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四项扶贫基金 四川“贫困户”变身“农场主”
3月的川南，天气已经转暖，草在疯长。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大同村村民王宜祥一上午打了半人多高的一堆牛草，然后拍拍身上的土，披上一件暗红色的西装外套，让老婆去抓只鸡，让女儿去摘点菜，打算请邻居、亲戚们“吃一桌好的”。3头母猪马上要下崽了，按当地习俗，应该摆席请客，“一来保佑猪仔长得好，二来这几年大家帮忙多，得表达个感激的意思。”
两年前，“摆席请客”这种事情，是王宜祥想都不敢想的。年年入不敷出，“眼前一抹黑，每天就坐在院坝头发愁，连烟也抽不起。”
借力四川省推行的四项扶贫基金，王宜祥成功实现从“贫困户”向“农场主”的转变。四项扶贫基金是四川省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探索，目前已经推行至全省所有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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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普惠政策兑现后仍有漏洞
建基金打补丁织密政策网络
2012年对于王宜祥来说，是跌入谷底的一年。父母先后病逝，治病、办丧事，借了3万多元。4个孩子有两个考上了大学，一个上了高中，“学费可以靠助学贷款，但在城里上学，生活开销也增加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房屋又垮塌了一面墙，必须重修。
回想起来，王宜祥自嘲般笑着说，“我当时苦得差点想不开。”
年收入不到2万元的王宜祥一家，当时背上9万多元债务。“一家6口这点收入勉强够吃，剩不下钱来还债。”
虽然王宜祥脱贫致富的意愿非常强，希望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搞养殖业，但苦于缺资金，只有继续打零工和务农勉强维生。
四项扶贫基金恰恰是针对这一类贫困户设立的。
去年四川省逐步设立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和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
教育和卫生两项救助基金在县级设立，涵盖全省有扶贫任务的160个县（市、区），每个基金规模大致为300万元左右，救助标准根据贫困家庭实际困难状况和基金支付能力酌情确定。以兴文县为例，按照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高或中职、本专科来划分，以每人每年500-2000元不等的标准进行补助。
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也设在县级，县级财政出资、上级财政补贴，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的贷款发生违约时，基金参与分担违约部分。通过这种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向贫困户无抵押放贷。
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则设置在村级，基金规模为30万元左右。有的县根据自身财力加大配套力度，比如兴文县每个贫困村的基金规模就在50万至70万元。基金由村两委管理，向贫困户发放2万元以内的无息、无抵押借款，主要用于支持贫困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等产业业态，以持续带动贫困农户增收。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已有的普惠扶贫政策都兑现之后，一部分贫困家庭依然面临小孩上学、病人看病的问题，比如小孩虽能上学但是买不起生活用品、衣物，在学校没有尊严等；还有一些贫困户有积极性，愿意努力发展家庭产业，脱贫致富，但是就缺几千块、一万块的启动资金。”省财政厅厅长王一宏表示，四项扶贫基金就是根据贫困群众的这些急迫需求设立的，通过在脱贫攻坚的一线建基金的方式，为普惠政策打补丁，把政策的网络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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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从欠债九万元到年收入超十万元
四项扶贫基金的设立达到政策预期效果了么？
王宜祥从村里的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贷款2万元，利用扶贫小额信贷贷了5万元。“有了这7万块钱，就可以开始养牛了。”王宜祥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修建牛棚、猪圈，剩余预留作日常养殖花销。然后从村里的连天山生态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借了13头牛，饲养一年后卖给合作社，其中的重量差就是王宜祥的收益。
还有不到3个月，王宜祥的牛就要出栏了。按照当前行情，每头牛的收益应超过5000元。他还有110只鸡、11头猪，全年收入将超过10万元。“前两年啥都没有，现在感觉自己成了个‘农场主’。打算拿5万元先还一部分债，剩下的再投进去多养几头牛。”
王宜祥打算扩大养殖规模，按照其牛棚承载能力，扩到40头，“明年这个时候40头牛出栏，不仅以前的债都能还清，借的7万块启动资金也能还清，自己还能剩几万块。”
通过分险基金和产业扶持基金，王宜祥贷到款，完成了从“贫困户”到“农场主”转变。
