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脱贫人口过上体面的小康生活

[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一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减少144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扶贫攻坚战的第一年。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此前召开的2015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到，“十二五”期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6亿人，减少到2015年底的6000万左右，减少了1亿人。

在这场政府强力推动下的扶贫攻坚战中，日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部分农村人口未能脱贫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分工。政府理当主导帮助最后五六千万贫困人口脱贫，但是要想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还是需要让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更加市场化。

农民贫困的根源

在党国英看来，虽然贫困是由一连串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多年来贫困的根本原因还是农民的隐性失业，就是农民的有效工作日不多。“他们自给自足，没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分工，这导致农民的劳动效率很低。”同时这也跟当地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有关。

党国英举例说，农民务农，平均每户约10亩地，按照正常标准来计算，四五十个工作日就足够了。相对于城市工作三百多个工作日（考虑加班等因素），显然收入没有优势。若是农民兼业外出务工，在工种转化时，劳动时间的损失比较大。当他们参与社会分工，跟市场结合成为专业性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有效工作日就会延长，收入自然会提高。这时，农民已经不再是农民。

他认为，如果在贫困地区，各种要素市场化以后，会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以劳动力要素为例，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贫困人口只要有就业能力，在家乡不能充分就业时，就会主动做其他选择，比如转移到城市中就业。农民的流动最终会形成一个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点。

那么，这种转移是否存在门槛呢?

党国英认为，转移肯定是比不转移要好。最主要的门槛不是就业难，而是农村土地制度不合理。现行制度不利于耕地流转，影响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提高。土地制度还不允许农民的宅基地进入市场交易，限制了宅基地实现其市场价值，其他所谓的教育资源短缺、社保体制不顺等问题，均不是最主要的。

具体来说，在农村，宅基地是一户一宅，相对于城市居民所居住的楼房来说，土地的价值相对要高许多。在竞争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农村住房的价格应该比城市的单元楼房价格要高。只是现行的土地制度导致情况正好相反。

脱贫后要考虑3亿人的“体面”

在中国，最新的扶贫标准是2011年设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每年还将根据物价指数、生活指数等动态调整。相较于此前的标准1196元，增幅为92%。

贫困线的提升，意味着减贫任务的增加。这直接导致当年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

国家统计局上月底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一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减少1442万人（比上年多减2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

刘永富在去年10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讲到，2014年贫困标准上升至28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

党国英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甘肃调研时，他做过估算，现行28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其实只是满足了中国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准。即使每人每天8元，能够保证吃饱，大体上还有营养保证。但是如果翻番的话，就能够让他们过上更体面一些的生活，因为他们还需要有一些其他消费。

他说，这是按照恩格尔系数不高于50%来估算的。按照16元的标准，每月每人差不多应该有500元，一年就是6000元。要是这样的话，在甘肃农村，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就达到24000元，这对农村家庭来讲是比较可观的。当然在其他发达地区，要求就更高一些。在他看来，“这是脱贫以后达到小康的标准”。

党国英表示，按照他的理解，目前官方的标准解决的是绝对贫困的状态，按照不超过50%的恩格尔系数来扶贫的话，达到的是小康标准。换句话说，面对五六千万的贫困人口，要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不过，要达到有意义的小康标准，让人们都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部分群体无疑数量更大，大约有3个亿。

那么，是否应该在2020年之后再去提高扶贫标准呢?

他认为，从政策的稳定性来讲，不建议现在就提高扶贫标准，而是考虑物价指数、生活指数进行动态调整。只是需要认识到，这两个标准的存在。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基础之上，还要有比现行脱贫标准更高的小康标准。

党国英认为，要实现摆脱绝对贫困状态的脱贫，财政兜底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要实现“3个亿”这一更高层面上的小康状态下的脱贫，就一定要做到改革脱贫、发展脱贫。如何改革？还是要讲市场化，特别是要素的市场化；如何发展？就是要通过城市化，让贫困人口逐步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在农村要搞规模经营，走专业化的道路。

要用更市场化的方式来脱贫

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使得目前扶贫开发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中央明确提出，必须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为此，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并且还将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

党国英认为，脱贫工作政府当然不能缺位，主要是因为五六千万的绝对贫困群体，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政府理应发挥这样的主导作用。而且，国家有条件提前完成现行脱贫目标。

不过，要想让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还是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党国英提到，贫困地区不论如何扶贫，都需要规模化，才能实现脱贫。以前在河南一个地方调研的时候，他发现当地有农户种苹果，但是卖苹果要花掉其70%的时间。随着当地农民普遍种植苹果，形成规模以后，收购商就主动上门了，这样卖苹果就变方便了。

这就涉及精准扶贫。中央明确要求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党国英表示，除了精准识别外，还要注意扶贫资金要花得有效率。

他举例说，如果一个村庄有10户人家，只有1户贫穷，那其余9户也不会特别富裕。如果不提高这9户的水平，那么这1户即使提高，也只是会跟他们一样，仍然无法实现整个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经济活动要具有集约性，农户经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将扶贫当成发展的一个方面，通过提高市场化、专业化的程度，就可以改善整个社区共同体的生活状态，说白了，就是“水涨船高”。

对于外界有声音称，扶贫缺乏第三方评估，党国英认为，所有的公共政策其实都涉及评估问题。这个钱应该由政府来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