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培军：除害兴利并举 再造多个新“都江堰工程”
观点提要
●经过几次灾害的锻炼，四川形成了一套应对灾害的制度体系和成熟的防灾救灾预案。恢复重建的规划设计，也有超前理念，把除害兴利并举、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在恢复重建中
●“重建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四川这10年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通过构建重新发展的模式，实现了更高起点的建设，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减灾成果，建议四川加大减灾科技投入，再造多个新“都江堰工程”
人物名片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联合国减灾办亚洲高级科技咨询委主席。“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被任命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4·20”芦山地震、“8·8”九寨沟地震后，担任国家减灾委员会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灾害综合评估专家组组长。
史培军教授长期从事区域自然环境演变、资源开发与灾害风险科学方面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团队共同编制中国自然灾害系列地图集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完成了中国自然灾害系列区划，建立了区域重大自然灾害快速评估技术体系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凝聚力模式。
10年前，因“5·12”汶川特大地震，史培军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10年，四川灾害频发，他一次次投身到四川的救灾和重建工作中。
5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又一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首10年，他欣喜于四川的防灾成效，也反思了综合减灾的不足，为四川防灾减灾救灾开出新“药方”。
本报记者寇敏芳
回首10年
为四川人的乐观点赞
过去10年，四川经历了三场大地震，史培军参与了每一次灾后重建，灾区的每一点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采访结束后，记者问史培军教授：对四川灾区救灾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以为他会讲出某个瞬间、灾区的某个场景，答案却让人意外：“四川人民很乐观，就像乐山大佛的面目表情一样，对待灾害很淡定。”
记者追问为什么是这个？他笑了笑说，恢复重建，其实就是人的恢复重建，要是没有这么乐观的四川人，重建不会这么快这么好。
经历过三场地震，四川人似乎不再怕了。小地震摇晃两下，社交网站顿时刷屏调侃，幽默段子表示咱们不恐慌；地震摧毁了家园，伤痛过后依然笑对生活，坦然面对从头再来。
四川灾区已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恢复重建固然离不开制度完善、理念创新、技术进步等“硬杠杠”，但灾区人民的精气神也是不可缺失的“软实力”。这是灾难对四川的磨砺，也成就了四川灾区的新局面。
A十年看变
防灾能力和发展能力同步提升综合减灾体制机制有了明显进步
记者：这10年，您几乎每年都到四川，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史培军：过去这10年，四川经历了三场地震，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的恢复重建工作都顺利完成，九寨沟地震重建正在进行。可以明显感受到，四川对地震灾害、重特大灾害应对能力明显提高了，恢复重建的地震灾区防灾能力、灾害设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三次地震灾害，四川也获得了三次发展机会，通过灾后重建，调整灾区的生产力布局，构建了新的产业体系，用创新驱动发展。
记者：汶川地震后，您提出很多重建思路，比如“重建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放到现在来看，这些思路是否为四川灾后重建找到了出路？
史培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本质就是厘清发展与减灾的辩证关系，坚持除害和兴利并存，将防灾能力和发展能力同步提升。我们在灾后规划方案制定中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把恢复重建看成是一次重新发展的机会，重新进行生产力、产业、人口布局。东汽重工业基地从汉旺镇搬出，彻底搬离地震断裂带，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以前居住在山顶的村民，调整到了安全的台地上，山区退耕还林，发展生态旅游，新的产业出现。
四川这10年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通过构建重新发展的模式，实现了更高起点的建设，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记者：不是“改天换日”的大拆大建，如何科学界定空间布局改变的范围和程度？
史培军：我们不主张大的和长距离的搬迁，是就近的重组重建。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农村的布局调整，遵从就近原则，在原址附近、山体安全的地方选址重建，这种调整是局部的；第二个层次是县乡镇的重建，有组织地把工业生产集中起来，分布在更安全的地方；第三个层次是地市范围内的生产力布局调整。绵阳、德阳的山区布局了很多国防工业，借重建之机搬迁到工业园，与民用工业整合，促进了军民融合与新产业的发展。
记者：对四川乃至全国来说，这10年的防灾减灾救灾有了哪些提升？
史培军：2008年，从年初的南方雪灾到汶川地震，我们经历了两次大灾，综合减灾制度有了明显完善，包括灾前、灾中、灾后恢复重建等。随着制度的完善，应急预案从纸上谈兵变得越来越能指导实践。国家机构改革中新成立了应急管理部，进一步深化了综合减灾体制机制的完善。
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中央主导恢复重建工作；芦山地震，重建主体变成了四川，中央给钱，地方做事。地方在灾后重建上的能动作用更强，便于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这10年，四川和全国一样，综合减灾的体制、机制有了明显进步，尤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涉灾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有了很大的改进。每经历一次地震的考验，就有一次升华。
综合减灾的法治建设仍然是一个短板。2007年国家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汶川地震后再也没有综合减灾相关的法律出台，这与我们当初的期待是有差距的。我们国家在法治减灾制度建设上还没有走出很好的一步，不能很好地规范各级部门、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责任。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法治减灾防灾？史培军：法律可以有效规范各级政府、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该谁做，一目了然，可以大大提升备灾、应急、恢复和重建的效率。国务院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一共80条，对灾区恢复、重建起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10年后再看这个条例，都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所有重特大灾害恢复重建的国家法规。《突发事件应对法》只是应对突发事件，还不能覆盖综合减灾、防灾减灾救灾的全过程。
