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布局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三农”问题

（记者　刘斐　史林静　宋晓东）被视为中共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国经济增长迈入中高速、发展水平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阶段，如何创新思维、夯实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中国开展现代化农业建设的重大任务。

        中国日前印发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１２年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文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

        “农业有四大传统贡献，体现在产品、劳动力、资金和外汇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如今，农业还被赋予了生态、政治等意义，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能够保证城乡均衡发展，有利于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对２０１５年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并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五个方面作了部署。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去年底曾就如何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表示，２０１５年将坚持以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为主线，千方百计使粮食产量稳定在１１０００亿斤以上、农民收入增幅保持在７．５％以上。

        农业农村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是调节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是扩大消费的新增长点。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夯实农业基础，首先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使之更集约、更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其次，要继续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条件和耕地质量。”

        “引入市场资本，激发农业潜力和激活土地、资产等农业各要素”是李国祥提出的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第三条路径。

        虽然中国粮食总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但农业资源禀赋匮乏和人口超多的大环境没有改变，粮食供求紧平衡的基本态势也没有改变。

        中国为发展现代化农业，不断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截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１．１２亿亩；当年全国农机总动力预计相对２００４年增长６４％。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

        有“中原粮仓”之称的河南省是中国粮食主产区，该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副处长黄伟表示，除规模化经营外，“未来粮食增产潜力，主要在技术投入和生产方式转变。”

        郑风田表示，农业现代化不仅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确保粮食产量增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使其可以投入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难题，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纵观自２００４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提高农民收入都是一个核心内容。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央已累计投入７０００多亿元，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中国还取消了两千年来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实施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

        在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环境利好等联合发力之下，近年来，中国农民增收已实现“十一连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郑风田说，农民增收方式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前者主要有加强对粮食生产区和农业大省的投入，增加对农民和农产品补贴。而为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医疗等社会化服务，提供非农就业岗位，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投入等，则是隐性的。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势头。

        李国祥建议，把农业中过去的保障性产品延伸为发展性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