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减贫需要更多中国声音
绘图：刘念
1中国的扶贫开发经验对非洲更具吸引力
主持人：过去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在非洲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了广泛的发展援助。但是，近年来很多非洲国家开始更多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减贫经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扶贫开发经验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嘉宾：在过去60多年中，西方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大陆的实践遭遇挑战，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持续低迷，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在同一时间内，中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经济发展和减贫成就。1981年，按照1.08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有6.34亿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43.1%，而到2004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2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2.24%。而反观非洲，贫困人口数量从1.68亿上升到2.98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上升到30.77%。
二战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国家现代化”的任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对非洲进行发展援助，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大量的资金和项目投入给非洲带来了可观的变化。从纵向上来看，非洲很多国家如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等国家的福利水平、教育卫生条件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时至今日，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依然缺乏可持续的机制，贫困依然呈现长期化特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20世纪60年代刚刚独立的时候。
之所以造成这种原因，是与西方的援助模式分不开的。西方的发展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讲逻辑导向并没有错，但是在实践中遇到相当多的麻烦。在过去的40年，很多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经历了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前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示范下采取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以及自力更生基础上倾向于内向发展的《拉各斯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发展阶段。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发展干预战略不断摇摆，并没有解决非洲发展需要突破的核心问题，非洲国家既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民主、透明、法制政府，大量外援成效甚微。在这种背景下，非洲国家普遍出现了“向东看”趋势，希望借鉴或仿效“中国模式”，希望摆脱长期被西方国家单一模式控制状态。
编者按
建设一个没有贫困和饥饿的世界，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从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到整村推进的新世纪扶贫开发战略；从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到到家到户的精准扶贫，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进程。而与此同时，非洲等一些发展国家仍饱受贫困的困扰，缺乏摆脱贫困的有效办法。发展中国家能否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国怎样把自己的扶贫开发“故事”更好地分享给发展中国家？本期《观点》版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伟宾
嘉宾：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李小云
2基于本国发展实践的渐进式改革过程
主持人：尽管中非都是从二战后开始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资源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非洲国家能够学习中国的扶贫开发经验吗？
嘉宾：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着眼于提升软实力和增加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支持、举行了各种高级别发展对话和培训等活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学习中国的发展和减贫经验。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减贫之路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特殊性，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如“经济特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对中国的发展与减贫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仅局限在这些政策方面并不足以全面把握中国发展与减贫的核心。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贫困减缓过程，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制度路径，而是有条件的、渐进式的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这样的改革过程很大程度上既符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更避免了大规模变动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动荡伤害。尽管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诸多差异，非洲国家很难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发展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均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很多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成功实践给非洲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国经济条件、基础资源、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只要把中非现实差异分析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的减贫经验，然后有选择的借鉴参考，非洲是完全可以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的。
正如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特定国情的产物，各个国家的发展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也为学习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了指导思想。
3筑牢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大规模减贫的制度基础
主持人：发展中国家要进行怎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建设，才能更容易取得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成就？
嘉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福利联系在一起，而且将这一目标作为其连续一致的政策。
中国在建国之后的三十年内，进行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建立了自主的工业结构，相对现代化的农业研发体系和相对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相对封闭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积累了如何依靠自身力量的发展经验。此外，中国完成了广泛意义上的土地制度改革，为多数人依靠农业摆脱贫困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教育和医疗水平的进步、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基础设施从制度、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全方位建设为改革开放和利用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提供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的公平，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和减贫创造了主要的条件。
