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力一步跨千年——四省藏区脱贫攻坚见闻

　　记者  余向东 张伟宾 郜晋亮

　　从昆仑山脉到祁连山脉再到横断山脉，从青海、甘肃到四川、云南，峻美辽阔的青藏高原，有数不尽的高山、草地、湖泊、湿地，山川交错、物候多样，成群的牦牛散布于草原之上，五色风马旗猎猎立于山岗，灼灼格桑花处处盛开。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除西藏以外的数百万藏族农牧民。

　　四省藏区，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也是脱贫攻坚战决定性战役的主战场之一。这里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多发、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理复杂，“世界屋脊上的民族”在长期贫困中自强不息，期待融入现代生活、汇入时代潮流。

　　记者走进四省藏区，采访各级扶贫干部、经营主体和普通农牧民，深切感受到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尤其是2017年各地普遍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之后，这里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巨变。广大藏族农牧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所谓“一步跨千年”，正应此时此地此景。

　　 生态扶贫

　　——同时实施“脱贫攻坚战”与“生态环境保卫战”两大战略，找准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赢

　　四省藏区的多数地州，分布着广泛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源地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域，既是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更是中华民族的“高原水塔”与生态之基。青海全省近90%的国土面积属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90%以上的国土面积属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川甘孜、阿坝两州全区都是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

　　保护与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因为“脱贫攻坚战”与“生态环境保卫战”同时打响、两大战略同等重要，必须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如何处理？这取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取决于地方的发展定位、智慧与努力。

　　在地处黄河源头、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青海玛多县，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岳桑杰告诉记者：“脱贫攻坚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想大力发展畜牧业，但是与国家生态要求冲突；以前依靠扎陵湖等景区还可以发展旅游产业，现在也受到严格控制。按照规定，这里处于禁牧区或限牧区，农牧民脱贫增收，很大程度得益于国家出台草原补奖政策。”

　　玛多县地广人稀，人均草场面积超过1万亩，按照每亩1.2元的草原补奖标准，单此一项，就能达到脱贫标准。

　　在扎陵湖乡勒那村，36岁的索南曲周告诉记者，他家每年拿到4.2万元的草原补奖收入，还有2.16万元的生态管护补贴。“不用辛苦转场放牧牛羊，全家就有6万多元的收入，再加上还可以自己去打工或搞经营，已经完全脱贫了。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娃娃们能多学点儿知识。”

　　据了解，自2016年开始，青海省落实生态公益性管护岗位6557个，农牧民户年均增收1.5万元以上，贫困户护林员当年可实现脱贫。

　　同样的政策，在甘南、甘孜、阿坝、迪庆等藏区地州都有实施，成千上万个像索南曲周一样的贫困户通过草原补奖和生态管护补贴得以脱贫。

　　“护林员、护草员、护河员……我们根据藏区生态保护和农牧民家庭能力开发了适合贫困户的多种生态帮扶项目。”四川省阿坝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总工程师文瑞源告诉记者，生态扶贫是当地脱贫攻坚最大的“自选动作”，全州通过整合各项扶贫资金，开发出2.5万个生态公益性岗位，目的就是在保护好良好生态的前提下，实现贫困户长期稳定脱贫。

　　随着两轮草原补奖政策落地，四省藏区贫困农牧民收入大幅提升。各地针对贫困户设立草原管护员公益岗位8.89万个。2017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9718.4元，较2010年增加116.2%。

　　生态扶贫的政策性收入，为农牧民增收托底，同时为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几年来，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逐渐被种草养畜、合作社生产经营等生态畜牧业模式所取代，正在向科学规模高效的现代化模式转变。

　　“全省组建起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961个，入社牧户达11万余户。”青海省农牧厅总畜牧师、畜牧处处长王会林介绍，青海探索以“草畜平衡”为核心的生态畜牧业发展路径，改变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方式，向以合作社为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理顺了畜牧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减畜不减效、减畜不减收”。

　　在四川甘孜阿坝，家庭牧场、现代集体牧场、牧业专业合作社等各类融合现代与传统，妥善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经营主体不断涌现，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也成为生态扶贫的主力军。

