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北派打地铺 南派住别墅
编者按
步入11月，我国《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颁布施行10周年。自从传销在中国大陆出现以来，传销与反传销的斗争从未终止过，四川省工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0年间，我省共查处传销案件441件，案值近6亿元，罚没金额1732.97万元。
近年来，除工商、公安等“国家队”之外，民间反传销志愿者正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近他们，通过他们的经历，透视当前传销的新特点和反传销的新难点，以及官方与民间力量如何更好合作，以此增强反传销的实效。
选择成为反传销志愿者时，45岁的阆中人李旭心间充满了激情，在他看来，官方打击传销，往往以驱散、遣返为主，如何让被洗过脑的传销者清醒过来，反传销志愿者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几年过去，随着反传销志愿者的逐步流失，目前民间职业反传销人士不足300人。
是什么导致这些草根的反传销力量渐渐减少，反传销路上他们有着怎样的困惑?连日来，记者走近反传销志愿者，一探究竟。
【困惑一】
反传销协会身份尴尬 反传销志愿者该不该收费
曾潜入传销组织的李旭，他所在的“中国反传销协会”是业内知名度较高的一个民间反传销组织，约有40名专业反传销人士。“在全国层面上，活跃着七八支这类反传销组织，现有民间职业反传销人士不足300人，算上偶尔参与的‘半职业人士’，也不超过1000人。”李旭说，面对庞大的传销人群，民间反传销的声音太微弱。最开始时，大家凭着激情做事，纯公益，不收取任何费用，结果不可持续，无固定办公场所，志愿者也逐渐减少。
据李旭介绍，目前“中国反传销协会”是半公益性质，身份尴尬，注册协会不成功，只好注册咨询公司，并以此为平台开展反传销工作，“别人把人带到北京来找我们‘反洗脑’后，随便给点捐助;我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反传销工作，会向寻求帮助的人要差旅费，如广东、福建收3000元。”
“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网”负责人蒋德胜对记者说，他们的经营方式一般是求助者支付往来的交通、食宿费，完成劝导说服工作后，其家人自愿支付数百或上千元费用。
志愿者彭柱的“中国反传销救助联盟”在淘宝开了一家网店，出售15种虚拟代金券，以方便当事人拍下后支付反传销的食宿、餐补等费用。从代金券情况看，最大面额是“反洗脑劝说成功后自愿支付酬劳8000元”的代金券，也有6000元、5000元、2000元不等面额的代金券。从成交记录看，2000元面额的代金券成交最多也仅7单。
李旭说：“不收费，大家不相信你，也难持续;收费，大家又质疑你，完全商业化肯定会出问题。”
【困惑二】
个别志愿者将反传销当商机如何规范发展
部分反传销志愿者为了维系团队运行，收取一部分费用的办法，让极个别的人看到了“商机”，把这当成赚钱工具，各色人等混杂其中，给反传销志愿者群体带来不良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传销人士说，一些反传销组织利用家属急切心理乱收费，报出了上万元的高价;在解救人员的过程中，一些公司专门找收费的定位公司，用手机定位等技术手段找到人;一些组织在反传销中使用暴力殴打、交换人质等手段。这其中不少是违法行为，涉嫌诈骗、非法拘禁等，让反传销志愿者群体蒙羞。
反传销行业何去何从?“规范化的基础上，政府购买服务，为老百姓分忧。”李旭认为，反传销民间组织各自为政，十分混乱，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制定出统一规范的救助标准，政府买单，不再向求助者收取任何费用。
国家工商总局一名工作人员承认，民间反传销组织经常给工商系统提供一些线索，有些还协助工商、公安破获了一些案子，客观上给反传销工作带来一定的益处，“工商系统也曾有人提出过‘能否收编’的话题，但一方面限于经费问题可行性不大，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个队伍人员参差不齐，这个话题就没再探讨了。”
据省外媒体报道，北京平谷区工商分局在打击传销组织的过程中，就曾邀请传销志愿者加入打“心理战”，取得一定成果。
【困惑三】
传销组织者“隐身”斗法 法律操作性咋增强
反传销这么多年，为何久反不绝?李旭认为，这与传销头目反调查能力强等有关，更重要的，与法律法规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因素有关。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李旭说，实际上，新型传销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很清楚法律规定，并一直在规避这个条款，成员之间几乎不跨层级来往，一些组织者做不到“三十人、三级”的标准就“隐身”，再加上网络传销等新型手法层出不穷，参与者最多接触直接上下级，原有的法律法规“力不从心”，他们即使向相关部门举报，也多为遣散了事。
据四川公安一名经侦民警介绍，除了“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外，对一般违法人员，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一般由工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省工商局直销监督管理处处长黄鸣认为，查处传销的手段有局限，工商部门只能冻结传销组织的公司账户，对于组织者的个人账户则无权处理，这样就很难查到传销组织的违法所得。法律滞后直接影响执法效果。目前工商部门查处传销案件的法规依据为《禁止传销条例》，对于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处罚起点高且自由裁量弹性大，工商部门执行起来难以把握。
