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咋确保5575万人口如期脱贫
编者按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今后五年需要让5575万人口脱贫,可谓最难啃的硬骨头。当下,农村存在的教育滞后、基层贪腐、扶贫弄虚作假等问题不容忽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委员们都提出了哪些建议,本期将为您盘点。
精准教育脱贫让乡村教师体面起来
□ 记者 蒲晓磊
通过教育的方式摆脱贫穷,走出困境——这种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变得极为脆弱。
“现行教育体制下貌似公平的高考制度,由于受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差异的影响,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下降,使得不少农村的孩子在考场上无法与城里的孩子平等竞争,或者不得不离开考场进工厂,结果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导致了城乡教育实际上的不公平。”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西省主委刘晓庄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说。
刘晓庄认为,要想提高农村的教学质量,首先要有一支优秀的乡村教师队伍,精准的教育脱贫,必须打通留住优秀乡村教师这“最后一公里”。
待遇低是乡村教师普遍问题
“虽然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快乡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合理布局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等,但教育的关键要素即师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地方尤其是边远山区,甚至呈现逐年加剧、日益严重的状况。”刘晓庄说。
“待遇低是乡村教师普遍面临的问题,近年来乡村教师表面上看涨了工资,但物价涨得更快,实际收入在缩水。”刘晓庄坦言。
清贫的生活,工作条件的艰苦,导致乡村年轻教师流失、年龄结构老化、师资队伍青黄不接。
据相关调查报告统计,2010年,湖南省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46岁以上的占44.2%,50岁以上的占27.9%,而城市和县镇的46岁以上小学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21.2%和30.2%,50岁以上教师所占比例分别为12.5%和16.7%。
同时,乡村教师难以进城获得培训,一个地方一蹲就是几十年,不能及时得到系统的进修“充电”机会,知识技能严重老化。
“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带着浓重的乡音很无奈地说,我自己就不懂计算机,也不会说普通话,以前也没有很好地学过,叫我怎么教孩子电脑知识和汉语拼音?”刘晓庄在谈起这段调研经历时,同样很无奈。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乡村教师理应过得更加体面,更有成就感。唯此,才能使他们更加专心于教学活动,更加致力于乡村的教育事业,把一拨又一拨的农村孩子输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阻断农村贫困的代际相传,并且以个人言行举止的‘先生’形象,营造乡贤文化,提高乡村的文明程度。”刘晓庄说。
国家提出教育脱贫若干措施
让刘晓庄感到欣喜的是,随着教育脱贫被列入顶层规划,上述困境将迎来解决的良机。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决定指出,“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并提出了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建设的若干措施。
“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向贫困地区基层倾斜,为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定向培养留得下、稳得住的一专多能教师,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教师招聘引进办法,建立省级统筹乡村教师补充机制,推动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和对口支援。全面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决定专门对乡村教师的待遇作出了规定。
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政策规定得很全面也很到位,关键是要把文件的政策性语言转化成为一项项实在的措施和一个个落地有声的行动,不能‘只听梯子响,不见人下楼’。”在欣喜之余,刘晓庄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对此,刘晓庄在总结了自己的调研结果后,分别从经费支持、制度健全、技能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刘晓庄建议,国家教育经费应大幅向乡村基础教育倾斜,最好可以拿出一半的经费支持乡村教育。与此同时,要健全农村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和逐步普及高中教育,积极培训更多的乡村教师,帮助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
刘晓庄认为,还要全面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可以对县城以下乡村教师实行分类补贴,离城市越远,补贴越高；在城镇为享受荣誉的乡村教师建退休公寓,领取高于城市标准的退休工资。
在刘晓庄看来,除了资金上的支持,职业技能的提升同样重要。要加大乡村教师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规定每五年不得少于一期两个月的培训；城市学校对乡村教育的对口支援,要多派出富有教学经验的专家级把关教师；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城里的优秀教师“向下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乡村教师业务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力资源的联动性支援。