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分配制度、以对外开放为主要特征的贸易投资制度以及以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此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状态。经济快速发展“涓滴”到普通农户，给多数人利用市场增收致富创造了条件。
相对公平的资产分配制度（主要是土地制度）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大多数中国贫困农民得以分享市场的机会和利润，从而摆脱贫困。大规模的减贫需要国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宏观设计，确保有利于脱贫的发展导向。
4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是摆脱贫困的主要路径
主持人：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有哪些产业应该是摆脱贫困的优先选择？
嘉宾：中国的减贫过程是以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为基础的，从1978年至1985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同时农业增长年均达到8%，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增长，这个阶段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开始，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原先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也解决了困扰中国政府和人民多年的粮食安全问题。反过来，农业产品的剩余为农民储蓄的增加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之后很长时间，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增加了收入，拓展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但是在农产品销售市场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为了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许多地方开始了以农产品转化为主要特色的乡村企业的经营，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以小商品加工销售为主的“温州模式”和以小型加工业为主的“苏南模式”，繁荣了地方经济并扩展了市场流动的空间。
5农民和农民工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主持人：与中国相比，非洲国家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和市场中，分享市场机会和利润？
嘉宾：中国制造能够迅速在全球崛起，占领广大市场，除了中国劳动力素质以外，也付出了牺牲农民和农民工福利的代价。无论是建国之初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都与农民和农民工密不可分。中国农民在福利上的损失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从而为撬开国际市场，从国际市场上获利创造了条件。无论是从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初期，如果以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发展工业，那么将会极大增加中国制造的成本，中国制造占领全球市场的能力将大受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发展和扶贫开发的经验的核心是中国农民，正是中国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巨大的福利让步，才会使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快速发展，从而为促进整体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不仅是农民，包括工人、政府官员和学者在内的中国劳动人民用他们勤劳的付出，为融入到全球价值链过程，利用全球资源发展经济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快速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6让中国的扶贫经验更好地在海外落地生根
主持人：在海外推广中国的扶贫开发经验，需要注意哪些因素？如何才能更好的推广中国扶贫开发经验，让更多需要的人分享中国经验？
嘉宾：这两年，在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建立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通过现场展示示范的劳动密集，节约资本的农业技术。在我们现在与非洲分享经验时，往往会让他们看我们现在的农业，给他们的印象是中国农业的研究就是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其实，我们的农业是靠劳动集约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坦桑尼亚的农村现场示范玉米密植种植技术，使当地的玉米产量从过去的一英亩4大袋（当地计量单位）增加到现在的12大袋。示范成功后，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户开始采用密植的示范技术。玉米密植的技术示范成功，重要的基于当地农户发展的内生过程，尊重当地农户的生计逻辑。
在开展国际扶贫项目和发展援助时，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外不同之处。经济上，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经济结构，而非洲国家以初级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社会结构上来说，中国相对稳定的以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为核心的“强国家与强家庭功能并重”的社会结构既利于发挥国家的作用，也有助于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以减轻风险。而非洲国家缺乏长期中央集权的历史和独立执政经验，加之民众对国家认同薄弱，形成了“弱国家——强部落”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既不利于国家对资源的集中调控，也不利于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个人激励容易被种族和部落传统权威弱化。
其次，要避免带着发展优越感进行交流分享，要和受援国建立伙伴式的关系。中国在坦桑尼亚的扶贫项目就是这样一种伙伴式关系，得到了坦桑尼亚政府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样的扶贫项目是把传授中国经验的教室从国内搬到了非洲，把传播中国减贫经验的舞台从教室搬到了农村。在进行扶贫和发展援助时，要树立一种观念，我们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传教士，而是把我们取得成功的东西拿出来给需要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得以摆脱贫困。
第三，要避免陷入西方话语权的解释陷阱。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路径。尽管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也充分利用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市场并不是中国经验的全部。中国的发展过程很好的演绎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渐进性的、试错性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政府不仅仅是当市场失灵时起纠正和弥补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市场的规范发展。
第四，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和减贫的核心要素是农业、是乡镇企业、是劳动力资源，而不仅仅是发展援助和政治制度建设。在自然资源既定的前提下，走依赖农业和乡村工业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将更有利于贫困农户摆脱贫困。
最后，要加强在海外宣传扶贫开发的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加强与受援助国的文字、语言交流和沟通，更重要的是，把中国扶贫开发的经验用受援助国和国际社会便于理解和操作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国的扶贫开发经验具有特殊性，只有把中国的特殊性和全球贫困的普遍特征结合起来，找到中国实践和海外扶贫理论联结的节点，才能真正让中国的扶贫经验在海外生根发芽，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因为中国的扶贫理论和经验摆脱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