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副官舍命重返阎王殿 死人堆里背出抗日名将

　　1961年夏天，成都宽巷子里的一间大杂院，13岁的少年田闻一守在父亲的病床前不知所措。

　　突然有人敲门：“田老师在吗？”一口浓郁的川东北口音。

　　田闻一吃惊极了。父亲那时落难辞职回乡，“妻不下织嫂不为炊”，被人收留在大杂院里，病得不轻。这时竟然有人来敲他的门，叫他“老师”！

　　父亲听到这声呼唤，说：毛娃子，你李伯伯来了！“李伯伯”很快用架架车把父亲送到医院。急性肺炎差点要了田老师的命，是李伯伯把这命向阎王爷给讨了回来。

　　田闻一那时不知道，这个叫“李伯伯”的人是个人物：23年前从死人堆里背出了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王铭章，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滕县之役，和3000四川壮士一起以命相拼，保证了后来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血战

　　副官千字小文 刻出滕县悲壮之役

　　李伯伯叫李绍坤，和田闻一的父亲是同事，一起在成都搬运公司上过班。

　　那时的成都搬运公司有几千号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谁能想到姓田的曾经是大学教授，姓李的则是川军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的警卫副官。

　　王铭章是川军骄傲。在徐州会战中，因誓死保卫滕县而殉国，后被原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1937年9月，王铭章在驻地德阳誓师出川。当时，王铭章所在的第41军与45军、47军编为第一纵队（后改称22集团军），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

　　在四川省档案馆汇编的档案史料集《抗战时期的四川》中，录有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所写《第二二集团军滕县战役战斗详报》。

　　在这场血战最后的关头，战报是这样记录的：“是时，轰炸炮击更烈，全城陷入火光烟尘之中，巷战愈形混乱。王师长回顾左右，所余无几，吕康旅长弹贯面部，路卧不能行动。王志远旅长、张宣武团长、汪朝濂副旅长等均负重伤，指挥残部奋力死战……赵参谋长亦同时殒命，罗副关长辛甲亦被枪伤，坠城而亡……其余营长以下官佐死伤几达十分之八九，城内数百重伤士兵不愿受敌残杀，均以手榴弹自毙而死……自抗战以来，除宝山之役外，如此悲壮战役，尚属第一幕也。”

　　数千字战报并未记录下李绍坤这个角色。约半世纪后，李绍坤自己做了记录。1992年，千字小文《王铭章师长阵亡滕县纪实》被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当中，署名“李少昆”。

　　李绍坤之女李小荣向成都商报记者确认，父亲名为李绍坤，介绍的绍，乾坤之坤。田闻一说，他当初所著小说《川军出峡》，为减少笔画，将李绍坤为原型的人物化名为李少昆。《悲壮之役》一书中，署名“李少昆”一文为本人口述，他人记录，最后成文成书也没给当事人过目。就这样以讹传讹，导致现在网络资料上多为“李少昆”。

　　日后人们在书写滕县保卫战的时候，不惜用充沛的情感和纷呈的词句，试图描绘出这场战斗的壮烈。可这些都不比李绍坤的叙述来得更残忍。他对情绪不着一字，却字字刻骨。

　　“集团军总部严令我师固守县城。”2月14日，蒋介石严令“41军固守滕县城三日，阻滞敌军，以待后方转运增援兵力，巩固徐州。”三日，是死任务。

　　到了第四日上，“17日拂晓后已开始恶战。”他用一句话描绘这恶战：“城内经过日军轰炸炮击，几已夷为平地。”

　　师长浓墨重彩的牺牲，他用了不到200字：“午后，师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左臂中弹。此时师长曾亲至电台，嘱廖台长发电求援……至午，部队死伤惨重，各师直部队已使用殆尽，旋又急电求援。至黄昏，敌已由南门迂回至西门，大事已不可为，旋又发电一通，叹援兵不至，哀战况垂危，惟一死以报孙总，以报国家。

　　毁了电台，出城行至西门外城壕附近，远在城楼居高临下，王师长身中两弹伤及腹部情况严重，血流如注，仍大呼‘抵住，抵住，死守滕县！’

