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考核机制转向

围绕贫困户而展开的精准扶贫，最终成效需要机制来约束，考核机制创新承担了这一任务。

“精准识别是基础，精准扶贫是过程，而精准考核则督导扶贫过程促成效，三者唇齿相依。” 11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张琦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新的考核机制增加了扶贫成效的权重，同时，加大了对生态脆弱地区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此外，亦明确了贫困县的退出机制。

受访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扶贫机制将贫困县推向了“十字路口”。

考核扶贫成效

多位地方扶贫系统干部在受访时表示，新的考核机制激发了其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今年下半年，湖南省邵阳市里下发了《关于印发2014年绩效考核评估指标的通知》，将贫困人口脱贫、增加贫困群众收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贫困农户危房改造等指标列为各县市区绩效考核重要内容，严格考核，奖优罚劣。

《民生周刊》记者采访获悉，紧随其后，各扶贫开发重点县（即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按照《意见》提出的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要求，与乡镇签订了扶贫开发工作责任状，对各乡镇从组织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工作落实和工作管理进行全方位考核。

邵阳市扶贫办副主任肖洪照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增加对扶贫成效进行考核，扶贫办的意见自然由此变得重要，县级主要领导对扶贫工作也开始重视。“一个明显的区别的，现在我们去县里调研扶贫工作，县主要领导只要在，基本都会参与座谈。”

邵阳市这份通知是基于此前中央和湖南省下发的关于创新扶贫机制等文件。

2013年12月18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在这份《意见》中明确，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

《意见》同时明确，中央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具体考核评价办法，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在实施时，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等负责。

今年2月27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重申，按照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健全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贫困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

实施单位则对应为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委政研室、湖南省扶贫办、湖南省统计局等。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2014年上半年，针对扶贫机制创新，各省、市密集出台文件，且进一步细化。

张琦长期关注扶贫，曾多次前往贵州、湖南等贫困地区调研。“贵州一些贫困县已经开始按照扶贫成效来考核。”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持相近观点。“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无疑将引导贫困地区党政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贫困问题上，而不是盲目追求经济发展。”

王三贵指出，长期以来，对贫困地区的官员来说，扶贫开发只是一般性的工作，并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改革考核机制后，有助于把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开发上。

在张琦看来，完善考核机制，有利于贫困县集中解决贫困县最突出问题，为精准扶贫机制等其他扶贫机制创新提供有力的保障和重要推动力。“尤其是目前建档立卡工作基本完成，精准帮扶责任确定，扶贫脱贫责任考核有了依据。”

“当然，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贫困县考核管理组织体系和贫困县考核工作流程和管理方案，为保证贫困县考核机制的落实，需不断完善与贫困县考核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张琦说。

注重生态保护

前文提到的文件明确，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这让一些贫困地区干部长出了一口气，因为长期以来，发展经济与扶贫两项工作难以兼顾，有时甚至互相矛盾。

一贫困县主要领导向《民生周刊》记者坦言，贫困县往往各方面资源要素较差，招商引资缺乏吸引力，成效往往不足，最终发展经济乏力。在唯GDP的背景下，穷尽一切手段，全民招商，引来的却可能是重污染企业。“上缴利税不多，环境污染却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

在生态环保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这些贫困地区的干部也在反思这样做值不值。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湘西自治州州长郭建群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像湘西这种地区，此前因为交通不便，发展缓慢，但生态环境优美。“为保护好青山绿水，我们宁可牺牲GDP，近年来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专家指出，考核方式的转变，显然更利于湘西这样的贫困地区真正做好生态保护，从长远来看，过往的劣势反而可能成为优势。

建退出机制

新的机制除了指向扶贫成效和生态保护外，同时还指向了贫困县退出机制。

贫困县建豪华建筑、经济强县却头戴贫困县帽子……这些被称之为贫困县乱象，近年来引发热议。

从1986年第一次开始制定贫困县名单，截至目前出了四份名单。2012年公布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592个县市入围，去年被媒体报道建豪华办公楼的黑龙江省海伦市（县级市）亦在其中。

海伦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该市在“十一五”末(即2010年)时，是一个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95元，年均增速高达19.5%的小康县。

蹊跷的是，2010年11月申报贫困县时，海伦市的财政数据却变为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70%的农户靠借贷、借款维持生产生活，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扣除人员工资和上缴后，全市财政收入亏损高达3.5亿元。

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云南的富源县，其同样跻身于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

而2012年富源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全县生产总值133.7亿元，财政总收入29.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21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55元。

此前，新华社对照“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和“百强县”榜单，竟发现有17个属于“国贫县”。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确立有三重要标准，分别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

一些地方政府干部透露，头戴两顶帽子的秘诀就是将人口模糊化处理，如果要评百强县，就可以减掉几万农村人口，人均收入就高了；如果评贫困县，可以再加上几万人口，拉低人均收入，就可以达到贫困县标准了。

这些显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10月14日，“扶贫日”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郑文凯出席发布会。

发布会上至少透露两个信息，一是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扶贫日；二是明确将推行贫困县退出机制。

上述文件亦明确，研究建立重点县退出机制，建立扶贫开发效果评估体系。

11月15日，中国扶贫开会协会副会长林嘉騋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顶层设计已经有了，下一步关键需要完善和落实。在他看来，针对贫困县的退出需要有激励机制。

张琦主持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即“十三五”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贫困县考核机制创新研究。

“需建立和完善贫困县扶贫开发激励惩罚机制，比如可先建立贫困县退出‘摘帽不摘政策’奖励措施试点。”他表示，缺乏退出机制，带来扶贫脱贫资金使用负面效应和影响。

据介绍，目前退出机制已经具备了制度、经济和配套等基础条件。但他坦言，因为牵涉面广，贫困县退出目前还只是一个方向，要真正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者严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