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富 持续打好扶贫攻坚战
编者:
3月15日上午,随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落下帷幕,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时间正式结束。在十几天会期里,他们代表民众共商国是、建言献策。其实这仅仅是开始,担任代表委员,绝不仅是每年一次的集中亮相,大幕落下后,全年余下的几百个寻常日子,才是真正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舞台。小到社会民生、衣食冷暖,大到公众利益、领域决策,都需要他们时刻牢记使命和嘱托,为民代言,上传下达。民众关注他们怎样说,更看重他们如何将会上的建议承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成果。为此,本刊特推出专题,在盛会谢幕后,请官员代表、委员们谈谈他们履职的心得与思考。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招出招,给钱给物是扶贫,投资兴业是扶贫,购买贫困地区的产品也是扶贫,所有的正能量汇集起来,就能形成扶贫攻坚的大合力,不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在全面小康中掉队。” ——刘永富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贫困县都应脱贫摘帽”
文/记者 郝涛
“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吹响扶贫攻坚的号角。
“难度再大,今年也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2015年的扶贫任务。
3月5日下午,在甘肃代表团位于亚洲大酒店的全国“两会”驻地,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时坦陈:“难度大,压力大,但是我们的动力要更大,力度也要更大!”
扶贫任务越来越难
《中华儿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成功减贫1232万人。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我国贫困人口是怎么分布的?
刘永富:去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实现全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2014年度减贫目标超额完成,全年共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32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按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测算,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比上年减少1232万人,减少14.9%;贫困发生率为7.2%,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
从贫困人口区域分布来看,西部地区尚有贫困人口3600万,超过全国的一半,中部有2461万,东部有956万。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省份有6个,分别是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其中贵州贫困人口最多,有623万。贫困人口在300万-500万之间的省份有4个,分别是河北、安徽、陕西、甘肃。
《中华儿女》:近两年我们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哪些好的工作经验?
刘永富:这两年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减少了2882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快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2014年4月26日，刘永富（左二）在山西阳曲县考察产业扶贫
我们在精准扶贫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把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把贫困人口和他们致贫的原因找出来,把帮扶的措施找出来,然后责任落实到人。各地动员了80多万人员参加建档立卡工作,向12万多个贫困村派驻了40多万驻村干部,基本实现了对贫困村的全覆盖。
这两年加大了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在建立贫困县的考核机制、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去年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了考核办法,引导贫困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将主要精力用在扶贫开发上,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下发了约束机制办法,规定了贫困县哪些事情必须要干,哪些事情受约束不能干,哪些事情提倡干。念好“紧箍咒”,不能一边享受国家的扶贫政策,一边过富裕县的日子。
我们全面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完善资金的分配机制,改进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确保用到贫困群众的身上。同时,加大了对资金违法违纪的查处力度,对一些地方一些人顶风作案,违规乱用违法贪污滥用扶贫资金的,进行严肃处理。
我们在动员和汇集社会扶贫资源、推动社会力量扶贫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国家将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首个扶贫日来临之际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社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印发指导性文件,表彰先进集体个人。汪洋副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全面部署了社会扶贫工作,社会扶贫出现新的局面。
《中华儿女》: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扶贫工作,贫困人口逐年在减少,后面的难点在哪?会不会难度越来越大?
刘永富:你说得很对。虽然我国的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是后续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这些贫困人口多数集中在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差的艰苦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的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起来比较困难。其次,这些贫困人口中有1000多万是因病因残的人群,“一人得病,全家受穷”,从而导致了3000多万人陷入贫困。再次,贫困人口中还有600多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许多贫困人口还住在危房里,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帮助。还有贫困人口处在自然条件恶劣,“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这样的贫困人口有1000多万。
这些共计4000多万人的贫困人口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要进行重点帮扶。
《中华儿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了扶贫,既有去年减贫的成绩,还提出了2015年的目标:难度再大,今年也要再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请问今年有哪些举措?
