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带一路”最大的痛点

　　有思路才有丝路，有痛点才有突破。“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国内资源怎样整合来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来“开放”自己？“走出去”的中国投资将面临怎样的政治风险？

　　一句话概括“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

　　 1、“一带一路”的大脑，嘴巴和身体相互配合不容易

　　“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  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进一步的建议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打造中国智谷。拿美国来做类比，美国之所以强盛，它的创新是底蕴，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研究美国可以发现，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的对接是紧密联系的。以硅谷为例，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反之亦然，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

　　而我们在“一带一路”上也是这样，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么聚呢？

　　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工业园区，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拿中国的一些城市做试点，先打造“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不一定要去引企业、引项目，我们可以尝试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

　　之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库建设问题，说明中央也意识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思想支撑。而且这个智库不一定是研究中国的智库，更是研究沿线相关国家的智库，比如说在内蒙古，引入研究蒙古国、俄罗斯及其远东的智库，这样智慧园区可以更好地发力在中蒙俄三方。再比如，广西的发力可以是东盟十国的智库。频繁的互动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火花，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实惠。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同时，智慧园区也是一个创新容错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创新的出错、失败几率很高，但是二次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通过智慧园区，把首次创新失败的案例入库，二次创新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这样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复的试错的道路，这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建立全球创新容错的基因库，届时会有很多火花迸发出来。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上述资源，优化配置组合，避免重复试错，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2、怎样破解“雷声大，雨点小”的难题？

　　中央和基层的对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战略构想，基层有些创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资源缺乏，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承接中央的这个构想。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产业的互联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联互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今年3月28号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是文件提出后，地方的状态是在“等”，坐等“一带一路”的规划和项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层创新，先做什么。一时间，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在等中央一声令下。

　　这种不联不通的状态长期没突破，所以现在出现“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标志性项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一带一路”的特色产品和项目就显得少多了。

　　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很多地方对“一带一路”没有充分的认识，认为“一带一路”就像当年的4万亿一样，是一个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红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带一路”是有为才有位的。

　　地方要主动思考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够好的产品，打造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要充分进行“一带一路”的供给侧改革，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充满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很少充分研究过“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以及它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研究后就会发现机遇是很大的，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线国家，这就是痛点所在。

　　 3、 国内各地方政府内耗、排挤，地方保护主义太浓怎么办？

　　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间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这个问题在“一带一路”中该怎么协调呢？

　　要防止“行政区划式”的发展方式，防止国内省、区、市之间出现断裂。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亚欧博览会来说，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宁夏的中阿博览会，现在也主要是宁夏企业在做。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专门文件提到“陆海联动”。针对现在沿海省份做“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这就是一个痛点。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很会发力“轻巧精准”，它的第一个经典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二个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两个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个点就放到了重庆。新加坡本身是个海洋国家，按照我们的惯性，它就只需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也在做中国西部的开发，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我们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这种视野。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等。

　　这个构想的实现有赖于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先有一个大的规划、助推两个机制：一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海丝”和“陆丝”相关省份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二是海陆对接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也要建立。现在福建的泉州和陕西的西安已经在实现联动，但主要是自发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动，从个案变成普遍现象，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4、“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这一套过时了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连通外蒙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会有不小的弊端。

　　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内蒙古对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而是单向的输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义乌。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原因就在于：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远”的关键。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卖世界，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

　　我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而且这个“需要”不是坐等出来的，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其实在商业领域，有些需求不是对接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是要迎合需求，而是要去创造需求。当把一个好的产品或是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会发现其实这激发了一种需求。

　　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  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带一路”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向需求导向迈进。

　　 5、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机遇

　　“四大区块”“三个支撑带”的联动也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四大区块”是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东部的率先开放和发展。原来的问题在于各个模块联动不够，各行其是。那么“三个支撑带”是什么呢？十八大之后提到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四大自贸区战略。现在“4+3”要实现它的互动、联动，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痛点问题。

　　“一带一路”两翼有两个最活跃的地方：一个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个是繁荣的东北亚经济圈。而东北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构成，因为东北省份直接对接东北亚经济。东北和东北亚地缘上非常接近。一般中国人认为韩国的贸易和东北一定是最多的。但现实是，韩国和广东的贸易最多，江苏其次，与山东和东北的贸易排在后边。

　　东北和韩国地缘上接近，但经济上联通不活跃，互动性比较差。原因还是前面提过的需求匹配问题，韩国需要的东北提供不了，东北的发展思路和韩国不匹配、不活跃、不对接。

　　所以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机遇，特别是东北亚。在产业上、人才集聚上，东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点。例如辽宁的海洋经济、文化产业，黑龙江、吉林传统的农业、土特产、制造业基础。东北不是去产业化的问题，而是需要产业升级。

　　这一点上，不妨借鉴一下韩国的经验。三十年前韩国的经济可能还不如东北。但韩国通过产业化——本土化——国际化三个阶段，现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三星、LG、大宇、现代等等。所以要给东北一个新的三十年，就一定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精准的国际合作对象。

　　另外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也要跟上。韩国产业强势发展和大学人才供给密切相关，例如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等为韩国产业发展通过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东北如何培养人才，如何使之成为人才的洼地，把人才留住，这是关键所在。当下中韩自贸区建成，东北地区更要主动抓住机遇，调整惯性思维，以敏锐的思维把握需求导向，而不是“等”中央下政策帮扶、“救济”。

　　6、 警惕劣质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

　　现在很多企业借着“一带一路”的名义蜂拥而出，这是个需要引起警觉的事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项目失控，“一带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复就难了。所以在最近两年的关键节点上一定要做好项目甄别把关，打造优质的一带一路品牌。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要甄别出来。

　　好的项目上红榜，向国际社会展示这就是中国优秀的“一带一路”企业，对它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推动。不好的企业要上黑榜，告诉国际社会跟这种企业要谨慎合作，甚至在资金支持上要对它有所限制。这样，中国企业会通过红榜、黑榜机制，使一些好的项目成为精品，不好的企业受到制约和约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尊重。

　　“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仅是在商言商，要有实惠，它更要赢得尊重。现在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在某国的一个项目出现问题了，哪怕和其他中国企业无关，但它对其他企业，比如上游的基建和下游的服务都会产生连带反应。

　　欧美其实也在做“一带一路”，以产品以文化征服沿线就叫“一带一路”。不同的是，我们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而欧美是跨国公司。而其他国家企业会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有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竞争。

　　所以我们期望通过黑白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届时，人们就不会再区分这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而是区分为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这是我们希望“一带一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具体来说，红黑榜的机制如何建立呢？从国家层面建立这种机制较难，会让沿线国家认为这是政治行为。

　　我认为应该以专业行会的方式解决，如企业协会或工会，从而进行优质项目的甄别和资质审核。国外跨国公司发展势头好，和企业协会（行会）的自律机制密不可分，这些都属于经济行为。

　　举例来说，我们培育出企业行会，审核优质的企业上榜，出现问题的企业下榜，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一带一路”的过度政治化。

　　这个红黑榜要做，但谁来做很关键。通过企业行会、协会来做这是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很多并购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单纯把企业拿来了，但跟企业内部工会、行会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股力量极其强大，而且对于政治很敏感。所以我们也要培养中国企业行会、协会和工会，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做好企业的资质审核，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自律机制。

　　（本文来自瞭望智库。作者赵磊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