　　2018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门印发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进一步部署发挥生态保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提出到2020年，组建1.2万个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新增生态管护员岗位40万个，带动约1500万贫困人口增收的发展目标。这一方案的实施，必将让四省藏区持续受益。

　　产业扶贫

　　——牦牛青稞提质增效，农特产品多点开花，旅游产业风光无限，产业加速融合拓宽小康路

　　四省藏区脱贫难，难就难在产业层次低、产业基础薄弱。

　　“农牧民的收入结构中，经营性收入占比不到20%。”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盛宗毅告诉记者，受气候和生态保护限制，青海农牧业存在“天花板”，不可能靠大规模发展种植与养殖致富，再加上长期以来牦牛等优质畜牧产品质优却价不优，一些农牧民还存在惜售现象，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牦牛青稞产业提质增效，必须寻找新的产业突破。

　　类似青海的情景，在其他三省藏区也同样存在。藏区发展产业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更多努力，产业扶贫不能走原来老路，必须创新发力。

　　青海为推动产业扶贫，整合各方面扶贫资金大力推动藏区贫困县县级扶贫产业园、贫困村互助资金、贫困村光伏电站的3个全覆盖，让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实现全产业链增收。“县有扶贫产业园、村有集体经济、户有增收产业。”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宣传处处长蒲永彪说，“三位一体”的产业扶贫模式形成了从上到下、各方参与的发展合力，能够有效带动贫困户参与现代农牧业发展。

　　在青海省甘德县扶贫产业园，当地政府依托“甘德牦牛”等国家地理标识认证的品牌优势，积极引入畜产品加工厂、颗粒饲料加工厂等加工企业，深度开发牦牛肉加工和饲草饲料的市场利润，带动近800名贫困户增收。玛多县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打造扶贫产业园，修建宾馆、商铺，低价出租给贫困户用于经营创收。

　　作为“老少边贫病高”的四川省红原县，因“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而命名。在这个高寒纯牧业县，创新出“金牦牛轮养联带”模式，2015年开始用扶贫资金购买母牦牛，免费提供给“建档立卡户”饲养，产崽、产奶归饲养户，两年饲养期满后，母牦牛滚动扶持其他贫困户。红原县阿木乡乡党委书记贡波说：“全乡两个贫困村2017年已经摘帽，‘金牦牛’项目功不可没。这个模式非常有效，深受牧户欢迎，已经在全州推广。”

　　小金的松茸、马尔康的阿坝中蜂、理县的甜樱桃、茂县的蓝莓……在四川阿坝，几乎每个县都有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扶贫产业。

　　制约牦牛产业规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牦牛一般都要在草场上放牧，难以实现规模化养殖。小金县新桥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各级畜牧部门联合攻关8年，探索出农牧区偶合牦牛全年均衡出栏的“4218”模式，将在牧区天然草原生长到4岁左右、体重达200斤左右的牦牛转移到规模化养殖场，在100天左右实现增重80公斤的目标，有效延长了牦牛生态养殖的产业链条，拓展了农牧民的增收空间。

　　这样的养殖模式，已经在汶川、茂县、松潘、九寨等县推广应用。

　　小金山，是红军爬雪山经过的重要山峰。如今，在小金山的山脚下，达维乡冒水村的一处山谷，每到夏季，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玫瑰花。在清多香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引领下，现在全县玫瑰种植面积已有1500余亩，带动700余户户均年增收3000元。被称为“玫瑰姐姐”的陈望慧，是清多香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冒水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她说，高半山玫瑰种植成功，就是“半空中抓出来的产业”。

　　旅游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生态环保、带贫效果好、影响深远等诸多特征。而在四省藏区，拥有许多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青海的青海湖、甘南的拉卜楞寺、阿坝的九寨沟、甘孜的稻城亚丁、迪庆的香格里拉……近年来，四省藏区旅游扶贫相关部门立足藏区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多种旅游扶贫模式。

　　青海省乌兰县依托茶卡盐湖，通过“景区带村”的方式，将全县6个旅游扶贫重点村的1500万元旅游扶贫资金整合起来，集中在茶卡镇建设宾馆、自驾车营地等，通过分红及吸纳务工等收益分配方式，整体带动6个村405户1113人受益。

