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月7万公里3位摄影家的西部“长征”

　　当年拍摄路途中。

　　新疆吐鲁番 王建军 摄

　　云南元阳梯田 袁学军 摄

　　宁夏沙坡头 王达军 摄

　　西藏阿里 王建军 摄

　　西藏那曲纳木错 王建军 摄

　　四川红原 袁学军 摄

　　□本报记者 余如波

　　1月10日，“1990西部风景——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摄影展”在深圳举行，展出3位川籍摄影家在15年前“西部之行”中拍摄的60件作品。当年，他们3人历时7个月，自驾越野车行程7万余公里，深入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西部省区，拍摄了一大批当时非常“前卫”的风光摄影作品。其后几年里，这些作品“横扫”国内各项摄影大奖，并间接引发摄影人拍摄西部风光的热潮。

　　“重温‘三军’的经典作品，不仅仅是作为其辉煌历史的回顾和纪念，更是希望通过回望过去，来审视当下的中国摄影。”策展人那日松表示。

　　7万公里“三军”不怕远征难

　　四四是“是是”的意思，我们选择了这个日子，作为西部五万里出发的日子……9：30，出发。路经成都平原、雅安，晚12点驻汉源县，整车、检修……第一天兴奋、疲劳伴随，凌晨2点还没入睡，考虑如何完成此次采访任务等问题。

　　——摘自袁学军日记

　　“三军”中，王达军和西部风光最早结缘。1988年，供职于成都军区后勤部的王达军，联合相关单位编了一本《西部奇路》画册。“‘西部奇路’就是川藏线，全长2000多公里，从修这条路的时候就充满困难、危险。汽车部队要保障进藏物资供应，里面可报道的故事非常多。”画册里除了反映汽车部队的图片，也有沿途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民情，这让王达军对西部风光有了最初的认识。

　　时任《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的袁学军，那时也逐渐开始对西部风光“来电”。“我原来主要是拍人物，很少出去拍风光。画报记者去西藏拍回一些片子，我觉得很美。”恰好《解放军画报》想做《西部奇路》连载，便派袁学军与王达军合作，半年内跑了3次川藏线。“这个过程中，我说我们应该搞个‘西部五万里’，和达军一拍即合。”

　　计划有了，但是谁来开车?“如果驾驶员不喜欢摄影，就会觉得很累很没意思。”王达军于是推荐战友王建军，“非常喜爱摄影，而且车开得非常好，又能修车。”就这样，3位身在军营、名字都带“军”字的川籍摄影人“凑”在了一块儿。

　　1990年4月4日，带着采访西部边防部队的任务，3人驾车从成都军区机关广场毛主席像前出发。“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像背后就是《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王建军回忆，他们先跑云南方向，然后回到成都发稿，休整一段时间再出发。“这样先后4次，前后总共7个月，实际行程有7万多公里。”

　　为防不测险境中自拍“遗照”

　　当车行驶到德姆那山时，雪下得更大，路边的雪墙比车还要高……我多次要求停车拍照，可建军说，这里不能停车，停下来再走可能就走不动了，在这里不是饿死就得冻死。为了了愿，在一段较高而平的途中，我们还是停下车，拍下了这条天险之路。

　　——摘自袁学军日记

　　整个行车途中，王建军通常负责开车，王达军、袁学军看地图，3人没事就聊聊采访、摄影，听听阎维文的军旅歌曲，偶尔也讲几个“段子”。渴了，就喝点暖水壶中的热水;饿了，就用压缩饼干、方便面对付。

　　7个月跑下来，越野车爆胎近20次，刹车片、减震器、钢板、油箱等很多零部件都换过，最后连发动机也换了。王达军回忆，行经西藏阿里无人区河道时，大家觉得应该上公路，最后车都快立起来了，只好又退下来。

　　袁学军对新疆的恶劣天气记忆犹新：“到哈密时才晚上8点，我们填饱了肚皮，准备连夜赶到火焰山。车外的狂风足有8级，紧接着是暴雨，车的大灯也坏了，视线不好。早上6点过到达火焰山下，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

　　而在王建军的印象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从喀什出发去海拔5300多米的神仙湾哨所。“在昆仑山冰大坂上，被一辆刹车失灵的车撞了，看到没大事我们就继续开，没注意发动机的螺丝松了，最后只好停了下来。”当时前后都没人烟，也没有车辆经过，3人拿着手摇电话机爬上电杆，好不容易才联系到附近的部队。根据电话里的提示，王达军、袁学军拦下一辆拉给养的车，到附近的哨卡寻求支援。留在原地的王建军越等越害怕，为防不测，他给自己自拍了很多照片，作为“遗照”。“最后我把车上的备用机油倒出来，把螺丝拧紧，用最低速挡慢慢蹭到哨卡。如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后怕。”

　　“先拍”梯田成元阳“荣誉市民”

　　大家太困倦，没休息好，没精神，但当见到日出后的火焰山如此壮观时，都精神振奋，拿起相机各自寻找着拍摄点。火焰山自东而西，横亘在吐鲁番盆地中部，形成于五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在阳光的强烈照耀下，赤褐砂岩烁烁闪光。

　　——摘自袁学军日记

　　西部当时相对闭塞，很少有摄影人深入拍摄。面对这样的机遇，3人的西部风光摄影作品，不约而同地以追求光影、构图等形式之美入手。

　　王达军的片子，有不少人用“黑乎乎”来形容。“那天我们在青海湖边，大雨马上要来，乌云满头，突然一束阳光从云缝里照射下来。啊!心里太激动了。我拍了一张照片，画面上就一只鸟从亮光处飞过，恰到好处。”

　　1990年4月下旬，“三军”来到云南绿春、元阳一带，偶遇当时尚未扬名的元阳梯田。“那线条，那起伏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下，新的禾苗变得富有生命。田野中，还有哈尼族、苗族农民在辛勤播种。”袁学军说，见到如此情景，他们高兴得跳下车，下午4点的烈日下，人在“曝光”，梯田也在胶卷上曝光。

　　“说句夸张的话，把三脚架一支，快门一按，随便一张拿回来都能获奖。没人见过啊!”王建军说，元阳梯田、海螺沟、纳木错等景致，都是在他们拍摄后逐渐成为摄影胜地，后来自己还成为元阳“荣誉市民”。“不过，应该回避‘发现’这个词，就像登山者说的，山就在那儿。我们只是先入先到。”

　　西部之行回来后，袁学军整理了30张图片，请朋友带到美国。“后来人家跟我说，我这个风光太讲究光影效果了，读不出什么东西。用光是摄影最基础的东西，最根本的是对你拍摄对象的理解。后来想想，我们遇到的很多东西非常感人，但当时是不注意的。”王达军后来做杂志编辑，也开始顾及公众的视觉体验，“拍得黑乎乎的谁看得明白啊，摄影不光是艺术，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