的白草坪村,需要1000万元才能将破烂不堪的通组路拓宽硬化。“希望我离开白草坪时,起码有一条通组路能变成水泥路。”
昔日的冷云杉,今日的核桃树
何杨清无疑是白草坪掘到“第一桶金”的人。
1995年,还在木里纸浆厂上班的他,利用“三班倒”的空闲,召集60多位村民组建了伐木队。
砍伐一方冷云杉,林场付24元,何杨清从中抽2元。靠着这生意,他很快就盖起了新房。
木里县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一,森林蓄积量却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木里开始大规模木材砍伐。但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教训了木里。这一年8月,中央决定在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全面禁止天然林商品性砍伐,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
木里不再砍树,但在县里的脱贫蓝图中,木里人依然要“靠山吃山”。在凉山州委“先修路、栽好树、少生孩子早致富”的号召下,木里县如今又发展起近50万亩核桃林。
“今天人养树,明天树养人。”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生动地点出了种核桃树的长远意义。
何杨清再一次走在了前面。早在1999年他就种下了500多亩核桃林,它们如今成了村支书坐地收钱的“摇钱树”。
“精准扶贫对象是少数,相对贫困是多数。发展核桃产业,就是实现全体致富不返贫。”张振国说。种植核桃10年来,木里县在核桃上的收入就达到人均1000元。
夜宿何杨清家,手机信号全无,寒风冻住了水管,木椤子外寒风呼啸,围着火炉,说起白草坪的明天,村干部们似乎有些兴奋。“到了2018年,村里将不再有戴着‘帽子’的贫困户,摘了‘帽子’,还要硬化通村路、办农家乐、种中药材,再发展点集体经济,看来这辈子都闲不下来喽。”何杨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