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要创新容错的智库

14.12.2015  11:18

  “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进一步的建议是, 建立“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打造中国智谷 。拿美国来做类比,美国之所以强盛,它的创新是底蕴,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研究美国可以发现,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的对接是紧密联系的。以硅谷为例,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反之亦然,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

  而我们在“一带一路”上也是这样,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么聚呢?

  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工业园区,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拿中国的一些城市做试点,先打造“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不一定要去引企业、引项目,我们可以尝试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同时,智慧园区也是一个创新容错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创新的出错、失败几率很高,但是二次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 通过智慧园区,把首次创新失败的案例入库,二次创新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这样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复的试错的道路,这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建立全球创新容错的基因库,届时会有很多火花迸发出来。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上述资源,优化配置组合,避免重复试错,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怎样破解“雷声大,雨点小”的难题?

  中央和基层的对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战略构想,基层有些创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资源缺乏,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承接中央的这个构想。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产业的互联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联互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今年3月28号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是文件提出后,地方的状态是在“等”,坐等“一带一路”的规划和项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层创新,先做什么。一时间,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在等中央一声令下。

  这种不联不通的状态长期没突破,所以现在出现“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标志性项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一带一路”的特色产品和项目就显得少多了。

  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很多地方对“一带一路”没有充分的认识, 地方要主动思考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够好的产品,打造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要充分进行“一带一路”的供给侧改革,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充满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很少充分研究过“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以及它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研究后就会发现机遇是很大的,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线国家,这就是痛点所在。

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太浓怎么办?

  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间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这个问题在“一带一路”中该怎么协调呢?

  要防止“行政区划式”的发展方式,防止国内省、区、市之间出现断裂。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亚欧博览会来说,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宁夏的中阿博览会,现在也主要是宁夏企业在做。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专门文件提到“陆海联动”。针对现在沿海省份做“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这就是一个痛点。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很会发力“轻巧精准”,它的第一个经典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二个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两个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个点就放到了重庆。新加坡本身是个海洋国家,按照我们的惯性,它就只需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也在做中国西部的开发,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我们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这种视野。我认为, “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等

  这个构想的实现有赖于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先有一个大的规划、助推两个机制:一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海丝”和“陆丝”相关省份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二是海陆对接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也要建立。现在福建的泉州和陕西的西安已经在实现联动,但主要是自发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动,从个案变成普遍现象,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这一套过时了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连通外蒙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会有不小的弊端。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义乌。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原因就在于: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远”的关键。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卖世界,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

  我认为, 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而且这个“需要”不是坐等出来的,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 。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带一路”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向需求导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