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特稿：民生，刷新2014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惠民举措，不断加大民生投入，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更是让人们对未来、对民生改善寄予了无穷希望。

民生年年讲，年年有进步。本期，我们发掘各地在扶贫、社保、治污、农村公共服务、教育、创业就业领域的新探索、新思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助力2014民生刷新。

扶贫——

怒江：独龙人WIFI山外

新年伊始，一封习近平总书记写给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的回信，让“独龙江”一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地处中缅边境和滇藏接合部的独龙江乡是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全乡辖6个村委会、41个村民小组。独龙族是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有人口5800多人，绝大多数居住在独龙江乡。

由于地理等因素，独龙江乡曾是一个集边境、山区、贫困、落后等关键词于一身的封闭半封闭特殊贫困区域，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基础设施十分脆弱，独龙族处于整体贫困状态。

现在，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打通，通信电缆也接通了，学习新技能、形成新观念，独龙族群众正不断尝试新鲜事。

李发朕是怒江州扶贫办派驻独龙江乡的帮扶干部，他在丙当村带动群众种起了大棚蔬菜。“我从保山市请来种菜的师傅，现在试种了20个左右的蔬菜品种，包括莲花白、萝卜、茄子、黄瓜、南瓜、蒜、葱等。”李发朕说。

蔬菜种出来了，但独龙族群众很少有人做过生意，卖菜成为一大难题。为此，李发朕特意把独龙族妇女带到州里的菜市场，看人家是怎么招呼人、讲价钱的。

35岁的丙当村独龙族妇女毕珍兰告诉记者，她卖的是村里大棚种植基地试种出来的蔬菜，第一次去卖菜的时候也不会和人算价钱，“心跳得很厉害”。

毕珍兰学着把蔬菜运到两公里外的乡政府附近，硬着头皮做起了生意。独龙江种的蔬菜水灵新鲜，比从外地长途跋涉运进来的蔬菜受欢迎。毕珍兰卖菜渐渐熟悉了，过一段就会把基地里的菜背到街上去卖。“一次可以卖七八十斤，能卖200多元。”

种菜、卖菜，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步，却是独龙江乡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一大步。2012年，独龙江乡结束了乡内不能生产出售本土蔬菜的历史，当年产量16吨。

现在，毕珍兰的丈夫李明才在蔬菜基地打工，一个月可以挣近2000元钱。去年，他还自己搞了一个大棚，里面种上了萝卜、茄子。

“以前只会种苞谷，学了两年种菜技术，种好了自己吃新鲜，吃不了可以到街上去卖。”李明才说，等隧道打通以后，独龙江的菜就可以卖到贡山县，比外地运进来的蔬菜更新鲜。

在学会卖菜的同时，这几年随着产业扶贫、技能培训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独龙族群众不再满足于种植传统作物，搞起了草果种植、独龙牛养殖等。

独龙江乡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十分适宜草果生长。2007年，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就邀请专家开始探索种植草果，并率先示范种植。目前，独龙江全乡累计种植草果3万多亩，仅草果一项，全乡农民收入就达数十万元。

眼瞅着公路隧道就要修通，一些独龙族群众开始学着像宾馆一样把被子叠成方块，学着布置房间，准备搞农家乐。

记者走进孔当村委会普卡旺村民小组，犹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背靠青山，前临绿水，新盖的13座安居房整齐排列在山脚，户户房顶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为方便群众搞农家乐，实施安居工程时，扶贫单位为每户配建了两个标准客房。

如今，很多独龙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已经从以往的“等、靠、要”转变为“赶、帮、超”。“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们修路、建房子，我们自己要努力，把旅游搞好。”村民普清华说。

在孔当村，看好旅游商机的村党支部书记鲁江利说：“独龙江的景色如此优美，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搞一个农家乐协会，让大家都能吃上旅游饭！”

在独龙江乡，记者住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招待所里，发现手机竟然连上了WIFI，网页一点就开。独龙江乡副乡长余金成告诉记者，2012年上级政府为独龙江乡接通了光缆，独龙江不再封闭，上网很方便。“现在全乡很多地方都开通了WIFI，我们独龙江与外界同步了。”