　　“上山下乡抓脱贫，敢死拼命奔小康。”甘肃省碌曲县扶贫办帮扶办副主任刘仲哲告诉记者，现在全县正在加快旅游扶贫帮扶举措。碌曲县结合村情实际和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原来尕秀村只是一个纯牧业村，现在已经成为拥有34家‘牧家乐’的‘半游半牧村’，不仅收入高了，环境也美了。”碌曲县尕秀村党支部书记拉毛加表示，“政府投入这么多，营造这么好的环境，一定要让更多农牧民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发家致富。”

　　从雪山碧湖的人间仙境扎尕那，到牛羊成群的玛曲草原；从野黄羊、雪豹出没的卓尼大峪沟，到黑鹳、野鸭嬉戏的尕海湿地；从有“东方瑞士”之誉的郎木寺小镇，到休闲宁静的天祝县天堂镇旅游村……当游人来到甘南藏区，会被一幅幅原生态画面和人文美景所打动。

　　2017年，尽管受重大灾害的不利影响，但四川藏区旅游依然完成总收入403.4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4609.12万人次；4个深度贫困县通过创建旅游扶贫示范区带动83个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

　 　搬迁扶贫

　　——安居才能乐业，山上往山下靠、穷山往富土靠、山区往景区靠、小村往大村靠、农村往城镇靠

　　精致的卡垫、明亮的彩绘和考究的藏式矮柜，走进青海省甘德县青珍乡龙尕儿村公索家中，不仅有藏族特色的各式家具，还有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电，一起构成了现代生活与传统特色的奇妙交融。“以前生活在山上，不通路、不通电，生活很不方便，现在住进了安居工程，路好走了，连工作也更方便了。”公索告诉记者，他冬天的时候在寺庙附近做一些小生意，住在乡上省了好多事。

　　说起现在住的房子，“这都是国家的政策好！”公索赞不绝口，他指着自家的小院说，“我打算把院子再平整一下，然后铺上草坪，到时候会更加漂亮。”

　　2017年，青海省共安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7个村5009户17559人，对10830户深度贫困地区的建档立卡户实施了危房改造。

　　“随着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牧民在冬闲期间赌博的现象开始蔓延，甚至因此返贫。”青珍乡乡长俄昂介绍说，今天赌博，明天就是贫困户。为了治赌，党员和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教育劝导作用，并邀请寺院活佛及寺管会成员联合开展禁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每到夏天，邀上亲戚好友，一起过林卡，林间溪边，唱歌喝酒，潇洒得很。”甘德县藏族小伙子扎东告诉记者，尽管他已经搬到县城，但是还会经常和朋友到草原上过林卡，生态宜居两不误，亲情友情乐融融。

　　在四省藏区脱贫攻坚过程中，藏族农牧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积极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民居。原来的靠牦牛皮制作的“黑帐篷”已经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漂亮的安居房。对那些农牧民来说，原来冬夏转场的生活方式没变，冬季牧场的房子更加漂亮、更加实用。

　　2015年以来，甘南州聚焦生态扶贫主攻方向，在全州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通过聚焦贫困乡村、公路沿线和村组周边等重点区域，每年投入2000万元装箱资金，将贫困村户环境卫生整治设施纳入扶持范围。累计购置环卫设备1.6万套件，配备环卫人员3600多人，清运垃圾53.6万吨，有效改变了“脏乱差”，深度革除了“慵懒散”陋习。

　　“‘十三五’期间，我们将投入150亿元建设1500个生态文明小康村。”甘南州扶贫办社会帮扶办副主任孙兴怀介绍说，生态文明小康村的建设，以自然村为单元，以路、水、电、房等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以“六化七改三治”（“净化、硬化、亮化、美化、绿化、文化”“改厕、改圈、改厨、改炕、改院、改房、改人”“治乱弃、治乱排、治乱建”）为目标，将有效带动9740户贫困农牧民脱贫。

　　阿坝州把改善贫困村、贫困户生产生活基础条件作为脱贫先决条件，着力解决行路难，建成农村公路1.09万公里、机耕道6680公里。着力解决饮水难，为1701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了安全饮水。着力解决用电难，实施123项电力扶贫项目，保障所有的贫困户都能用上电。着力解决收视难，实现电影“月月放”、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

