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医生马玉奎的非洲故事:安哥拉蚊子比子弹可怕
马玉奎在安哥拉每天要接诊很多患者，有大人也有小孩。
华西医院医生马玉奎。雷远东/摄
人物名片
马玉奎
年龄：45岁
职业：华西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
事迹：中国援安哥拉医疗队第三队，远赴非洲进行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这支队伍共11人，马玉奎担任队长。2015年12月26日，11名队员完成援外医疗任务回国。两年内，他们共诊治61837例病人。
马玉奎有两个浅浅的酒窝，45岁的男人，笑起来像个大男孩。马玉奎让人羡慕：博士、华西医院副主任医师，有个不错的爱人，乖巧的孩子。
他却不这样想。在2013年12月前，他的生活平淡得像一页白纸：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工作，然后就在医院和家之间穿梭，他甚至能预见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跟父亲一样，看病、看病、看病，直到退休……他想生活不应该这样，于是申请去援助非洲。
2015年12月26日，他回来了。
出发
给生命增加点味道
向往非洲
10名医生，1名翻译，36个行李箱。清点完后，马玉奎给弟弟打了个电话：“我们出发了。”
家里，弟弟发动了车，赶往成都双流机场。车上坐着70来岁的爸爸妈妈，大儿子要去非洲，这一去就是两年，他们专程赶来送行。
大巴到了候机楼，弟弟的车刚好赶到。一行人进了办票大厅。推着行李，换登机牌……父母在一旁看着，默不作声。
这是2013年12月5日。这天，四川省援安哥拉医疗队第三队正式出发，马玉奎是这个队的队长。此前，他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省相关部门进行了半年的专门培训。
此次一去就是两年，但马玉奎除了别离的伤感，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马玉奎的生活不惊不诧，平淡得像一杯白水。虽然才41岁，他已能预见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他想干点事情，给生命增加点味道。
2012年，机会来了，医院通知四川要组建一支援助非洲的医疗队，去两年时间。马玉奎脑袋里却迅速地想起两件事：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与援非失之交臂;曾经听过一个援非医生的讲座：非洲一个村子都得了寄生虫病，这个医生去了，筛查发现水有问题，就用布过滤水，后来人们病好后，这种喝水的习惯，就保留了下来。他觉得这个医生，改变了当地的医疗习惯，就像一个救世主、一个英雄。
两天后，马玉奎递上了书面申请。
初识安哥拉
飞行18小时，转机三次。马玉奎跟他的医疗队，终于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落地。
第一次踏上非洲大地，马玉奎心中悸动不已。当天周五，马玉奎去了一趟中国驻安哥拉使馆。次日晚上，马玉奎带着医生，与上一批的医疗队交接班。“你们要注意，这里的疟疾表现不明显。”一个内科医生提醒。
马玉奎所在的罗安达省总医院，是罗安达最好的医院。早上7点，马玉奎穿上中国医疗队的白大褂，白大褂崭新，印着中国国旗、汉语和葡萄牙语。和队员们在医院空地上拍下第一张合影后，他拿出早早准备好的队旗，四角牵开，每个人郑重在上面签下名字，“这是我的阵地，守土有责”。
随即，马玉奎走进医院病房。病房内大个头苍蝇乱飞，匍匐于病人身上，病人也不去驱赶，马玉奎抬抬手，苍蝇“嗡”的一声飞走了。病床上没有枕头和床单。房间角落里放着简陋的柜子，里面杂乱摆放着药物和输液器，废弃针头放在矿泉水瓶中，没有盖子。手套和口罩很少，抽屉里找不到棉签。
这让马玉奎目瞪口呆。在安哥拉的前三个月很忙，甚至连续5天急诊，每天工作8小时，这在当地医院从未出现过。晚上，躺在床上，四周阒寂。累和新鲜感交织，再加上语言不通、环境不适，他的一腔热血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历险
艾滋、疟疾、大头蚊
“最怕蚊子”
渐渐地，医生们跟当地非洲医生熟络了。
这天，一个护士长求助。她的娃娃脓肿，曾经去过安哥拉卫生部部属医院，还是没看好。马玉奎给他做了引流手术，不久就好了。他有些不解：如此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看不好呢?
后来他才知道，这里每天急诊患者400至500人，随时都有病人在门外候诊，“这里的病人永远都看不完。”外科没有病床，病人只能在治疗室作简单清创、缝合、石膏固定以及关节复位。放射科只能拍摄X光片，时常因停电不能做检查。检验科可查血尿常规、疟原虫、HIV等，也时因停水、缺乏试剂无法检查。药房有一些基本的抗生素、抗疟疾药和消炎止痛药。医院没有麻醉科和手术室，更谈不上大型手术。
安哥拉的公立医院均实行免费医疗。医院预算有限，不能保证全部药品都充足，多数时候，医生所开药物只能到院外购买。最常见的疾病是外伤和疟疾，诸如枪弹伤、刀砍伤，而疟疾跟国内感冒一样常见。
这家医院平均每天死亡病例在10至20例。
在安哥拉，传染病所占比例非常高，尤其是疟疾和艾滋病。
马玉奎说，最怕蚊子，那里的蚊子太有活力，个头比国内的大多了，曲线螺旋上升，手拍根本追不准，拍准了蚊子就是一肚子血。好几次下班，他低头看自己一双小腿，密密麻麻全是蚊虫叮咬的红点，立即奔去查血，生怕被染疟疾。
枪伤很普遍马玉奎的医疗小组在安哥拉罗安达为当地人义诊。(图由受访者提供)
内科医生林科兵在工作9个月后的一天，他打完篮球感觉四肢无力。第二天，他发烧了，人倚靠在床头，一动不动，满脸惊恐。担心蚊子叮咬，白色的方形蚊帐把他罩得严严实实。抽血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同事在显微镜下发现他的血液图片中有疟原虫，他被确诊为疟疾。
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来了。疟疾的症状很可怕，林科兵高烧持续了三天，伴随头痛、腹泻，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马玉奎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赶紧向上面打报告，同时让林科兵转入另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大概治疗了一个星期，林科兵的病有所缓解，随后他顺利度过了观察期。
有时候，在医院里，经常会听到外边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是砰砰声。他奇怪非洲人也放鞭炮，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枪声!
