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大数据揭秘：少632公章多了千万户企业

　　少了632个“公章”多了千万户企业

　　简政放权“大数据”揭秘：一年多取消下放约1/3行政审批项目

　　王子约 任倩 杨燕

　　632项行政审批怎么放？怎么废？

　　大致可以归纳这么一个节奏：列出任务表、明确时间表、落实责任人、公布进度表、第三方评估……

　　看上去，这种工作作风更像是一家上市公司，严格、规范、专业。但实际上，新一届政府这种“大数据”式的工作节奏已经有一年多了。

　　一年多来，10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两次电话会议全国动员，7个批次步步推进，632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约占改革前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1/3)，新一届政府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简政放权成绩单。

　　《第一财经日报》对已经下放和取消的632项行政审批事项分析发现，本届政府简政放权速度远超预期，任内完全有可能超过李克强总理承诺的三分之一；此外，放权领域正逐步朝“深水”过渡，后期取消或下放的权限越来越多涉及到核心领域和权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简政放权的意义主要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也对本报称，简政放权对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权大数据一览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任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这项工作就被第一时间提上议程。

　　政府人士曾对本报称，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一年半以来，主持召开10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两次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并作一系列重要批示。

　　马德怀表示，过去政府管得太多、太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市不分，政府和企业、社会、市场不分，影响了主体的活力。只有通过简政放权，逐步规范政府的权力，才能够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报独家获得的权威材料显示，截至目前，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事项，一批涉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企业生产经营许可以及对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资质资格认定事项被取消或下放。

　　其中，前几批放权主要集中在工商类、文化类以及各种资格认定的清理；后期更多集中在基建投资核准、金融项目核准等重要经济领域。

　　前述材料显示，政府为给市场进一步松绑，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需报国务院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60%左右；将31类点多、面广、量大、单项资金少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项目，下放地方安排。

　　清除非行政许可灰色地带

　　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非行政许可事项成为地方和部门利用的“偏门”、“漏洞”，导致市场主体难以真正享受到放权红利。

　　为消除这一灰色地带，政府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现有行政审批项目并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事项，锁定了改革底数，并接受全社会监督。

　　王满传称，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存在有一定的意义，但政府治理的原因在于这些权力很可能借非政府许可的名义做行政许可的事。”

　　非行政许可的设立并不像行政许可一样需要符合一套规范，因此寻租空间较大。对于现在保留的这些非行政许可，王满传认为，可以根据许可事项的实质进行分类，实质是针对市场主体的，就调整为行政许可；如果是政府内部事项，那就叫做政府内部审批。

　　为彻底堵住这一偏门，今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清理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在一年内，完成对现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调整的坚决调整。

　　马怀德表示，这次明确提出要清理非行政审批就是要防止有些行政机关利用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方式来继续行使不该行使的权力，继续给企业、社会组织设置审批方面的障碍。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也非常必要。”马怀德称，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受法律约束的审批权进一步受到法律的约束。无论对公民、企业、法人来说，还是在保护权利流动和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作用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市场“成果”

　　简政放权引发的连锁效应不仅让许多普通人享受到红利，更激发出市场经济的活力。

　　本报获得的前述官方材料显示，2013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1131.54万户，同比增长19.6%，增速比上年高出17.8个百分点，其中，新等级私营企业增长30%。为近年来最高；民间投资增长23.1%，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到63%。

　　2014年1~6月，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593.95万户，同比增长16.71%。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增长60.17%；民间投资占比提高到65.1%；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大幅增加，2014年前6个月的就业人数比上年底增加1300万人以上，同比增长3倍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简政放权对于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释放市场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减政放权的政策，这几季度的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王满传则表示，“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放权领域之一。取消年检，实缴制改成认缴制，前置审批改成后置审批，这些政策的作用都非常大，而且效果十分明显。

　　匡贤明称，放宽企业登记这项在一系列下放项目中最为重要。“我国未来的发展，迫切需要走创新和创业的新路子。”目前过高的企业登记与注册制度抑制了创新与创业潜力的释放。因此，围绕企业的相关改革继续深化，社会资本的活力将会大大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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