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十三五”）精准扶贫破解“帮富不帮穷”
记者 李松 10月下旬，时近深秋，重庆开县满月乡川珠村1400多米的高山已有些阴冷，本报记者坐上皮卡，颠簸在崎岖山路上，两三米外就是峭壁危崖，而司机陈美东却是驾轻就熟，手掌方向盘，畅谈自己光明的种地前景：1000多亩魔芋、玉米种植基地已成型，年利润有20多万元，再加上300多亩中药材，一年下来收入可观。
33岁的陈美东是开县北部大山里出生的农家娃。因为家庭贫穷，十七八岁就外出打工，挖煤、砌砖、加工床垫……啥脏活累活都干过。2010年返乡后，陈美东仍选择从土地上“刨吃食”，看准自家100多亩荒坡地，准备搞党参、黄连等中药材种植，但打工积累的1万多元微薄本钱，却让创业犯难。
面对资金难题，陈美东主动联系上了县里扶贫资金互助会，在考察陈美东家庭情况、项目前景后，互助会在无需抵押的情况下，贷出1万元钱。利用这笔钱，陈美东购买了种苗，从此走上职业农民之路。
5年后的今天，陈美东通过土地流转，已成满月乡远近闻名的种地大户。
在开县，与陈美东类似，依靠小额信用贷款脱贫致富的农民还有不少，而他们的经历正折射了当下全新的扶贫理念——针对不同贫困群众具体致贫原因，找准穷根，开对“药方”，到人、到户提供有效的精准扶贫方案。有分析认为，“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将成为推动中国扶贫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累计减贫超过7亿人，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扶贫”道路。
在中国，通过多年扶贫，现在剩余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秦巴山、乌蒙山等14大连片特困地区。由于人口数量仍然较多、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加上剩余继续扶贫的地区，往往底子薄、条件差、发展难度大，真正成了扶贫中的“硬骨头”。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节点不断迫近，中国扶贫又面临着一场历史“大考”。
专家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扶贫攻坚也有新难题，这个难，难就难在任务重、时间紧，必须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现有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难在好扶的已经脱贫，余下的减贫幅度和效益递减；难在致贫原因更加复杂、贫困问题千差万别，过去“一招管用”、“一举多得”的办法已难以奏效；难在贫困问题与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相互交织，需要通盘谋划、统筹解决。
同时，一边是扶贫边际效应在递减，另一边则是扶贫成本在大幅提高，对于不少特困地区而言，扶贫攻坚更是难上加难。面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扶贫产业发展等要素投入成本上升，扶贫正在走进高成本时代。
不少农村扶贫干部感觉，近年来，扶贫投入越来越大，但由于扶贫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扶贫效果。在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巫山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算了一笔账：2006年前后，巫山县通村农村机耕道修建成本一般是7万元/公里左右，目前修路成本已涨至10万元/公里。
专家表示，不少国家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成本上升有一些共性原因：一是物化、劳动力价格等投入要素成本上涨；二是随着扶贫开发深入推进，目前未脱贫人口基本集中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要实现这些地区群众的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近年来，为推进扶贫工作，中西部贫困地区大力推进“整村脱贫”，有的贫困村资金投入可以达到六七百万元，资金量看似不小，但这些钱要分配到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本农田建设、基础产业、村道公路、人畜饮水等10大类20多项指标，资金使用仍显得“衣长袖短”，扶贫效果仍不理想。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困群众对脱贫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要不愁吃、不愁穿，现在除了“两不愁”，还有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要求，扶贫成本提高，更对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强化政府、社会扶贫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靶向不准影响政策效果