　　我取出白药已灌不进口，我也惊呆了。敌人还在城楼猛射。入暮后，敌人射击较弱。我以手拭王师长，觉得身手已渐凉，我想把他背走，王师长又胖又重。”

　　这时只有他和卫士陈洪恩（陈也已负伤），敌巡视部队仍不断地乱打枪。“不得已，我把尸体移至壕侧，取出他的私章，捡了几块烂木板盖住，我和陈才流着眼泪离开，寻找部队去了。”

　　“流着眼泪”，这是这个忠诚的副官唯一一次描写自己的悲伤。

　　侠义

　　看到川军纪念碑 忍不住落泪伤心

　　肺炎好了，田闻一的父亲因为长期饥饿，又开始脚肿，肿得透亮——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医生说，很好办，“尽可能吃饱，肚子里最好有些油水”。但在那个年代，“吃饱”简直比登天还难。

　　末了，医生又说，一碗黄鳝稀饭就可以救父亲。又是李伯伯，不辞辛苦，设法去找到一大把酒米，再找了一条没有半斤、也得有四两的泡子黄鳝来煮稀饭，交给“毛娃子”田闻一。

　　田闻一回忆父亲，“他少时读《史记》，喜欢书中的孟尝君，一味仿效，将家中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结交了很多朋友，家里食客如云。”然落难之后，朋友们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一个都没有。

　　所以，在少年田闻一心头，觉得拉架架车的李伯伯，侠肝义胆，与众不同。

　　不久以后，李伯伯请田家父子吃饭。“吃饭这两个字，在当时多么不容易，多么令人温暖，舒适。”田闻一记得那个夜晚。走出宽巷子，过了流水淙淙的金河，就到了横小南街上李伯伯的家。

　　为什么说他侠肝义胆？田闻一说，李伯伯为了好好招待客人，“撵”走了老婆和四个娃娃，只留下大儿子李名扬帮忙。那顿饭吃的是蒸蒸饭，田家两爷子一人一碗，吃饱了的。李伯伯还准备了红萝卜丝，切得蒙细，撒上葱花，淋点红油。1961年夏天傍晚的这顿蒸蒸饭，是田闻一一辈子吃过的最好、最难忘的盛宴。

　　那晚有月亮。吃完饭，李伯伯和父亲摆龙门阵，田闻一和李名扬坐在水冬瓜树下，也摆龙门阵。那是田闻一第一次听李伯伯和父亲谈起滕县战役，虽然摆的人云淡风轻，却刀劈斧砍地留在田闻一的记忆里。

　　再往后听闻，退休的李伯伯有笔固定的退休金，虽不多，但吃口饭也够了，5个子女都已结婚生子单过。他家离人民公园近，每天去喝喝茶，晚年过得悠闲。

　　只是有一次，他路过万年场，看到那尊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想起当年的师长，、战友，忍不住落泪伤心。

　　在他离开人世之后，那尊纪念碑几经沉浮，最后终于登堂入室，坐落在寸土寸金的成都市人民公园大门前，距离李绍坤当年在横小南街的家，仅一步之遥。

　　舍命

　　重返鬼门关

　　日军眼皮下抢出王铭章忠骸

　　让他欣慰的是，王师长王铭章最终名留青史。

　　当年李绍坤捡回一条命回到徐州总部，汇报了王铭章牺牲的经过。蒋介石电令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务必寻回王故师长铭章忠骸归葬。”

　　很快，李绍坤奉命率三人返回滕县，寻找王铭章遗体。那几乎是一趟重返阎王殿的冒死路。

　　到了城郊，敌人警戒森严，难以接近，四人便藏在农民刘兆福家中。后来，又认得了一位姓王的泥工。经过三四天，仍无法靠近战壕，钱也用光了。刘、王二人和附近的农民，听说是找王师长的，都说要帮忙。

　　李绍坤返回总部，第二次又率六七人化妆并暗藏武器，再返滕县，仍住刘兆福家中。同时，他通过王泥匠联系了红十字会，进行了秘密磋商。最后，李绍坤和所带士兵打扮成附近农民，由红十字会人员引导，终于进到城外战壕里，到他当日掩埋王铭章之处，把土扒开，逐一检视。他“一眼看到了师长的衣服，仔细翻视，确实是王铭章无误”。

