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互联网扶贫的潜力非常大
专访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
记者马广志北京报道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我们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
扶贫是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加快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那么，如何发挥社会力量在扶贫中的作用？怎样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扶贫模式？互联网技术给扶贫又带来怎样的机遇？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
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华夏时报》：怎么理解“我们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这一振奋人心的口号？
刘文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工作，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十年扶贫纲要”，再到现在提出“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可见政府的勇气和决心。这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府要把贫困问题解决掉。彼时，绝对贫困可能就没有了，相对贫困的程度也会大大降低。
《华夏时报》：扶贫工作是个系统工程，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你认为如何发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
刘文奎：政府很重视社会组织扶贫，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这等于是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政府可能要在政策和资源上给予社会组织一些支持，实际上三中全会也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可以预期，政府在扶贫方面必将进一步向社会开门放权，从而更好地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扶贫济困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华夏时报》：社会组织在扶贫工作上面临着哪些挑战？如何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扶贫模式？
刘文奎：民间社会组织的扶贫规模与能力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如果政府让民间组织来承担扶贫工作的话，首先其规模和能力是否能够承接是个问题。其次，扶贫模式要从生活救助、输血式扶贫等方式向生产性、造血式扶贫等模式转变，否则，还会陷入“贫困代代相传”的怪圈。
从1989年成立到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走过了25年岁月。起初，我们也是输血式扶贫，要钱给钱，要衣服给衣服，要吃的给吃的，但这是不可持续的。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开始探索造血式扶贫模式，让贫困人口有自生能力，小额信贷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项目之一。
我们的做法是在县里设立一个叫“农户自立服务社”的机构，然后在村民中间挑选一些信贷员，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一套制度进行管理，将资金交给农民信贷员去放贷并按时负责收款，基金会负责监管。这种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农户的贷款难问题，而且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特点，专门为贫困农户服务，又可以快速推广和复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模式。扶贫效果非常好，真正实现了扶贫的可持续性。
2008年，我们又探索出了一套“扶贫资金集中、股份制经营”的新时期“农村合作社”模式。即基金会用社会捐赠资金作为初始资本，组建村民均等持股的合作社，合作社通过直接投资或与其他企业、个人合作，发展规模适宜、具有市场前景的项目，招聘经理人进行管理，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村民既可以从合作社的经营收入中收取红利，也可以实现务工，从而带动村民进行可持续发展。
充分利用
互联网技术扶贫
《华夏时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扶贫开发方式。中国扶贫发展基金会在这方面有什么动作？对201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你有什么期待？
刘文奎：一路走，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在进行扶贫开发方式的创新探索，比如前面提到的合作社方式。另外，在去年雅安地震后，我们在“合作社”扶贫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方案，即不但要帮助贫困村庄的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还要帮助它进行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包括环境和人居的改善。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完成之后，真正能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从2010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确定目标，要从“操作型”基金会战略转型为“筹资型”基金会，专注于依靠其品牌、公信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募集资金，通过公益招标等方式筛选出具有潜力的草根组织予以资助。2014年，我们将继续专注于容易致贫的教育、医疗、社区与生计、救灾四个领域开展工作，而且，我们还会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基金会工作实现新的飞跃。
《华夏时报》：网络技术在扶贫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文奎：互联网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做什么事都讲互联网思维，扶贫也一样。实际上，贫困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就涉及到产品的生产和产品的销售。通过这么多年的扶贫努力，虽说很多地方的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当地百姓增加了收入，但是，很多地方因为路途遥远、信息闭塞，很多农产品生产出来后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的价格较低，影响了扶贫效果。而现在通过电子商务等平台，可以让农产品在网络上和用户直接见面，再通过现代的物流直接送到用户手中，有效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也可以为农户带来较为合理的价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我认为互联网扶贫的潜力非常大。
《华夏时报》：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如何操作的？
刘文奎：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多。最近，我们在江苏、浙江等地学习了解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发现很多农户都开起了网店，利用互联网做起了农产品生意，效果很不错。现在，我们正筹集资金，准备做一些电子商务扶贫试点，尝试资助贫困农户开网店。
《华夏时报》：对于中国扶贫的未来，你怎么看？
刘文奎：一方面，我国政府现在推进扶贫的力度非常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这需要政府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做实。另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社会积累的各种资源，包括财富、技术、人才等都具备了足够的条件，来实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如果按照一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这个速度，十年左右我国的贫困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对此，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国扶贫开发政策历程
1986年
我国第一次进行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调整，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确定了划分贫困县的标准，并划定了273个国家级贫困县。后来将牧区县、“三西”项目县加进来，到1988年增加到328个国家级贫困县。
1994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启动。经过重新调整，国家级贫困县增至592个。
2001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出台，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但总数不变。同时，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1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发布，确定总体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