刘永富:难度大,压力大,但是我们的动力要更大,力度也要更大!首先,我们要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国务院扶贫办将与各省签订目标责任状,年底进行考核。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不仅要加大资金的投入,更要加大工作的投入。
第二个重要措施,就是按照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要求,根据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分类施策。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帮助他们理清发展产业的思路和脱贫门路,提供金融、政策等方面支持,提供旅游、电商等方面的培训,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有病的贫困人口,首先要帮助他们治病,恢复他们的劳动能力,通过劳动脱贫致富,同时还要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对居住在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我们需要创新思路,增加他们的资产性收入,像光伏扶贫、土地入股、资本入股、参加合作社等,同时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让社会保障来兜底。
2015年2月13日，刘永富（中）在陕西延安宝塔区考察扶贫移民搬迁小区建设情况
贫困县2020年要脱贫摘帽
《中华儿女》:我听到一个段子,某县开全县大会,县领导在大会上宣布:“今年我们再次评上国家级贫困县!”下面报以热烈的掌声。贫困县的帽子地方都不想摘,导致贫困县的数量越来越多。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永富:这个问题社会普遍关注,问我的不少。首先我要告诉你,2011年以后,贫困县帽子只摘不戴,只减少不增加,不会被评上,也不会越来越多。我认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整体性贫困,贫困县都应脱贫摘帽。
借助社会力量扶贫?
《中华儿女》:在借助社会力量扶贫方面我们有什么举措?
刘永富:一个是组织实施好扶贫日活动,把扶贫日打造成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有效抓手和平台。二是探索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扶贫有效方式。总结推广万达集团包县扶贫经验,动员更多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新时期扶贫攻坚。三是进一步强化定点扶贫工作。将和国资委合作,组织动员68家中央企业开展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活动,拟用三年时间帮助108个贫困老区县中约1.5万个贫困村解决水电路等突出问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做好对63个贫困县、500多个贫困乡镇、2800多个贫困村的帮扶工作。30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要更加精准,更有成效,防止流于形式。四是进一步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创新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总结推广福建蓉中村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做法,改进完善东西扶贫协作,加大先富帮后富力度。同时,要建设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帮扶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
我们希望,全社会各个方面都能响应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到扶贫开发的光荣事业中来,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好传统,凝聚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的正能量,构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招出招,给钱给物是扶贫,投资兴业是扶贫,购买贫困地区的产品也是扶贫,所有的正能量汇集起来,就能形成扶贫攻坚的大合力,不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在全面小康中掉队。
2014年1月16日，刘永富（左三）在广西隆安县看望慰问贫困户
加大扶贫资金的管理力度
《中华儿女》:各个地方对扶贫资金都盯得很紧,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把扶贫资金真正用到扶贫项目上,扶贫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请问能不能出台相关的对扶贫资金实行统一监管和追责的制度,来实现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
刘永富:扶贫资金被挪用、被挤占的情况确实有,有的没有发挥效益,在账上趴着的也有,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扶贫款是给穷人办事的,哪怕几千块钱、几百块钱、几块钱、一分钱也不能乱用,对违规的就应该是零容忍,就应该是这样的。2013年审计署审了6个省19个县,查处违规资金2.34亿多元,这里面多数是“打酱油的钱买了醋”,也有少量是被贪污浪费的。扶贫办、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抓了这个事情,目前已经全部整改到位,被贪污浪费的1500万元扶贫资金已全部追回,是单位的责任由单位补,是个人的责任由个人补。我们还处理了143个相关责任人。
这个问题首先是有制度的问题,原来的制度有其不合理性。国家和省里管得太细,有的甚至管到了项目。因为资金总量不大,撒胡椒面,给的钱都不够,买一瓶矿泉水五块钱只给了三块钱甚至两块钱,这个事办不成,办不成两件事合起来办,一审计就不合规。所以我们进行了改革,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加大地方资金统筹的权力。比如说多少用于基础设施、多少用于公共服务、多少用于贷款贴息、多少用于上学补助,有一个大的比例,有一个笼子,让地方来做,允许调剂,哪个地方干事干得好、干得多就多补一点,不干事的少补一点。去年已经下放了70%,今年要进一步下放。
再一个,制度再合理也有一些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见钱就眼红的人,针对这样的人我们要加大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姑息、不迁就,并且将其曝光。虽然是少数,但是其影响很坏。县里要搞信息披露,公告公示,让群众知情,让社会参与,是最好的监督,同时加强指导和检查。去年底我们开通了12317监督举报电话,专门受理扶贫资金使用问题的群众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