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办证难”调查显示 五成以上涉及户籍问题
制图 刘逸兴
南充市民段先生2003年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名字里山峰的“峰”，由于疏忽写成了锋利的“锋”。发现错误后，由于没有及时到派出所更正，导致后来的证件也跟着出现了错误。这样的错误产生了连锁反应，在一次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时，他需要证明“我就是我”以及“我是孩子的父亲”。
跟段先生有相似遭遇的市民不在少数。从5月14日起，本报联合成都市政务中心开展了“成都市民办证难情况调查”活动，截至18日，四大渠道共收集到了1500多条信息，本报已将有效投诉和咨询转交成都市政务中心。
在本报收集的各类“办证难”的相关信息中，涉及到户籍证明、居住证明、婚姻关系证明等多个方面，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户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户籍信息出现差错及产生的连带问题。
户籍问题超过五成
“一字之差”麻烦大
市民黄先生从成都迁户口到东北就读的大学，在办理落户手续时，把出生日期3月4日错写成了3月9日，这直接导致了他新领的身份证号与原来的身份证号不同。由于当时户籍信息没有全国联网，黄先生没能及时把身份信息更正过来，这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无法证明他和父母的关系，他不能给父母转外汇，还面临着以后无法继承遗产的担忧。把出生日期改过来后，他还要重新办理银行卡、房产证、孩子出生证等一系列证件。
记者梳理发现，身份证信息错误几乎囊括了姓名、出生年月、民族、户籍所在地等各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1500多条诉求中，涉及户籍类诉求759条，约占总量的50.6%。而造成这些麻烦多是因为办理户籍证明时，提供的证明材料书写不规范、字体谐音以及人为疏忽大意造成。
婚姻关系证明增多
主要涉及到孩子入学
成都市政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调查与往年统计的数据相比，证明婚姻关系的比例有所上升。统计数据显示，证明婚姻关系主要涉及到给孩子办理入学教育、给孩子上户口、财产分配等方面。
其中涉及到孩子入学教育的，又多是对相关政策不了解导致时间延误、材料准备不充分的问题。因这类问题需要证明婚姻关系的有190条，约占总量的12.7%。因其他问题需要证明婚姻关系的有114条，占总量的7.6%。
本次调查收到的反馈信息，除了涉及到户籍问题、教育问题、证明婚姻关系等问题外，出生证、社保等方面问题也较多。其中，涉及土地承包、房产证明20条，约占总量的1.3%；涉及居住证明95条，约占总量的6.3%；涉及准生证76条，约占总量的5.1%。涉及无犯罪证明等其他方面内容有200余条，约占总比例的16.4%。
“办证难”分析
历史遗留原因对政策不熟
“遇到办证难问题的多是‘疑难杂症’。”成都市政务中心协调督查处处长黄蔚说，每天会接到100-200例咨询和投诉，“疑难杂症”就有30多例。这些“疑难杂症”中，有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知青户籍落户遗留下来的问题等。
另一方面，市民不及时了解办证的流程、所需的材料，也造成了“办证难”。黄蔚说，政府网站都有相关流程、规章制度，市民在办理证明材料前，可以先上网了解清楚或电话咨询，避免走弯路。黄蔚说，出台的新政策也是“办证难”的原因之一。一旦新政策出台，相关单位都会召开媒体通气会或者以文件的形式发布，建议市民通过这些平台关注新政策的解读。
专家声音
行政机关能查明的不应“折腾”老百姓
“国务院这两年一直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一个是放权，一个是修权。”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简政放权从国务院部委往下推，但是到基层就出现一些障碍。这个障碍主要体现在一些政府的权力清单不是很清楚，什么章该盖，什么章不该盖，连政府部门本身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为了不出现纰漏，什么都要证明，什么都要盖章，就为了不犯错误。长此以往，章越盖越多，事越办越难。
“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的证明，应该与所办事项具有直接相关性。如果没有相关性，则无提供证明的必要。”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学副教授王旭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去政务中心办证，基本都是拿着一大堆证明去。“事实上，很多‘奇葩’证明的出现，都是因为缺乏这种相关性。”
王旭认为，“如何证明”不应是老百姓的事，行政机关能够依职权查明的，不能将证明义务转嫁给公民，行政活动就是提供行政服务，要求的是高效和便民，尽可能减少公民的行动成本。行政机关能够依职权查明的，就不需要公民来来回回折腾。对于类似“我妈是我妈”的亲属关系信息，行政机关作为信息采集部门，完全有能力进行调查和提供。
今年4月，中办和国办曾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探索建立公民信息一卡通，而公民的身份证号将成为唯一代码。竹立家认为，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个人信息联网，审批证件和证明将越来越少。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秀江 王国平 实习记者 宁芝
原标题：“办证难”调查：五成以上涉及户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