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力扶贫攻坚 民建创 “智力+造血”之路
今后的扶贫路径要重点关注如何留住本土人才、引进外来人才,在重视贫困地区“硬件”开发的同时,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和人才开发,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
自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至少有16次在讲话中提到扶贫问题。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明确8个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8个中西部省区,重点就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等情况开展民主监督,其中,民建对口监督广西壮族自治区。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率队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调研,并出席民建中央、广西壮族自治区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
以经济界人士为主要构成的民建,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区委主委钱学明和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智力开发处处长于艳斌,探寻如何更好地打赢扶贫攻坚战。受访者认为,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扶贫的体制和机制,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精准扶贫有哪些方法和路径?
“家里有几口人?身体状况怎么样?经济来源有哪些?打算怎么脱贫致富?”这是陈昌智一行深入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调研时和困难群众交谈时,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致贫原因、实际困难和脱贫意愿。
关于目前一些贫困户贫困的原因,钱学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部分贫困的家庭都有特殊原因,往往是老弱病残等特殊情况,因缺乏劳动能力导致收入极少甚至没有收入;部分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因病、因灾返贫的问题也很突出。另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态环境恶劣也是导致贫困的客观原因。总之,现在的贫困户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善生活条件,往往需要大家的帮助来脱贫。
“民营企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力量,作为精准扶贫的实践者,民营企业帮扶资源和措施要重点瞄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在谈及如何精准扶贫时,于艳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帮扶内容精准,充分发挥企业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多做、做实帮助和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工作;二是帮扶方式精准,注重激发贫困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不仅要帮他们富口袋,更要帮他们富脑袋;三是帮扶成效精准,研究建立评估机制,以建档立卡贫困村脱贫摘帽、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销号为主要指标,评估帮扶成效。
在钱学明看来,过去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往往是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和捐助,只起到“输血”的作用。他认为,未来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和主要方法,更应该注重“造血”。
首先,在贫困人口自身很难“走出去”的情况下,企业要深入实地,从扶贫角度,因人而异地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引导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他们“走出去”。
其次,企业要走进贫困地区,在贫困户的家乡做某种投资,带动贫困地区人们就业。比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通过农产品的销售、运输,帮助农民提升农业的附加值。
再次,为贫困户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一些种植和养殖的企业,可以走到农村,通过“企业+农户”的方式,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带动贫困户发展专业化种植和养殖,探索可行的致富新路。例如,把专业化的服务送到家庭,为贫困户养殖提供所需要的鸡苗、饲料、疫苗、兽药等,并免费传授养殖技术,直到成品鸡出栏,全程负责贫困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最后,在扶贫小额信贷已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必要手段之一的情况下,企业可以结合国家的金融扶贫政策,把贫困户可贷的无息贷款以入股的方式投入到企业,让贫困户成为企业的股东,通过企业的发展让贫困户不断得到入股分红。
精准扶贫仍需避免哪些问题?
在扶贫开发中,虽然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已有了很好的开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一方面,缺乏组织引导。于艳斌坦言,目前,企业参与扶贫还处在自发的、松散的状态,同时还有少数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参与意识不高,认为参与到扶贫开发无利益可图,不愿意做出相关投入。
另一方面,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就总体情况来看,企业参与扶贫的认识上还存在单一性、简单化、程序化等现象。其中:表现在单一性上,主要是面对“三农”工作,一些工业企业不知道该干什么。然而,如果企业本身是从事第一、三产业的,因为与“三农”接近,所以参与的热情比较高。表现在简单性上,大多数企业还是捐资捐物,参与实质性的产业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村建设不是很明显,产业基地建设、技能培训等深层次延伸还不强。表现在程序化上,还存在“推一把,动一下”的现象。
不容忽视的是,受援方存在的“重援助,轻共建”发展思想同样影响智力扶贫工作的开展。于艳斌说,在调研时发现,大多数企业参与扶贫时,受援方总希望企业能在资金、物质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而轻视与企业共同建立支柱产业,共同发展。“其实,更重要的是企业能把贫困村和企业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产业发展,实现贫困村、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互惠共赢’。”
此外,政企之间职责不明晰。在企业参与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在支持、配合方面的力度仍需加强。同时,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资金使用不知、不明和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等现象,使一些企业在扶贫开发计划的实际执行中有力不从心之感。
钱学明在精准扶贫上提出了他的顾虑,他认为,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动员企业扶贫,帮助农民“造血”,比如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但是要注意供需平衡问题。“一旦全国都在大量投入种植业、养殖业等,可能会造成供过于求,如果打破供需平衡,就会引起价格波动。因此,国家要从宏观上做好调控,避免农民增产不增收、果贱伤农的情况出现。”钱学明说。
如何让企业更好参与精准扶贫?