　　李绍坤在后来的口述中回忆，这时已经是四月初，“但天气尚冷，尸体仅局部有腐烂。”几个人用席子将遗体裹住，连夜送往徐州总部。

　　日军付出沉重代价，打了四五天才攻下滕县。3月23日，日军抵达台儿庄。4月初，也就是李绍坤千辛万苦寻到王铭章遗体的同时，台儿庄大捷。当时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中国民众在悲观绝望的气氛中，迎来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最大一次胜利。武汉、成都、重庆，都出现了几十万人的大游行。

　　5月9日，王铭章灵柩抵达武汉，七万民众参与公祭。毛泽东送挽联，蒋介石亲题“民族光荣”并写了祭文。

　　川军的骄傲王铭章“回”到成都时，省垣各界赴东大路首站牛市口恭迎者达十余万人——当时整个成都才不过四五十万人。8月30日，在阵亡半年后，新都人王铭章最终魂归饮马河畔。

　　滕县一役“拼一军全部的血肉，做整个战局的支撑……光照天下后世而永见其然。”却极少有人听过，师长忠骸被无名副官从敌人眼皮底下抢出的千难万险。

　　续缘

　　70多年后

　　师长与副官再“并肩”

　　1994年12月28日，李伯伯去世，享年84岁。李绍坤的小女儿李小荣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父亲“是老了才走的”。

　　去年，田闻一的父亲也在99岁高龄上驾鹤西归。

　　两位老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成都武侯祠办灯会期间。“火树银花中，我出门，恰好遇到你李伯伯进去看灯会——他家离武侯祠近。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简短地交谈了一句，多多保重，请来耍，就分别了。”

　　那段水冬瓜树下的龙门阵，在这世上，就只剩田闻一知晓。他决心将它写成书出版。

　　多年后，李伯伯当年嘴里的“毛娃子”，作家田闻一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写一部反映川军抗战的小说。通过大量的史料查阅，他发现李伯伯和父亲当初给自己摆的龙门阵，绝对真实，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他每次落笔“李少昆”这三个字，就想起李绍坤的模样来。50年过去了，田闻一很难忘记第一次见到李伯伯的那个清晨。在父亲那间漆黑的斗室里，他第一眼便注意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李伯伯穿粗蓝布衣服，草鞋，寸头。个子不高，用四川话说，三板板人，但是腰很直。往后想来，这该是旧年军旅生涯的缘故。

　　2015年7月11日。新都桂湖公园王铭章墓园。

　　王德明老先生来回踱步。这位王铭章的长孙正在等待李绍坤的老三、老四和老五。“都有点记不起他们的样子了，大家又都老了，不知道等下认不认得出来……”在这之前，两家人已经有20年没有见面。

　　不是不想见面——在上世纪80年代，两家人走得很频繁。王铭章的长子王道鸿，也就是王德明的父亲1984年从阿坝南坪县退休回到成都。那时他常常去看望李绍坤。两人以同辈相称，李绍坤比王道鸿大十几岁，是王道鸿口中的李大哥。李家的老五李小荣回忆，王叔叔以前经常来家里看父亲。父亲1994年去世时，家里人无法通知王道鸿。后来有一次，王道鸿再来家里，李家家中无人，他从邻居那儿才得知李绍坤去世的消息。

　　遗憾的是，因为拆迁和搬家，王家和李家后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如今再见面，才在交谈中得知，两家后人都试图寻找过对方，未果。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因为媒体的牵线，两家后人才算是又接上了头，一时之间，百感交集。

　　“其实（滕县保卫战）这段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也不敢忘，对王家人，心中总是有一层牵挂，毕竟祖辈是生死之交的缘分”，李小荣说。

　　这份生死之交的缘分，两家后人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得以延续——一张王铭章与李绍坤的“合影”，被两家后人分别珍藏。“合影”中，王师长仍是年轻时英姿飒爽的军人，而李副官已是一名垂垂老者——历史与命运在此交汇。70多年后，李副官终于又和王师长并肩站在了一起，正如当年固守滕县城一般。

　　成都商报记者 潘媛 蒋泉洪 摄影记者 陶柯

　　原标题：无名副官 舍命重返阎王殿 死人堆里背出王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