“说到底,提高乡村教师的各种待遇,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水平,提高乡村教育的教学质量,终使农村孩子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这是一环紧扣一环的事情。”刘晓庄指出。
“而当前紧要的是,打通教育脱贫‘最后一公里’,让乡村教师体面起来。”刘晓庄说。
扶贫任务越艰巨越要严防弄虚作假
□ 记者 蒲晓磊
到2020年,通过实施精准扶贫解决我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是“十三五”工作的重中之重。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实施,在给贫困人口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一些地方和有关部门带来更大的压力。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高度注意的是,扶贫任务越艰巨越要严防弄虚作假,尤其要严防‘在贫困农户收入数据上作文章,玩数字游戏,靠数字脱贫’的苗头出现。”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龙润集团董事长焦家良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指出。
一些扶贫干部缺乏技能
焦家良认为,直到现在,一些地方的扶贫干部仍然缺乏对于扶贫工作的积极担当,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储备仍然“贫瘠”。
“有的地方搞领导干部全员上阵的扶贫做法,是建立在‘所有领导干部都是扶贫能手’的假设上,但实际上它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扶贫折腾。究其原因,在于扶贫干部缺乏扶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焦家良说。
比缺乏知识与技能更糟糕的,则是态度上的消极。
焦家良指出,部分扶贫干部缺乏做扶贫工作的精神准备与感情准备。有的扶贫干部抱着“可怜穷人、施舍穷人、拯救穷人”的心态进村扶贫,有的扶贫干部甚至还存在“离开工作岗位进村扶贫是被边缘化”的心理。缺乏对贫困问题的科学认识,缺乏对贫困人口的感情认同,缺乏对扶贫工作的积极担当。
缺乏担当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惧怕问责心理下的“数字脱贫”。
“因为惧怕问责,有的扶贫干部没把精力放在如何科学施策和精准用力方面,而是按照时间期限定目标,根据时间节点定指标,依据脱贫指标签订扶贫责任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缺乏考虑,最后就只能在扶贫数据上打主意。”在焦家良看来,这种“奔着时间算扶贫”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除此之外,扶贫部门间因为竞争而导致的新的不公平,同样值得警惕。
在扶贫任务缺乏统筹协调的情况下,各扶贫部门往往会从自己的条件和资源出发,尽力从人财物方面对自己挂钩扶持的点进行投入和扶持。这样一来,不同部门给挂钩点带来的扶贫资源,不仅种类千差万别,而且数量悬殊巨大。这对大致相同地区的贫困农户来说,就会形成新的不公平。
以农户为主体制定计划
焦家良认为,应当以贫困农户为主体制定五年脱贫攻坚计划。
“每户贫困农户必须有一个五年脱贫攻坚计划。制订计划的过程是统一思想的过程。是将脱贫权、发展权交给农户,是实现精准扶贫的‘私人订制’。脱贫攻坚计划,是帮扶干部的工作指导和考核内容。”焦家良说。
在焦家良看来,以贫困农户为主体,还要以贫困农户的实际需求来明确扶贫部门的责任。分别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各个帮扶单位之间应该加强统筹协调,相互协作,取长补短。
“职能部门要以满足贫困农户发展和关乎民生的水利、道路、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专业技术部门要以贫困农户的农业科技、市场信息和发展规划等为主；科研部门要以新技术、新品种和劳动力培训等方面为主。最终形成不同贫困地区‘贫困情况相近、扶贫投入相当、脱贫进程一致’的局面。”焦家良说。
焦家良建议,为提升扶贫工作的速度和质量,可以将贫困户的评价作为脱贫考核的重要指标,制定验收标准考核指标体系,将贫困农户认可的脱贫方法和成效作为考核部门和干部扶贫工作的重要依据。
避免边脱贫边返贫现象
在扶贫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边脱贫、边返贫现象的出现,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焦家良指出,当前,脱贫的持续性受到考验。由于是按照“定时间、定目标、强投入、快增收”的方式进行扶贫攻坚,缺乏针对贫困问题的综合发力,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发展等,就会出现脱贫不稳,返贫率高,扶贫工作持续性不强的问题。
焦家良建议,要避免边脱贫、边返贫现象的出现,关键在于发挥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以产业发展需要配套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要引导打造能够体现当地优势、创造经济效益的发展产业,同时要以成熟和有发展潜力的扶贫产业来配套批发零售市场、电子商务、市场推广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全方位的“小农户、大产业”的扶贫体系。
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来协调政策及项目,则是要求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壮大区域经济,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来持续保障贫困地区的发展。
开出“猛药”保障扶贫不被贪腐侵扰
□ 记者 蒲晓磊
“脱贫攻坚,成败在落实,关键在基层。基层的最大风险是贪腐。”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进重庆市主委陈贵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发言说。