另外两项救助金也在发挥作用。王宜祥有4个子女，每年收到8000多元的教育扶贫补助金。卫生扶贫救助基金也解决了他因病返贫的忧虑。王宜祥坦言，如果没有解决这两个后顾之忧，即使给他机会，他也不敢借钱。
四项扶贫基金成立不到一年，已经在快速产生效果（具体数据见表格）。截至1月底，教育扶贫救助基金累计已惠及4.76万贫困家庭学生，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惠及11.5万贫困人口，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引导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106.9亿元，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滚动发放15.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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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产业现状会影响基金效果
风控和补充机制还有待完善
作为新兴扶贫模式，四项扶贫基金也面临挑战。
记者在多个贫困村走访中发现，四项扶贫基金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一致。有的村小额信贷放贷量和产业扶持基金发放量较大，受益贫困户较多，扶贫效果良好；有的村则量小。效果较好的村，往往有支柱产业和专业合作社，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使贫困户有信心发展好产业，敢于借钱创业。
以大同村为例，该村的连天山生态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对肉牛进行统销统购，并负责良种培育，技术指导。王宜祥即便从未从事过养牛业，但有合作社的帮助，能降低风险预期，促使他敢于贷款。
王一宏表示，不同村的产业现状不同，确实会影响基金的效果，这就需要与其他现有的政策相结合，比如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和财政支农资产收益扶贫试点等，形成协同效应，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
使王宜祥受益的连天山生态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是财政支农资产收益扶贫试点的成果。该合作社利用财政支农资金建立，不仅承担了技术辅导、统销统购的角色，合作社的股权也都量化给贫困户，颁发股权证。每年年底，贫困户按照股权享受分红。
对于扶贫村产业扶持基金来说，还有一项挑战就是资金风险。既然发生借贷，用于发展产业，势必会产生风险，如何加强风险控制，成为政策实施者需要考虑的事情。
记者调查发现，财政部门对各村使用基金的风控问题进行指导，但由于各村情况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如大同村，由村干部组成评估委员会，对申请者脱贫意愿、劳动能力、产业前景等进行打分，按分数决定是否借款，借多少；一类是整合利用财政资金为贫困户所养的牛、羊等购买保险；还有一类是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参考他们对贫困户的信用评价，择优而贷。
教育和卫生救助基金则与产业扶持基金不同，后者是滚动的，贫困户还款后还可将钱借给其他人；而前两者则是单向的，每年都在发放。
王一宏介绍，今年财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探索建立四项扶贫基金补充机制，指导县级精准测算基金需求，通过预算安排、资金整合、社会捐赠、对口支援等渠道，及时补充基金，保持合理的基金规模，使其持续发挥脱贫攻坚的“造血功能”。（记者陈岩）
采访札记
贫困户的信用
“咋个可能不还？赚得上钱要还，赚不上钱也要还。”采访过程中，记者问一位贫困户，借了产业扶持基金和银行的钱，打不打算还？对方语气颇为激烈地回应，当然要还。
产业扶持基金和小额信贷分险基金，两者的设计初衷都是为贫困户提供启动资金，发挥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产业脱贫。面对这一创新模式，很多人都会格外关注，违约了怎么办？因为在不少人眼中，几乎无资产可言的贫困户是低信用的代名词，贷款后违约风险很高。
事实却并非如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走访的几个村子都未发生违约，而村干部也表示，相比跟亲戚邻居借钱，面对政策性的优惠贷款，贫困户更审慎，偿付的意愿也更强。
国外经验也印证了这一情形。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专门向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发放小额贷款。公开数据显示，1983年至2014年间，该银行的贷款偿还率达到97.28%。
因创办“乡村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尤努斯认为，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许多赤贫者具有良好的偿债信用，因为他们明白贷款是自己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他们面对选择更加审慎，这也是无抵押借款给赤贫者这条路能够走通的根本原因。
国外的减贫经验和四川的脱贫实践不谋而合，也为扶贫带来新的视角——破除刻板印象，重新审视贫困户的信用问题，能催生更多更有效的扶贫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