钱学明认为,鼓励企业利用国家相关的优惠政策参与精准扶贫。例如,如果企业安置残疾人超过25%(含25%),且残疾职工人数不少于10人的,可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福利企业的认定申请。成为福利企业后,可享受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因为大部分贫困户主要由残疾人或不完全劳动能力的人构成,通过福利企业的方式让残疾人就业,进行“造血”。
于艳斌同样认为,通过政策调动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是可行之措。例如,各级政府要统筹协调财政、税收、农业、国土、林业等部门,制定出台对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另外,对企业参与扶贫的项目开发和其在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民培训、基地认证、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或奖励,来不断优化企业环境,以调动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此外,于艳斌还认为,要将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纳入当地扶贫开发工作的总体规划中去,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在参与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同时,要积极主动抓好企业与扶贫村、贫困户的牵线搭桥工作,引导企业结合各自实际,选择相应的产业发展项目,在方式上可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扶持模式。“搭建村企合作的服务平台,为企业参与提供政策、项目、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积极引导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同样有助于改善贫困状况。”于艳斌说。
以智力支持为主线走“造血式扶贫”之路
“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多,家庭负担重,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钱学明认为,要“斩穷根”,避免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就要办好教育。但贫困山区的教育,主要问题是乡镇一级往往初中办不好,这是东西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叠加的必然结果。学生难以学好,成不了材,甚至“学坏”。钱学明认为,“教育扶贫”应该成为精准扶贫的一条基本路径。他介绍,民建从2009年至今做了六年的试验,在全国10个省(区)开办了80多个教育移民扬帆班,把贫困山区的小学毕业生,直接安排到县城中学读初中,并为学生提供每月200元的生活补助。目前毕业的学生中,绝大多数考上了高中,少数上了职业高中,效果极其明显。每年2400元的生活费实际上直接达到了脱贫线。没有了抚养孩子的负担,家庭也容易脱贫了。可以说,精准脱贫,立竿见影,简单易行。同时,这些孩子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人才,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会问题,一举多得。
对于日益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钱学明也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认为,教育的城乡差距始终客观存在,难以做到农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农村学校无法办好,留守儿童仍然还是留守儿童。应该改变“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做法,在城镇加大农民工子弟寄宿学校的建设,让子女随父母到打工的城市读书。带来的好处,一是便于孩子得到父母照顾,解决亲情缺失和成人的问题;二是让孩子享受到城市才具备的优质教育资源,解决成材的问题;三是有利于使父母双方都安心在城市打工就业,丰富了劳动力资源,解决城市劳动力稀缺和人力资源成本昂贵的问题,满足城镇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谓一举多得,更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彻底消除留守儿童现象。
钱学明还认为,目前国家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每个县都要建职业教育学校或中心,但贫困地区往往不具备良好的师资等条件,学生不愿读,读不好,读了无市场。因此,发展职业教育不能搞一刀切,要选取具备条件的城镇实行。
于艳斌介绍,近年来,民建中央把“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为重点专题并进行调研,围绕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今后的扶贫路径要重点关注如何留住本土人才、引进外来人才,在重视贫困地区“硬件”开发的同时,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和人才开发,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
在具体做法上,“思源·教育移民计划”,是民建中央于2009年开始探索开展的集“基础教育资助、山区农户迁移、安置农户工作、恢复生态环境和促进民生发展”于一体的复合式、创新型公益项目;2011年,“思源·教育移民班”在扶贫开发模式探索成功;2012年,“思源·教育移民计划”实施后,改变了孩子们的人生轨迹,点燃了贫困家庭对生活的新希望和新期待,更重要的是,能够开启扶智之门,育一地百姓,养一方水土,改变一个地区的未来。“截止到2016年,我们已开办了152个教育移民班。”于艳斌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