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会关注教育扶贫：“扶智”、“扶志”、“扶心”
记者 秦金月 张宁锐 北京报道
2016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各省分数线也已逐渐公布。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考上理想的大学吗？他们接受的教育水平如何？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水平差异大，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又会否影响他们梦想的实现？近日，全国政协召开了十二届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议题是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扶贫实效”建言献策，而教育扶贫也成为众多政协常委和委员关注的重点话题。
在政协常委会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顾秉林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清华园中遇到几个来参观的小学生。顾秉林问他们游览清华的感受，并表示欢迎他们将来上清华。“当时有两个孩子马上就积极作了回应，但另一个女孩却一言不发。我问她：你咋不说话呢？她回答我，自己家在农村，是爸爸妈妈来京打工、在此借读小学的，将来能不能上初中都不知道，别提上清华。”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
顾秉林听了这话“心头一紧”。顾秉林说，“有些孩子能够考上清华、有些上不了，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我心中不安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就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的分层。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水平差异大的问题，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就留下了这么深的烙印！”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孩子的内心之中，并且让孩子认为根本无力摆脱。
这也正是诸多政协委员所担忧的问题。单纯的扶贫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教育扶贫才是扶贫工作的关键和重点。委员们认为，相较于经济扶贫、政策扶贫和项目扶贫等，教育扶贫直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解决的是“治愚”和“扶智”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顾秉林因此也呼吁：“扶贫首先要扶智、扶贫必须要扶智。只有把教育扶贫搞好了，才能提高整个扶贫工作的水平。而教育扶贫，首先又是把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搞好，抓好基础教育的普及；同时，在高等教育发展上，向贫困地区倾斜，带动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
改变贫困中悲观的情绪，要靠教育“扶志”
不可否认，长期在贫困环境中生存，人们往往会产生悲观的情绪，听天由命，一成不变，安于现状，甚至顽固不化，对改变现状丧失信心和勇气。
为什么项目、资金、技术、希望小学一个接一个建成，却并没有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实际情况？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杰认为，捐资助学，单一的经济资助给贫困地区教育带来了硬件上的帮助，但是这些无法满足贫困地区学生长远的发展和深层次的需要，教育不仅仅在于灌输文化知识，而是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成长成才并带动一个地区人口精神状态的改变。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杰
陈杰认为，如果贫困地区的人民缺乏信心，即使政府和社会有多么好的硬件投入，有多么大的精力来扶植，有多么大力气投入扶贫项目，也难以使贫困措施扎根并开花结果。
陈杰认为，贫困地区普遍缺乏眼界、勇气和市场意识等，开展教育扶贫，首要就是要做好“扶志”工作，传达发展、创新、奋斗的观念，培养脚踏实地、敢于挑战的精神，增强贫困地区人口将资源转化为财富的活力、眼界以及抓住机遇的勇气。扶贫不仅仅是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而是一群人、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因此还需要把教育扶志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来抓，不搞形式、走过场。
改善师资力量也很重要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扶贫中的师资问题引发委员们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李卫红列举了农村优质教育资源和优秀师资缺乏所体现出来的几个问题：
第一，农村教学点“开不齐课、开不足课、开不好课”问题突出。据统计，2014年全国普通小学的数量为20.14万所，其中农村教学点的数量为88967个，占全部小学数量的44.2%。这些农村教学点大部分位于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工作生活环境差，师资严重短缺，教学资源缺乏，音体美、英语和计算机等课程难以开齐开全。城乡数字鸿沟巨大，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正成为农村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老少边穷地区教育扶贫需要突破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连片特困地区教师专业水平低。由于很少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加上培训经费短缺等，农村贫困地区教师的信息化水平偏低，职业认同感不高，教育教学能力不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师资缺乏和教师水平不高成为导致农村学生流向城镇学校的关键因素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李卫红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李卫红提出实施国家、省、县三级的“农村教师数字能力提升计划”设想，即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在岗与脱岗相结合等多种灵活方式，有效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使他们能够成功跨越“数字鸿沟”，不断深化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层应用，最终实现“课课有资源，人人用资源”的新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田刚则建议，完善贫困地区教师福利待遇制度。要对贫困地区教师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可通过设立贫困地区教师津补贴，鼓励教师安心在老少边穷岛地区工作，并优先考虑贫困地区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评优。在绩效工资总量之外，由中央财政单列贫困地区教师的津贴补贴支出。进一步明确津补贴政策的实施范围、实施对象、发放标准、类别与分档等实施细则。增加贫困地区教师岗位津贴，大幅度提高津贴在工薪总额中的比例。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住房保障。建议由政府牵头建设具有宿舍（公寓）性质的教师住校周转房和公寓房，教师工作调动随即搬离。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田刚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建议，由北京、上海、天津等教育先进省市，抽调中小学具有教学实践经验的优秀一线老师，组成工作组，“一对一”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以地县为单位，用2-3年时间，制定中长期教育扶贫规划，做到“四落实”，即人员落实、时间落实、帮扶对象落实、责任目标落实。国家扶贫办和教育部对实施师资工作组“一对一”精准教育扶贫给予专项资金扶持，对师资工作组的老师给予适当补贴，对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师给予奖励和提拔使用。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容忽视
留守儿童的问题，往往伴随贫困而生。根据全国妇联2014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大部分留守儿童位于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爷爷奶奶隔代看护，这些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尤为突出，其学业、安全和心理等问题令人堪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说，留守儿童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是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给孩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引起的。
因此，胡卫建议，要让父母能够承担起教育子女及监护人的双重责任，加强完整家庭建设迫在眉睫。为此，一方面要顺应产业转移升级需要，通过农村自身的发展，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使他们回流并重建健全完整的家庭；另一方面要以人口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切实解决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难题。真正落实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政策，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利益，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跟随父母进城，平等地享有作为一个完整家庭的基本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
远程教育加强“造血”功能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如何运用新技术、新媒体，也让贫困地区实现教育现代化呢？清华大学的例子值得借鉴。
据顾秉林介绍，截至 2016年 3 月，清华大学开展的“远程教育扶贫工程”，已在全国老少边穷地区的 1156 个县级教育机构、2520 个乡镇中小学建立 3676 个远程教学站，覆盖了 551 个国家级贫困县。这种新的教育扶贫手段不仅给贫困地区送去了知识和希望，而且也教育了参与扶贫工作的广大师生，对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了解国情、培养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捐助几个学校，发放一些补贴，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教育贫困的问题。顾秉林说，教育扶贫既要“输血”，更要“造血”，要重在提高扶持地区、扶持单位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脱贫。清华大学通过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帮助青海大学提高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科研等自身能力，也是一种“造血”方式。
顾秉林认为，随着教育现代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努力在扶贫内容和技术手段上与时俱进，提高扶贫的效益和覆盖面，促进扶贫实效的“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