如果说扶贫成本提高，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整合资源逐步破解，那么长期以来，传统扶贫开发存在的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些政策举措“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难以精确“瞄准”贫困人口的问题，更成为新时期影响扶贫攻坚的一大难题。
过去，由于扶贫政策和资金大多具有补助性质，除道路、饮水、通电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普惠性项目之外，诸如扶贫产业开发、乡村旅游、异地搬迁等扶贫项目，不少贫困户“享受不起”，一些扶贫资源并没有落到贫困群众身上。
以异地扶贫搬迁为例。为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生产居住条件，政府鼓励农民从高山、地质灾害多发区搬迁到低地、平坝地区，并给予扶贫搬迁补助。不少基层干部说，异地扶贫搬迁补助减轻了群众搬迁负担，但也有一个问题——农民越穷越搬不动，也就越难享受这些扶贫补助。
贫困农村发展乡村旅游扶贫时也有类似情况。在武陵山区、三峡库区，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扶贫部门专门给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配套1.5万至3万元不等的补贴资金。乡村旅游投入大，贫困户大多和这项扶贫政策“沾不上边”。有的贫困户算了一笔账，搞乡村旅游，虽然政府给每户补贴了3万元，但业主自己还要掏20多万搞室内装修、房前屋后风貌改造。贫困户一方面没有本钱投入，另一方面房屋也破旧，不可能装修成旅店。
不仅如此，在基层产业扶贫工作中，项目补助、信贷资金大多向农业企业倾斜，并未直接帮助贫困农民发展产业项目。同时，由于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产销衔接不畅等因素影响，政府产业扶贫补贴项目不少，却难以真正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记者在西部某国贫县采访时，扶贫部门官员给记者出示的扶贫信贷资金项目立项审批表就显示，在这个县2012年实施的15个信贷扶贫项目中，贷款对象都是农业企业，扶持项目主要为生猪屠宰深加工、食用菌规模生产、种植基地建设等。“虽然在一些贴息贷款项目中，政府也要求企业应带动一定数量的贫困农户，要求部分种植养殖基地雇用贫困农户务工。”但当地扶贫干部坦言，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带动、带动了多少贫困农户，实际难以准确掌握。
“不少农民贫困群众感觉扶贫政策‘含金量’不高，原因有二：一是扶贫资源没有实现到人到户，贫困群众扶贫受益感不强；二是有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走了样’，扶贫政策贫困农民却‘享受不起’，政策精准度不够。”基层采访时，有扶贫干部告诉记者，扶贫精准度不够，已经影响到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不利于推进扶贫攻坚顺利推进。
精准识别 精准管理 精准帮扶
分析人士指出，扶贫攻坚新时期，在强调减贫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狠抓质量，要把帮扶贫困工作做精做细，找准扶贫“靶心”，以最高效率惠及贫困群众。因此，中国提出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实施精准化扶贫战略，就是要解决扶贫开发工作长期以来底数不清、目标不准、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扶贫事业开创新局面。
根据相关扶贫规划，中国将重点从三方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识别，制定贫困人口识别有效办法；精准管理，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真实、可靠；精准帮扶，针对贫困人口情况进行定责任人和帮扶的措施。同时保证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截至目前，中国已为多数剩余的扶贫对象建立起“专属档案”，建档卡不仅登记家庭基本信息，更分析致贫原因。通过扎实细致、客观公正的建档立卡，有助于摸清中国贫困底数，逐户制定帮扶措施。
“不能期待短期内就把贫困问题根治，要认识到有的问题可能短期即可解决，但有些则会需要数十年。要有长远考虑，采取综合措施，增强针对性，要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要加强精准扶贫，加快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进度，有针对性制定帮扶措施。要加快推进各项扶贫重点工作，注重与精准扶贫相互配合、与区域发展相互衔接，增强扶贫实效。
同时，中国还在抓紧出台贫困县考核办法，把扶贫成效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主要考核指标，完善贫困县约束和退出机制，明确提出，要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此外，面对扶贫成本不断提高的问题，单纯依靠政府扶贫政策和资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作用有限，各地也在通过探索深化农村农业改革，发挥政府扶贫等各类资金的杠杆作用，提高扶贫效率。
在专家看来，通过精准化扶贫战略实施，中国有信心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