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曾打过货币战争：马兰钱，军阀混战的一个时代缩影

原标题： 四川曾打过货币战争

逐步定形的马兰钱，正面一般为马，背面为兰花及各种花卉，回避了双旗（北洋政府）、党徽（南方革命政府）两种敏感图案和标记。政治倾向的中立也让设计工匠们有了自由的创作空间。收藏家称马兰钱是“中国近代最浪漫、最中庸，命途也颇为颠沛流离的四川独有钱币。”

在钱币方面，四川的创新意识可以大书一笔，比如三国时刘备军费不足，就铸造直百五铢，意思就是这枚钱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此后的成汉，又首创了年号钱“汉兴”，至于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更是名扬天下。

货币，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可不是谁想铸造就能铸造的。偏偏在民国初年，四川地区军阀割据，为了抢地盘连年战争，在枪杆子比拼的时候，一场货币战争也在悄悄打响，军阀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就是大量铸造低银质的银元和铜含量很低的铜元，钱币流通市场混乱不堪。

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马兰钱，马兰钱在长达12年的历史时间段里，成为四川流通的“奇葩”货币。这种表面看来没有政治倾向的铸币是四川民国时期货币战争的一个缩影，随着军阀防区制度瓦解，川政统一而结束。

军阀混战

都想捞钱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南北之争持续多年，夹在中间的四川人民遭殃，哪一派的军阀都想争到四川的地盘，1917年9月中旬，曾任蔡锷参谋长的罗佩金、戴勘正式掌握四川军政大权。四川落入滇、黔军阀的控制中。

罗佩金入川时，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他把“护国军”银行迁移成都，大量发出富滇银行钞票，吸收市场现金，截留盐款，掠夺盐税，并把持兵工、造币两厂。

据《四川近代史》记载，川中发行之纸币，当时在市面流通的共有一千万元，计中国银行纸币约五百七十万元，交通银行纸币约五十余万元，浚川源银行纸币约二百万元，云南中行纸币约一百八十万元。因不能兑现，价格跌至二、三折。

为维持货币信用，军政府曾经规定税收按五银五券收入，对于薪饷，则发七成银洋，三成纸币，并规定全省官产变卖，概收纸币，全省官吏收入在五十元以上者，搭券十分之一。但军阀们各有各的算盘，规定是规定，赚钱更重要，先前多发了纸币，现在收回纸币要销毁一部分，但四川各军防区，并没将收回纸币截角销毁，而是又拿去发薪饷，流入市场。结果，货币信用继续一落千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两不得罪

马兰钱来

成都钱币研究学者易念中表示，1918年，四川取得了“护法战争”即“靖国之役”的胜利，滇军和黔军势力大受打击，倾向北洋军阀的刘存厚部队被驱离成都，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身份执掌四川军民政务，但四川境内各种派别的军阀势力十分复杂，矛盾尖锐。马兰钱可以说是当时不同派别军阀都喜欢的一种货币了。

安仁钱币博物馆顾问李亮，花了多年时间专题研究马兰钱，由于当时的史料并不完整，铸币一度混乱，且说法各异，所以要厘清马兰钱的前世今生，困难不小。值得一提的是，李亮的父亲在民国时期曾从事小商品贸易，开小吃店，亲身接触过马兰钱。

据了解，马兰钱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产物：四川军阀拥兵自重，外部势力入川，又无力与其抗衡，游移徘徊于两大势力之间。四川军阀于是请工匠们设计出无政治倾向的中性图案，即逐步定形的马兰钱，正面一般为马，背面为兰花及各种花卉，回避了双旗（北洋政府）、党徽（南方革命政府）两种敏感图案和标记。四川军阀这种中庸的政治态度，倒为设计马兰钱的工匠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创作环境。

安仁钱币博物馆馆长董明和中国钱币学会会员、成都市收藏家协会钱币鉴定部副主任李亮将马兰钱称为“中国近代最浪漫、最中庸，命途也颇为颠沛流离的四川独有钱币”，而银质的马兰钱则更为罕见，博物馆中就收藏了一枚。“马兰钱，是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战的一个时代缩影，一个传奇，一次冒险。”

货币战争

家家造钱

不过随着时间推进，军阀们发现，铸造货币不但可以南北不得罪，还能闷声发大财。

已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成恩元的论著中，有“马兰钱不仅是骏马和兰花图案的铜币，凡属于四川军阀防区时期，具有货币形式的馈赠钱或纪念币，都属于马兰钱系列”的说法。四川军阀防区的时代，军阀们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就是大量铸造低银质的半圆银元和用废铜烂铁铸造小五十、小一百和小两百的铜元，“这是牟取暴利的捷径。军阀打仗打的就是资金，没钱怎么打仗，肯定是先弄钱，把军饷整够。至于铸造精美的马兰钱，当时的军阀们作为婚嫁、祝寿、乔迁、奖赏的赠送品，因此每次铸造数量不多。”

马兰钱的主要成分是黄铜和红铜，也有贵重的银马兰。“史料记载，在成都附近就有479家造币机构，小到乡镇里都有。到了1926年就出现了小两百文的面值。马兰钱盛行的时候，通货膨胀剧烈。到1930年，要一万七八千文才能换得一个银元。1930年后基本就不做了，1934年开始使用法币。1930到1934年之间，货币市场比较混乱，各种货币搅得流通市场不得安宁，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使钱了。有的地方干脆又恢复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免得上午还买得到一碗面，下午就只能买张纸了。”

据记载，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元”，按当时的市价，请一个老妈子做保姆，月工资就一元。这个时候的一元，相当于近两万文马兰钱。

市民应对

自制代币

“砲场坝李饭铺欠钱二十文”“洪发面馆欠钱二十文”“德昌铁厂欠钱十文”……这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成都民间铜钱牌，是成都老百姓应对民国“货币战争”的土办法。

1921年至1935年期间，由于战争不断，四川军阀为筹措巨额军费，先后大量铸造百元大铜元，停铸小面额辅币。小面额的钱没了，如何解决零钱找补问题呢？李亮介绍，起初有民众将二百文铜元剖成两半或四块，当做一百文、五十文辅币使用。“一般都用大砍刀，将铜元放在磨刀石上，‘啪’一声剁下，钱币应声一分为二。”

但找补依然不方便，况且分割后的辅币比较锋利，容易划破衣服、刮伤皮肤，于是代用币应运而生。成都地区民间用铜质薄片打制代用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以“文”计值。细看，每一枚铜钱牌上还有书写得颇为规范的文字，分别记录的是街名、商号、工厂等，一些铜钱牌兼具官方和民间的构图元素，如“双龙池欠钱五十文”铜钱牌上就出现了龙纹和“刘”姓。这实际上也有固定的“欠据”功能。

使用这种代用币的涉及很多行业，比如茶馆、饭馆、商铺等等，多数应为较有名且较考究的商家。董明推测，从文字、图饰、打制风格上看，民间铜钱牌多数为同一家铜牌坊制作，李亮也估计，“东御街原来有不少铜匠铺，商家们极有可能是在那里定做的，根据各自的要求，写上内容和面值，因此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读，这也相当于一张名片，还有宣传推广的功能在里面。”

比如顾客去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的永聚和同春茶楼喝茶，喝完茶后用一枚小二百文铜钱付款，老板便找来几枚铜钱牌，下次再去消费时，付上铜钱牌即可。“这个代用币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会员卡’，下次也许是你自己消费，也许是带着朋友来消费，这就是商家聪明之处，有效地固定了客户。如果是打个欠条，那就是借贷关系，把钱还了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四川省档案馆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