这天，急诊送来一位伤者。枪伤，击中大腿。子弹从安哥拉人的左大腿横穿直过，击进右大腿，直至通过X光片才锁定子弹具体位置。马玉奎割开血肉模糊的伤口，瞪大眼睛，小心翼翼地将镊子深入洞口，探了探，触碰到了子弹，夹住，取出，镊子一松，子弹“当”的一声落在盘子里。
把病人伤口缝合好后，马玉奎将这粒子弹洗净、消毒，找了条细绳，仔细拴好。他把子弹挂在了宿舍里书桌对着的墙上，“抬头就能看见。”这么做，一是为了纪念在安哥拉行医的日子，二是他要警示自己，每时每刻处处小心。
枪击伤在安哥拉很普遍，马玉奎隔三差五就要取一次子弹。病人常常被身着蓝色制服、头戴贝雷帽的警察架进来，或是瘸着腿，或是断着胳膊。
医生们的活动，基本上都在医院内，除非万不得已，才会走出医院。而出去后，眼睛也要四处扫视，发现有可疑的人，就要立即逃跑。
过了两三个月，有人来找他，有个华人受伤了，他去包扎。后来他才知道，这人在路上遇到了两个黑人，拿着手枪，抢了他的东西，用枪托把他头上打冒血了。
一天，同在医院援助的古巴医生发现，他所在的房间，窗户被流弹打穿了。马玉奎听说后，立了一个新规矩，窗帘必须随时关上，白天也如此。“你是黄皮肤，到处都有人盯着你，关上窗帘，外边至少瞄不准。”
有一次，马玉奎在医院的工地上，也看到了一枚弹头，捡起来，带回房间，洗了，也拴起来。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马玉奎觉得死亡如此迫近。
有一次，他正在看病人，突然听到外边“嘟嘟嘟嘟”的声音。打电话到保卫部，对方说看到外边一群警察正在追赶歹徒，歹徒开枪，警察拿起冲锋枪扫射，俨然一场枪战。不久，送来一位银行职员，枪伤，死了。
孤独也是医者的修行
归国
用两年的乡愁完成医者的修行
此后，马玉奎管理更严了：出医院要批准，回来了要告知。复杂严峻的治安环境，把医院围成一个“牢房”。与当地人都通过翻译交流，根本不能聊天闲谈。
日子就这样过着。吃饭睡觉看病，偶尔打打篮球、唱唱卡拉OK、玩玩扑克、看看电视，外边不敢去，医院又太小，这样的日子，就像坐牢。马玉奎搞研究，写论文，以此打发时间。
几乎所有的人，都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偶尔，跟父母妻子孩子通通电话，问问情况。到后来，电话也少了，电话里慢慢甚至不知道说什么。
当地物资匮乏，每天吃的除了烤鸡腿，就是炸鸡腿。鸡腿从巴掌大越变越小，最后只有两根指头粗细，吃不饱。蔬果因缺水生长困难，价比肉贵，大葱约50元人民币一斤。
有位达州的医生，回国探亲归来后，带了几把折耳根，医院里有一片空地，刨土、种上，没想到却长得非常好!医生们发现了乐趣，种菜就成了他们打发无聊时间的最好方式。一些人回国探亲，特意带了一些空心菜、辣椒、豆角等蔬菜种子。菜园逐渐扩大。院墙角下，近30平方米的绿地被开挖成形。从破土、开挖、播种，到出秧、拔草、成苗，长成鲜菜下锅。
医生们忍受着无聊和远离亲人的煎熬，渐渐地意见多起来。但马玉奎则一直强调：来非洲，医院就是援非医生的阵地，上一个医疗队交给我，那我就一定要守好，直到下一个队到来。
很多时候，马玉奎感到很沮丧，甚至后悔，心想要是自己不当队长，也不至于有这样的无力感。而这些，让他更加加剧了孤独与寂寞感，乡愁更浓。
……无论如何，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两年来，马玉奎学会了抽烟。
终于要离开了。医院的院长拉着马玉奎，去外边吃了饭，聊得很晚，还喝了红酒，彼此留下了地址和email。
2015年12月24日，办妥了所有手续。一家中资公司和特勤武装护送他们到机场。
走进机场入口时，马玉奎特意看了看周围，颇有感慨：两年前，他从这里出来，又送老队长从这里进去，老队长进去时脸上的笑容，他至今难忘。而自己，两年远离亲人忍受孤独寂寞，也算完成了一段修行。
摇摇头，把放飞的思绪拉回来，马玉奎开始清点：10名医生，1名翻译，36个行李箱。
两年，一个都没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