观点提要
●经过几次灾害的锻炼，四川形成了一套应对灾害的制度体系和成熟的防灾救灾预案。恢复重建的规划设计，也有超前理念，把除害兴利并举、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在恢复重建中
●“重建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四川这10年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通过构建重新发展的模式，实现了更高起点的建设，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减灾成果，建议四川加大减灾科技投入，再造多个新“都江堰工程”
人物名片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联合国减灾办亚洲高级科技咨询委主席。“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被任命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4·20”芦山地震、“8·8”九寨沟地震后，担任国家减灾委员会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灾害综合评估专家组组长。
史培军教授长期从事区域自然环境演变、资源开发与灾害风险科学方面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团队共同编制中国自然灾害系列地图集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完成了中国自然灾害系列区划，建立了区域重大自然灾害快速评估技术体系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凝聚力模式。
10年前，因“5·12”汶川特大地震，史培军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10年，四川灾害频发，他一次次投身到四川的救灾和重建工作中。
5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又一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首10年，他欣喜于四川的防灾成效，也反思了综合减灾的不足，为四川防灾减灾救灾开出新“药方”。
本报记者寇敏芳
回首10年
为四川人的乐观点赞
过去10年，四川经历了三场大地震，史培军参与了每一次灾后重建，灾区的每一点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采访结束后，记者问史培军教授：对四川灾区救灾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以为他会讲出某个瞬间、灾区的某个场景，答案却让人意外：“四川人民很乐观，就像乐山大佛的面目表情一样，对待灾害很淡定。”
记者追问为什么是这个？他笑了笑说，恢复重建，其实就是人的恢复重建，要是没有这么乐观的四川人，重建不会这么快这么好。
经历过三场地震，四川人似乎不再怕了。小地震摇晃两下，社交网站顿时刷屏调侃，幽默段子表示咱们不恐慌；地震摧毁了家园，伤痛过后依然笑对生活，坦然面对从头再来。
四川灾区已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恢复重建固然离不开制度完善、理念创新、技术进步等“硬杠杠”，但灾区人民的精气神也是不可缺失的“软实力”。这是灾难对四川的磨砺，也成就了四川灾区的新局面。
A十年看变
防灾能力和发展能力同步提升综合减灾体制机制有了明显进步
记者：这10年，您几乎每年都到四川，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史培军：过去这10年，四川经历了三场地震，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的恢复重建工作都顺利完成，九寨沟地震重建正在进行。可以明显感受到，四川对地震灾害、重特大灾害应对能力明显提高了，恢复重建的地震灾区防灾能力、灾害设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三次地震灾害，四川也获得了三次发展机会，通过灾后重建，调整灾区的生产力布局，构建了新的产业体系，用创新驱动发展。
记者：汶川地震后，您提出很多重建思路，比如“重建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放到现在来看，这些思路是否为四川灾后重建找到了出路？
史培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本质就是厘清发展与减灾的辩证关系，坚持除害和兴利并存，将防灾能力和发展能力同步提升。我们在灾后规划方案制定中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把恢复重建看成是一次重新发展的机会，重新进行生产力、产业、人口布局。东汽重工业基地从汉旺镇搬出，彻底搬离地震断裂带，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以前居住在山顶的村民，调整到了安全的台地上，山区退耕还林，发展生态旅游，新的产业出现。
四川这10年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通过构建重新发展的模式，实现了更高起点的建设，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记者：不是“改天换日”的大拆大建，如何科学界定空间布局改变的范围和程度？
史培军：我们不主张大的和长距离的搬迁，是就近的重组重建。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农村的布局调整，遵从就近原则，在原址附近、山体安全的地方选址重建，这种调整是局部的；第二个层次是县乡镇的重建，有组织地把工业生产集中起来，分布在更安全的地方；第三个层次是地市范围内的生产力布局调整。绵阳、德阳的山区布局了很多国防工业，借重建之机搬迁到工业园，与民用工业整合，促进了军民融合与新产业的发展。
记者：对四川乃至全国来说，这10年的防灾减灾救灾有了哪些提升？
史培军：2008年，从年初的南方雪灾到汶川地震，我们经历了两次大灾，综合减灾制度有了明显完善，包括灾前、灾中、灾后恢复重建等。随着制度的完善，应急预案从纸上谈兵变得越来越能指导实践。国家机构改革中新成立了应急管理部，进一步深化了综合减灾体制机制的完善。
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中央主导恢复重建工作；芦山地震，重建主体变成了四川，中央给钱，地方做事。地方在灾后重建上的能动作用更强，便于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这10年，四川和全国一样，综合减灾的体制、机制有了明显进步，尤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涉灾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有了很大的改进。每经历一次地震的考验，就有一次升华。
综合减灾的法治建设仍然是一个短板。2007年国家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汶川地震后再也没有综合减灾相关的法律出台，这与我们当初的期待是有差距的。我们国家在法治减灾制度建设上还没有走出很好的一步，不能很好地规范各级部门、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责任。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法治减灾防灾？史培军：法律可以有效规范各级政府、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该谁做，一目了然，可以大大提升备灾、应急、恢复和重建的效率。国务院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一共80条，对灾区恢复、重建起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10年后再看这个条例，都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所有重特大灾害恢复重建的国家法规。《突发事件应对法》只是应对突发事件，还不能覆盖综合减灾、防灾减灾救灾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