在陈贵云看来,惠民政策多、资金多、项目多的扶贫工作,已经成为贪腐者眼中的“肥肉”,加之涉及面广和工作环节多的特点,在贪腐者眼中又是“漏洞百出”,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大案小案频发,窝案串案严重。特别是在扶贫“最后一公里”的乡村,“苍蝇”逐臭,“蚊子”吸血,农民身边的腐败,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农村基层贪腐损害党政形象,破坏社会稳定,延缓全面小康的进程,‘十三五’时期的脱贫和反腐攻坚战不容放松。”陈贵云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7月通报,我国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呈现“职务低、发案率高”的态势,各级检察机关自2013年以来查办涉农扶贫职务犯罪28894人,有的市、县涉案人员中科级以下人员和村组干部超过70%。河南省纪委梳理2014年以来3263起基层腐败案件发现,涉及乡镇科级干部占13%,村级干部占40%,职务最低的为村出纳、村民小组组长,甚至农村敬老院院长、小学校长。
陈贵云发现,农村基层贪腐已经呈现出小金额长期贪、手段拙劣、抱团腐败的特点。
小金额长期贪,如吉林省长岭县某村书记与8名同伙,连续4年通过虚假申报骗取国家泥草房改造补助资金39.6万元；手段直接、拙劣,如河南省平顶山一村会计代表村“两委”慰问贫困群众,将200元慰问金中的100元据为己有；抱团腐败突出,如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扶贫职务犯罪中,窝案、串案人数占84.5%。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一些基层干部手越伸越长,从农民的“养命钱”“救灾钱”到“孩子钱”“死人钱”,有的“村官巨腐”涉案金额上亿元,而且手段隐蔽,更难防范。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在政策红线和反腐高压下,农村基层贪腐依然阴魂不散,扶贫对象造假、扶贫实施中截留资金、脱贫成绩造假等手法也是层出不穷。”陈贵云说。
陈贵云认为,导致农村基层贪腐蔓延的原因很复杂,既有观念、作风问题,也有制度、机制问题,但归根结底主要有三点:
一是权力集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虽然“官”不大,却是“全天候、全科型”官吏,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各种权力集于一身。
二是监督不力。农村基层“天高皇帝远”,权力运行不透明,政务、财务公开流于形式,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难以保障。
三是政治生态。有的乡镇机构官员法治意识淡薄,懒怠庸散积习已久；有的“村民自治”成了“村官自治”；有的农村精英流失,基层政治生态更不容乐观。
“农村基层贪腐危害巨大、影响恶劣。在当前实施精准扶贫对党风政风提出更高要求之际,贪腐痼疾更令人担忧,必须同时开出‘猛药’与‘良药’药方来治理。”陈贵云说。
以重拳反腐取信于民。持续开展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治理,加大审计、监察、巡视密度,保持高压态势。发动、支持群众反“身边的腐”,为他们投诉、举报、咨询提供便利,形成“国家打老虎、全民打苍蝇”的局面。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修订涉农法律,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和程序,特别是刑法应进一步明确村干部职务犯罪主体资格和从事公务范围,使司法介入有法可依。加快农村扶贫开发法的立法进度。加强法治宣传和法律援助,引导农民学法用法。
完善村民自治机制。规范村委会选举,降低村民质询、问责、罢免村官的操作难度。坚持“民事民议民决”,推进村民自治从民主选举向民主治理转型。
打造涉农扶贫工作全方位立体监督体系。重点是涉农扶贫资金管理要从条块分割向财政“一条线”转变,推行“一张图”审批和流程化管理,便于审计监督。以“互联网+”助推涉农扶贫工作阳光运行,如,建立全国统一的扶贫对象数据库、涉农扶贫资金和项目数据库以及专业监管网络平台,探索实现中央、省、市、县区、乡镇、村六级网络的全节点公开。
就业扶持源头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 记者 蒲晓磊
“多年前媒体刊登过一则记者和山村放羊娃的对话,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假如我不是因为上学读书走出了农村,当年我的回答也绝对跳不出‘放羊—攒钱—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思维。”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姚爱兴感慨道。
在姚爱兴看来,多年前那段让他心情复杂的对话,至今仍是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的生动写照。
贫困代际传递,一般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
“贫困代际传递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体制的因素,又有资源环境的因素,还有自身文化等因素。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潜移默化的结果,必须高度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姚爱兴说。
教育滞后形成贫困文化
在姚爱兴看来,在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滞后首当其冲。
教育水平低下,影响贫困家庭孩子就业和获得发展资源的能力,也使他们缺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从而陷入持续的贫困陷阱。目前,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超过50%的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2.3%的家庭表示因为缺少技术而导致贫困。
研究同样表明,家庭成员的教育状况是影响就业和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贫困制约了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缺失,发展能力不足,无法就业或者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岗位,从而导致他们重复父辈的贫困境遇,形成了“贫穷—受教育少—更贫穷”的恶性循环。贫困家庭子女学历低、技能低导致其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势必重蹈父辈的覆辙。
