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要迈几道坎

—— 民进中央赴湖南调研农村扶贫工作

　　记者 侯琳良

　　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任务，也是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的重点工作。在消灭贫困过程中，有很多硬骨头必须啃，许多险滩必须涉。

　　基层党建，集体经济，职业教育……这些工作都是脱贫攻坚战中必须攻克的难题。怎样做好结合文章，把精准扶贫同这些农村工作并行推进，形成相互支撑的格局？怎样从供给侧发力，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打赢这场攻坚战？

　　受中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近日率领调研组，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扎实推进农村扶贫供给侧改革”为主题，赶赴湖南开展调研。

　　基层党建

　　有了好支部，才有先锋队

　　一朵西藏格桑花，让白马村变了模样。位于怀化鹤城偏远山区的白马村，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一个省级贫困村。2015年村里引进西藏花种——格桑花，首批种了200亩。金秋十月，静谧的山石间，美艳绝伦的花海一下子吸引游客7万多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带动5户贫困户20人脱贫。

　　开头喜人，今年白马村趁势而上。为了扩大项目效应，村里引进专业公司组建旅游开发公司，其中51户贫困户入股14%，共同打造千亩石林花海项目。

　　白马村村支部书记余绍友，兴冲冲地向调研组描绘更喜人的前景：项目完成后全年可实现收入1000万元以上，贫困户年增收不低于1万元，实现脱贫。此外，项目还增加贫困户就业岗位60人以上，每人每月增收2000元。

　　怀化市里的干部向调研组介绍，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汉子，便是一位致富能手。大修公路，狠抓特色产业，余绍友带领全村人一步步迈向小康。

　　据统计，这几年来，怀化市把1172名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3519名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在2014年村支两委换届中，1500名农村致富能手、回乡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人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民营企业家吴建明被请回乡担任中方县中方镇陈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建设新的村支两委，大力发展优质柑橘、葡萄、花卉苗木等产业。经过两年努力，群众平均收入从2013年的8500元提高到2015年的12000元，村级集体经济由原来的负债100多万元转变为年收入过100万元。全村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一举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脱贫攻坚关键在于转变生产方式，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有了好支部，有了一位好书记作为领头羊，基层脱贫攻坚才有了桥头堡，才有了先锋队。”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如是说。

　　怀化市靖州县太阳坪村九个党员带领农民办起果业合作社，开始规划发展观光农业，全面提高村民收入；湘西州凤凰县大坡村党支部不等不靠，通过发动致富能手带领村民改种葡萄使农民脱贫致富，2015年每亩经济收益1万元以上……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调研组分析认为，在农村脱贫攻坚主战场上，要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贫队，就要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党建能够引领扶贫，扶贫反过来助推党建。

　　集体经济

　　壮大村集体经济，才有内生动力

　　我国当前的贫困村大多为空心村：村组干部大多数外出务工，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不在村，青壮年基本上在外务工，常年在村的绝大多数为老人、妇女和孩子。有的村连村民代表会议都难以召开，开一次会还要发放误工费……

　　人员“空心化”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大都处于“空壳化”。调研中，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贫困村一方面没有集体经济，另一方面还背上了沉重的村级债务，脱贫工作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贫困人口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就无法调动起来。

　　“村集体经济发展打不开局面，村民的脱贫也无法谈起。”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周建明说。

　　“一方面精准到户开展扶贫，另一方面必须壮大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展了，扶贫工作才有了内生动力。”从湖南省社科院院长岗位退休之后，朱有志到长沙县开慧村当了6年“第一书记”，对此深有体会。他直言，村集体不能给村民带来看得见的利益，村干部说的话，没人听，还怎么推动扶贫工作？

　　调研组认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既可以较好地解决各级政府与贫困人口个体进行有效衔接的“中间层”问题，以有效提升扶贫资金的投入精准性和使用实效性。同时，还可以破解贫困地区村级组织能力建设的内生型财力保障问题、村级组织与群众个体之间的“纽带”问题。

　　集体经济壮大的地方，就不一样。走进凤凰县茨岩乡西北部约6公里处的大坡村，正在生长的刺葡萄藤遍地，满眼青翠。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介绍，全村成立葡萄合作社，种有刺葡萄1028亩，按亩产3000公斤、均价每公斤5.00元计算，每亩可实现收入1.5万元，1000亩产值达可1500万元，并可基本解决全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在怀化市鹤城区的田家村，村集体和51户贫困户，以及一家农业公司共同成立一家水果公司，建设200亩高山刺葡萄基地采摘园，预计实现收入300万元，贫困户一年收入将有1.5万元。与此同时，贫困户还能在基地打工，在家门口拿一份劳务收入。

　　资源开发型，土地经营型，产业带动型，实体带动型，服务创收型……这几年来，湖南省探索多种形式，坚持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巩固农村基层组织，促进农村脱贫的重要举措。2014年湖南省委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2015年全省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146亿元，比2013年增长 16.7%，有经营性收入的村2.3万多个，比2013年增加30%。

　 　职业教育

　　一人就业，带动全家脱贫

　　“中等职业教育是离农村贫困人口距离最近，最能带来直接收入提升的教育培训类型。湘西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培训，走出大山，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之后，他所在的家庭就完全可以走上脱贫之路。”调研组和地方干部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扶贫，是最可持续的一条路径。

　　湖南调动社会力量，进行教育扶贫的一个做法，令调研组耳目一新：2012年以来，湖南省委统战部牵头，联合省教育厅、省扶贫办，共同实施了“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通过公益资助方式，为湖南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接受职业学历教育的学生，每人每年资助生活费2000元，共资助两年。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向社会募集资金5500万元，在100余所职业院校资助学生1.3万余人，湘西地区带动了数万个家庭脱贫。

　　虽然有亮点，但中职教育在扶贫过程中的杠杆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调研中，湖南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调研组坦言了当前贫困人口接受以中职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培训的三个“不畅”。

　　贫困人口培训和就业对接不畅。在湖南，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参加中等职业教育的学习、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基本得到解决。然而读得起书，只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第一步，寒门学子有业可为、有事可做才是贫困家庭稳定脱贫的关键。从培训到就业的瓶颈目前尚未完全打通。

　　贫困人口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和供给对接不畅。调研发现，留守贫困农户普遍文化基础较差，参加较长时间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强，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能够即学即用的“短平快”实用种、养技能知识，而这方面的培训供给还不够精准、科学。

　　教育、就业、扶贫等部门信息共享渠道不畅。由于标准统一，接口规范、整体协同、上下对接的扶贫大数据平台尚未建成，各部门数据信息不能相互印证、协调联动，成为数据“孤岛”，对扶贫政策的精准显效产生一定的制约。

　　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透露，眼下州里正在按国务院的部署，举全州之力开展“劳动力输出”工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进行分类培训，紧密对接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培训工作常态化，讲究强度、力度和细致度。”

　　“农村扶贫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工作推进中既容易遭遇部门壁垒，也容易遭遇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针对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严隽琪表示，中央把扶贫工作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尤其需要地方基层多创新，多整合资源，多迈过几道坎，就能创造出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