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蜀走向世界的“平教使者”——评苗勇《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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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四川新闻3月1日电 (郑娟)作为曾在上世纪40年代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一并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出生于四川巴中的晏阳初的大众熟知度并不甚高。为了“写出心中的仰望”，让更多的人“熟悉他，理解他，记住他，缅怀他”，作家苗勇殚精竭虑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晏阳初》，表达了其对晏阳初的桑梓之情与敬仰之意。该书基于真实的取材，以诗性话语融入人文的温情底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勾勒出了晏阳初的真实轮廓，歌颂了现代化过程中一代伟人在平民教育上的丰功伟绩，是符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典型之作。

　　晏阳初一生都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曾被盛赞为“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其“务把文盲除尽”的决心与毅力使人“深致敬佩”。在该传记中，苗勇更是将之比作为“平民教育”而生的“使者”。在苗勇笔下，“晏阳初”的形象构建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巴蜀文化浸淫下稳中求破的文化性格生成、平民情结的萌芽生长与平民教育实验的展开，以及晏阳初悲天悯人的人格与世界影响力。

　　 走出巴蜀：晏阳初的素养沉淀与巴蜀文化的勾连

　　在文化传统层面，清末明初的四川显现出独特的盆地文化特征。群山环绕之下的偏僻地理位置虽造成了川人文化性格上的相对保守封闭，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不断激发着川人挣脱盆地桎梏、创造新的生活的决心和勇气。因而盆地的环境造成了川人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文化特征。

　　而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其父晏美堂作为文星街传授四书五经的私塾先生，虽秉承着“旧学”，却并不排斥严复、梁启超等理性“新知”的输入，他对晏阳初的教诲也正是体现了巴蜀文化包容多元的内在特质：一方面，他言传身教，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思想潜移默化地深入至晏阳初的灵魂，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最终将其承载的民本思想的火光燃成了闪耀世界的火焰；另一方面，其父虽处僻远之地，却始终关注着当时的国情变化，苗勇在描述其父思想的开明之处时还特营造和还原了当时巴渝的茶馆人文氛围，即文人相聚呷茶以聊天下。从其对话内容来看，其父及其诗友除了叹息国势衰微的大清，还初步涉及到了对西学的看法以及追求学风革新的渴望。而晏美堂与福音堂洋教士的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晏阳初的文化素养的形成。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晏阳初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汲取了西学的科学教育之长。巴蜀文化的“封闭性”和“开放性”微妙地集中于晏阳初身上，使之最终成长为沉稳而又不失进取、保守而又不失想象的文化性格。苗勇在该书中着了不少笔墨来描述晏阳初素养的沉淀与巴蜀文化的勾连，其中还穿插了不少关于晏阳初性格养成期间发生的种种趣事和转折，这种生活细节的勾勒是目前晏阳初研究所匮乏的，文学性和特殊地域文化的渲染是该书的一大亮点，晏阳初的文化性格和修养志趣的生成由此显得更为活泼生动。

　　 深入民间：晏阳初的平教实验与平民情结

　　在苗勇的笔下，关于晏阳初的“定县试验”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其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一个有温度、有良知、关注底层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怀的“晏阳初”形象跃然而出。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是其平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一阶段，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乡村存在着“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并指出四大病根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连结性。而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定县扎根十年才逐渐摸索出了以“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和“三大方式”(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为核心的平民教育体系。

　　苗勇该书第五、六章梳理该实验时多次引入了晏阳初与不同的村民对话与交谈的场景，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细枝末节的还原更是彰显出晏阳初作为“革命者”的主人翁意识与“传教士”的救世观，即以教育来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深入平民中去，探索人类良知。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我的上帝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起誓：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直到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因而，在构建“晏阳初”形象的过程中，苗勇将其所显露的“平民情怀”作为了其形象阐释的一个偏重点。实际上，苗勇也注意到了晏阳初的民间意识与民族情怀是不断生长着的，他在前几章中也多次提及晏阳初与底层平民的交往，说明晏阳初对底层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深度注视的状态，而“定县实验”则是体现其深入广大群众，走进群众内心一个更为鲜明的典型案例。

　　 走向世界：晏阳初的平教信仰与全人类的祛昧

　　在苗勇的笔下，晏阳初不仅仅是中国的晏阳初，更是世界的晏阳初。作为“世界中”的晏阳初，始终秉承着“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信念，以培育“素质更好的人民”为己任，终生都致力于为世界底层人民打造通往智慧之门的钥匙。

　　早在一战时期，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热血青年晏阳初心系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便只身来到法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识字教育，由此开启了开发“脑矿”“作育新民”的神圣事业。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晏阳初更是将其视野放置全球，将平教会建立之初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并将在中国定县实验经验广泛地推广投入至亚非拉国家的乡村建设与农村改造实践中去。漫漫数十年，晏阳初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危地马拉等国成立了多个平民教育组织，带给了那些积弱贫困地区以及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以知识的馨香。

　　从苗勇的阐释来看，与其说晏阳初是在拯救那些发展中国家底层人民逃离贫困、愚昧与鄙薄，不如说是他向他们指明了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他解放了劳苦平民的心智与精神，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素养的提高才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有效途径，由此可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念是极具全面性和全民性的。作为第一个有效地将本土的平民教育理论和乡村教育制度推广至全世界的中国教育家，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为全人类的心智开化作着努力。他的贡献是“赐于未来一代最宝贵的财富”，他的历史存在是全人类的福祉。

　　纵观晏阳初的传奇一生，他对教育始终怀有一颗虔诚的赤子之心。从巴蜀走出的晏阳初性格保守中又带着张扬，在深入定县时其大胆的尝试与理性的试验又显示出他亲和而深入群众的一面，而走向世界的晏阳初更是将其平民教育的信仰体现得淋漓尽致。苗勇的这本书正是通过诗性的语言向我们构建了这样一个丰满的“晏阳初”形象，让我们看到了晏阳初参与现代化对话的能力与成就。尽管在史料收集、考据与整理层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苗勇还是较为细致地还原了一代伟人的精神耕耘史，让我们真实地体验到了晏阳初身上所流淌着的火与歌。

　　除此之外，苗勇在后记中曾谈及该传记的创作不仅是赞颂一代伟人晏阳初的丰功伟绩，也包含着一种彰显巴蜀特色地域文化的意图。因而他在以编年的形式叙述晏阳初的传奇一生时还穿插了诸多流传于巴蜀地域的骚人趣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传统歌谣，这不仅丰富了文本内容，也展示了巴蜀特有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内蕴，这对弘扬巴蜀文化、展现中国魅力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