全国人大代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四明点评：扶贫与扶“智”并举，“输血”与“造血”兼顾，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积极性，由原来的“要我富”变为“我要富”。独龙江乡的变化和发展是怒江州的一个缩影。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牵挂和关心，有上级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怒江州各族儿女一定能顺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记者吉哲鹏）

会宁：金融扶贫的一个样本

“我用牛羊蔬菜贷款建日光温室。”大山川村村民董永恒说。

“我用妇女小额贷款养羊。”八百户村村民吴莉莉说。

“我用双联贷款养牛。”红堡子村村民王彦武说。

在甘肃会宁县采访，金融扶贫是农户的“口头禅”，已经贷款的农户细说变化，尚未贷款的农户跃跃欲试。近两年来，会宁各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发放各种形式贷款，形成了金融机构抱团扶贫的新格局。

“目前有7家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扶贫。”会宁县金融办主任康亚强说，“农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是主力军，主要金融产品有双联贷款、妇女小额贷款和牛羊蔬菜贷款。”

“我贷款养了40头牛。”在太平店镇大山川村的牛棚里，刘富国正在给牛添饲料，“有了自己的产业真好，要不然，春节过后又要外出打工了”。大山川村村支书王继禹说，对村民来说，自己有产业才是根本，而金融扶贫圆了村民的产业梦。

在大山川村，村民受益最大的，是农行的“双联贷款”。这个由农行执行基准利率、财政全程全额贴息，并由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提供全程担保的金融产品，成为这两年会宁县金融扶贫的主打产品之一。目前，这项贷款已覆盖了会宁30%的村庄。

“大山川村370户村民中，双联贷款发放了150多户，金额达到了1300万元，重点扶持了养殖业和设施农业。”王继禹说，“去年信贷户人均收入都超过了5000元。”

对郭城驿镇八百户村村民吴莉莉来说，让她受益不尽的则是妇女小额贷款。2010年她在村镇银行申请妇女小额贷款8万元，用3万元建圈舍，用剩余的5万元购买了65只小尾寒羊，当年就获利2万多元。如今她的养殖规模已达到180只，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会宁县委书记甘孝礼说，截至去年底，各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双联贷款1.94亿元、妇女小额贷款5.2亿元、牛羊蔬菜贷款2.8亿元，金融扶贫已成为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扶贫最怕的是“有借无还”，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扶贫的作用，还给金融机构和政府带来很大压力，最终不可持续。不过在会宁农村，只要谈到贷款，村民们首先说的就是信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会宁县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合作社+农户+政府协管”等方式，破解信用难题。

在郭城驿镇红堡子村委会的荣誉室里，农行甘肃省分行授予的“信用村”牌子挂在最上面。“村民贷款中，有农行双联贷款2000多万元，农村商业银行贷款1000多万元，总计超过了3500万元。”村支书齐占虎说，红堡子村成为会宁的贷款大村，靠的是信用的力量。

在红堡子村，为村民进行信贷担保的主要是惠农担保基金社。这个在农行帮助下成立的基金社，目前有会员200余户，担保了红堡子村2000多万元的信贷资金。

基金社社长赵明刚说，基金社将信用放在首位，农户入社时要看平时的道德表现和信誉程度，有劣迹的拒绝入社，而已入社的如信用出问题也会被清退。

为了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基金社下设了8个合作社，由合作社选择贷款农户、进行信贷资金互保和监督偿还。目前，在基金社担保的2000多万元信贷资金中，没有一笔违约。

“入社时的审批制和入社后的退出制，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信用教育。”齐占虎说，无法入社和清退出社的人觉得脸上无光，这种教育胜过空洞的说教，村里的社会风气也大为好转。目前，红堡子村95%以上的农户都是信用户。

金融扶贫中，会宁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红堡子村的信用担保模式。政府还注资组建担保公司，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会宁农行行长高维强说，有关各方在担保、利息补贴、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确保了商业性扶贫贷款“贷得出、用得好、有效益、能收回”，实现了政府、金融机构和贫困户的“三赢”。

全国人大代表、农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许锡龙点评：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金融的“盲区”。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联合和依靠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开发模式。会宁的实践表明，金融扶贫大有可为。地方政府应整合财政资源，让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则需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同时，金融既要“扶贫”，更要“扶智”，引导农民重合同、守信用，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和诚信环境，这样金融扶贫才能做出规模、做出效果。（记者连振祥）