　　“坚持山上往山下靠、穷山往富土靠、山区往景区靠、小村往大村靠、农村往城镇靠”，甘孜州6年间累计解决了11万户贫困群众的住房难问题，实行集中安置、就近安置，实现了“挪穷窝、拔穷根、转穷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省藏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原来路水电气样样困难，如今加快建设，甚至有的地方还领先于一般地区。

　　 保障性扶贫

　　——发挥政策性保障作用，织密社会保障网，对藏区农牧民全方位兜底，确保老少病残等特殊贫困群体如期脱贫

　　藏区农牧民生计脆弱，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能力较差，因病致贫、因灾返贫等比例居高不下。为夯实稳定脱贫基础，让贫困农牧民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四省藏区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改善藏区农牧民的生计模式。

　　牦牛，是高原牧民的“衣食父母”。为了构建和完善牧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保障农牧民的养殖效益，各地早在2010年就先后将牦牛列入了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范围，但由于种种原因，牦牛保险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近些年，各地加大牦牛保险推广力度，如今，牦牛政策性保险已经成为四省藏区农牧民降低养殖风险的重要保障。

　　“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高原牦牛养殖一直难逃这样的恶性循环。”四川省若尔盖县阿西乡罗叉村村主任壮波告诉记者，为了摆脱牦牛和藏系绵羊的养殖风险，他们利用扶贫资金成了合作社，修建了暖棚，还购买了牦牛保险。“有了保险，损失就小多了。”壮波说。

　　藏区农牧民的生计脆弱不仅体现在生产方面，也体现在农牧民的身体健康上。大骨节病、包虫病……生活在高原上的农牧民面临各种地方病和高原病的侵袭。有劳动能力的，通过各类生产保险为农牧民提供保障。没有劳动能力的，则加大政策性保障力度，确保不被落下。

　　青海按照每人150元的投保标准，实现了深度贫困地区19.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意外伤害、产品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全覆盖。同时对深度贫困地区肢体残疾的4000多名贫困残疾人实施残疾矫正手术，采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临时救助、医疗机构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将这部分人的手术自费比例控制在5%以内。

　　在甘南州，加大城乡低保和扶贫标准的衔接力度，逐步提高补助标准，低保补助覆盖了73%程度建档立卡贫困户和67%的贫困人口。

　　2015年11月，四川甘孜石渠县开展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试点，从2016年起，连续5年，中央财政每年通过中央转移支付2000万元，专项用于石渠县包虫病综合防治，目前综合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效。甘孜全州加快推进“健康甘孜2020”行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疗保障全覆盖，建成258个标准化村卫生室，投入2.85亿元开展包虫病综合防治，有效遏制了因病致贫返贫现象。

　　2017年3月，包虫病综合防治进一步扩大到西藏自治区、四川藏区和青海果洛、玉树州。截至目前，青海已投入资金4亿元，共筛查体检207万人次，深度贫困地区包虫病筛查覆盖率达到90%，病人规范管理率达到95%，犬登记管理率和驱虫管理率均达到85%，有效防治了包虫病。

　　云南藏区先后完成州藏医院、香格里拉县医院等改扩建项目，加快实施州高原病防治中心、州人民医院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新建、改建一批村卫生室和社区医疗点。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即时结算报销、构建医疗多重保障体系……四省藏区围绕因病致贫返贫创新探索了多项改革措施，藏区农牧民“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改善医疗条件、防治包虫病是从身体健康角度促进藏区农牧民人力资本的提升，狠抓教育、引进人才则是从智力支撑角度提升农牧民发展的人力资本。

　　青海针对全省3-6岁学前教育阶段不会说普通话的2.7万儿童，投入2288万元专项资金，对全省尚未达到普通话二级甲等的5000余名教师开展集中培训，提升学前教育阶段教师普通话水平，促进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甘孜州围绕教育卫生有保障的目标，全面实施15年免费教育、医疗“十免四补助”和教育卫生扶贫救助等政策。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1%，实现了贫困群众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全覆盖。

　　15年免费教育、看病自付比例降到6%……越来越多的藏族农牧民不仅住上了好房子，而且过上了好日子，更重要的是正在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内生脱贫动力不断增强，“一步跨千年”，稳定脱贫、长期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