久而久之,由于贫困程度的深化,导致贫困人口远离社会主流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群体特征。“贫困文化”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世代承袭,表现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甚至有“等、靠、要”的思想。就这样,因为教育滞后而形成的“贫困文化”,反过来又加重了中国农民的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人口分布具区域性
“除了发展能力贫困、教育滞后之外,区域贫困也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因素之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区域贫困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姚爱兴说。
一方面,区域贫困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呈现交叠作用、互相转化的特征。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能力较弱,导致资源匮乏、相应权利缺失,贫困人口很容易处于被忽视甚至被边缘化的境地,这必然会强化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反过来,贫困代际传递不仅对贫困者个人、贫困家庭造成负面影响,也是贫困地区陷入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诱因。
另一方面,区域的贫困现状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高度的地域重合性。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地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状况恶劣、子女教育程度低下和发展机会严重缺乏的偏僻地区。
我国现阶段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呈现出点、带、片并存的特征,主要集中在14.8万个贫困村,集中在135个边境县和环首都贫困带,集中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共同特征就是资源禀赋不足、生态环境恶劣、交通通信闭塞、文化教育落后,区域发展能力弱、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明显先天不足、缺乏比较优势,导致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率高,我国14个片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7个百分点。
加强贫困人口职技培训
在姚爱兴看来,既然教育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首要因素,那就要实施精准教育扶贫工程从源头上对其进行阻断——无论是接受有质量的教育,还是学会一技之长。
进一步明确教育扶贫的目标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目标,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和教育扶贫结对帮扶行动计划,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通过国家支持计划,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优先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阶段教育,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以上,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
瞄准、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让贫困家庭孩子不因经济困难失学。对已经进入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的政策,加大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救助力度。
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有质量的教育。加快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除了增加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学校设点布局、实施薄弱学校改造提升计划外,还应建立名师名校长支援机制,发展互联网远程教育,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对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就业进行扶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一技之长,使之将来能稳定就业,融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这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有效办法。要加强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适龄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一年以上劳动预备制培训；除享受国家职业教育补助政策外,还可给予其扶贫助学补助和生源地助学贷款。鼓励企业为贫困家庭毕业生定向提供就业机会,对于实现稳定就业的,国家和就业地在落户、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给予倾斜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