重庆南川：搬离大山，奔赴“美丽乡村”

2月13日上午，飘起了细细的雪花。居住在重庆市南川区山王坪镇河坝“美丽乡村”的裴定强正在收拾屋子，女儿和外婆围着炉子烤火，妻子王明贤则在厨房里用电磁炉做饭，一家人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

裴定强的新家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冰箱、彩电等电器一应俱全。客厅挂着两幅十字绣，一幅挂在客厅的正墙上，是怒放的红梅，名为“梅开五福”，另一幅挂在客厅侧面，上面绣有漓江山水和“家和万事兴”的字样。

这两幅十字绣是王明贤在搬进新家前，花几个月时间，一针一线绣的。她说，前两年她到城里亲戚家，看见客厅挂着漂亮的十字绣，羡慕死了。之后她也学会了十字绣，但当时住的房子破破烂烂，绣好了也挂不出来。王明贤心想，等哪天搬了新房子，一定要挂上自己绣的十字绣。

王明贤原来的家在离集镇七八公里、海拔1200多米的水井山上，祖辈留下的土木结构房子，瓦片稀疏，一下雨就漏；煮饭、熬猪食要到山上砍柴、背柴；下山是一条泥巴路，孩子要沿崎岖的山路走两个小时到集镇上学。

去年10月，王明贤一家搬进了河坝“美丽乡村”。这里离集镇不到600米，一排排造型别致、干净整洁的巴渝风格民居，在青山绿水映衬下格外抢眼。在这里，王明贤终于挂上了自己绣的十字绣。

“没想到这个愿望实现得还真快！”王明贤说，如果没有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和“美丽乡村”建设，走出大山、住上新房，这连想都不敢想。

2013年，南川区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目前，该区34个乡镇、街道都建有“美丽乡村”。

南川区委书记李殿勋介绍，“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贫困户搬不搬由他们自己决定；在建设上，村民们也通过一事一议决定搬迁选址、新房户型等事项，政府更多的是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聘请专家进行规划设计、确保建房质量等工作。

其实，对生存环境恶劣、脱贫困难的农户来说，绝大多数做梦都想搬出大山，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山王坪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梁建华说，河坝“美丽乡村”已入住230户高山移民、地灾户、危房户，基本上都很贫穷，如果搬迁建新房的钱全要自己筹，那他们很难搬得动，幸亏有政府的大力扶持。

为了让底子薄的贫困户轻松住进“美丽乡村”，南川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为贫困户找到了三笔钱。

第一笔钱来自地票收入。农民旧宅拆除并进行土地整治后获得地票，地票交易一般可使每户农民获得四五万元收入。

第二笔钱来自政策性资金补贴。农户根据政策可获得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地灾整治等政策性资金补贴。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南川将相关的9类补助资金打捆，享受政策的农户入住“美丽乡村”，每人可得资金补助6000元，户均不超过2.4万元。

第三笔钱来自商业贷款。南川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体，整体向银行申请授信。目前南川农民“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只要是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贷款额度提高到5万元至8万元。

裴定强告诉记者，他的新房总价近10万元，自己只掏了3.5万元。“搬迁少花了不少钱，搬出来之后又能多挣钱，特别划算。”裴定强说，平坝上挣钱的机会多，没搬下山之前，他家年收入5700多元，搬入“美丽乡村”后，达到上万元。

搬迁的目的是脱贫，所以“美丽乡村”都选址于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或者是配套建设产业项目，并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等，增加农民收入。

以山王坪镇为例，产业配套1300多亩烤烟基地，每年能给村民带来300多万元收入；5000多亩中药材基地，每年可为村民带来500多万元收入；河坝“美丽乡村”附近的花卉基地、天泉酒厂，还可吸纳100多人务工。

“我觉得，通过‘美丽乡村’扶贫，扶到了点子上！”裴定强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伦点评：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了解到不少农民之所以难以脱贫，主要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劣。对他们来说，搬迁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但如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却是对政府的极大考验。南川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依靠改革创新，把扶贫与农村环境改善、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新路，其经验应该能给其他地方带来启发。（记者黎明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