直击
——本报记者亲历反传销“心理战”
同学一番鼓动，陕西商洛姑娘小梅来到成都市温江区，不料却掉进传销窝点。“纯资本运作”“年收入百万元”……连续几天轮番“洗脑”后，小梅相信了，花光5万多元积蓄后，还以各种名义向父母借钱。父母千里迢迢来到温江，好不容易将小梅带出传销组织，却一直未能说服她。万般无奈，向北京的反传销组织求助，他们派出了资深反传销老师“阳光”来帮助小梅。10月底的一天，记者跟随“阳光”亲历了一次反传销“心理战”。
“表哥”拉近与小梅的距离
10月31日下午，成都市温江区某茶楼。
“这是你北京的表哥。”小梅父母向女儿介绍“阳光”，“套近乎”是为了取得小梅的信任。
寒暄几句后，“表哥”对小梅说，“你在温江参加的那个‘69800资本运作’项目，之前我也搞过几年。”“那你肯定挣了不少钱?”听到“表哥”说起这个，小梅顿时来了劲。
“一分都没挣到，还亏了好几万。后来我才晓得，这其实就是集资和交会费，说穿了就是骗。”“阳光”边说边画出了传销层级图。小梅并不相信“表哥”的话，“这个项目是国家支持的，好多人都在搞，还有红头文件!据说是国家给我们的最后一个迅速发财致富的机会。”“文件是伪造的，国家一直在打击。”“阳光”打开手提电脑，找出反传销教育片，里面工商人员一步步揭穿传销的种种谎言。“你乱讲，我不和你说了。”小梅腾一下站起来，拎起包就要往外走，被父母拦住了。
小梅决定跟父母回家
虽被父母拦住了，但小梅仍然气呼呼地坐在旁边耍手机不说话。“阳光”只好调整策略，和小梅父母拉家常，气氛缓和了一些。“阳光”见状，又凑过去与小梅搭话，“表妹，我看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不会去骗人害人吧?”
小梅没吭声。“既然这个项目这么好，他们让你去骗人了吗?”这话似乎打准了小梅的心理薄弱点，她虽没吭声，但脸上肌肉明显搐动了几下。“其实他们就是想利用你骗更多人，等骗到的人多了，他们赚完钱就走人了。但人是你骗来的，你心安吗?”“我每次打电话拉人，他们总在旁边教我，有些话我也知道是假的。”小梅终于开口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想到至少要把自己花的钱挣回来吧，也想快点拉几个人来。”……
历时5个小时，“阳光”总算让小梅相信，那个让她抱着“一夜暴富”梦想的“资本运作”项目，就是改头换面的新型传销。
“我这就
跟 父 母 回家。”小梅的表态，让一旁坐立不安的父母露出了笑容。
自述
曾被女友拖下水几乎“家破人亡”
讲述人：阿迪，今年25岁，反传销志愿者，也曾是传销受害者
我是川东北一个偏僻小县的人，今年25岁，在反传销领域，只能算个新人。为什么要做反传销志愿者?因为我本身就是传销受害者。
我是被女朋友拖下水的。2013年春节后，她的几个同学喊她去河北，刚开始说是打工，去了就被拖入传销。她信了，陆续投入了好几万，还不断给身边的人打电话拉人去。刚开始是她的同学朋友，后来是她的亲戚，再后来是我。
她说，这里钱很好赚，等赚到了100万，我们就结婚。当时，我很爱她，听她这么说，我也去了河北。
一到这里，我就意识到不太对劲。几十个人住在一套民房里，大家都睡大通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聚在一起进行“成功教育”，然后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观摩怎样给熟人打电话劝别人来，所有人都跟吃了兴奋剂一样;拉来新人了，所有人都鼓动他交钱投资，交2900元，买一份谁也没见过的保健品，就算入门了;买得多的就是经理级别，发展下线越多，你的提成和收入就越多。
现在看起来，这是很老套的传销模式，但当时那个环境下，我也还真信了。陆续从家里骗来5万多，先后买了20份，也成为主任级别了。
再后来，这个窝点被当地公安和警方端了。被批评教育后，我和女朋友都被放出来了。我拉她回四川，她不干，听了几个人的劝说，她又去辽宁“投资”了。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传销，我这差不多算“家破人亡”吧。
我在网上看到有反传销团队招募的消息，就报名参加了。去年开始到现在，参加过四五次劝说，跟着老师参加过不到十次的解救，幸运的是，这些劝说和解救都成功了。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阮长安 刘佳本报制图 卢浩
快评
去芜存菁
民间反传销志愿者才是有益补充
□悠然
早在2005年国家就出台了《禁止传销条例》，定性传销属违法，明确了查处机关、查处措施和查处程序。可10年后的今天，传销的社会危害依然存在，这说明打击传销任重而道远。
面对非法传销的隐蔽与复杂，不可否认，民间反传销组织是全社会反传销的重要力量，但也不能不看到，随着最初的“公益性”日趋淡化，一些民间反传销志愿者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生意人”，他们中有的人甚至通过“救人”生财、牟取暴利，以违法手段“反传销”。
民间力量如果引导得好，定会成为反传销的补充力量，引导不好或没有约束，也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累赘”!如何更好地协调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笔者认为，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对民间反传销力量仔细甄别，对出于公心、依法依规参与反传销的志愿者队伍，在团队注册、明确身份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举措，鼓励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健康发展。而对于以“反传销”作为谋财之道、使用违法手段的部分反传销志愿者，则要依据法律法规给予及时制止，防止其损害求助者利益，让反传销志愿者群体蒙羞。
总之，对民间反传销志愿者，希望能去芜存菁、去伪扶真，让这股民间自生力量纳入合法化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