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决高校办学质量不高需下放办学自主权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2014年10月14日晚上7时30分，教育部官微“微言教育”发布的一条“低就业率本科专业名单，速转！”的微博，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该名单公布了全国各地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和各省的“红牌”专业，其中法学、动画、公共管理等专业登上了该榜单。
虽然之前就发布过类似的榜单，但是因为触及当下就业难的形势，大学的专业设置与就业再一次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
被亮“红牌”的专业
最新的这个榜单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整理并公布，意在加强对高校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引导高校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此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从今年起，编制和发布本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将就业质量情况作为招生计划安排、学科专业调整、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参考。
在这份名单中，全国被亮“红牌”的专业，大都是文科类、艺术类专业，理科、工科专业则相对较少。
其中，艺术类专业例如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表演、艺术设计、音乐表演占了近一半，而新兴科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也榜上有名。
很多“躺枪”专业中，市场营销和公共事业管理是“重灾区”，在不少省份均榜上有名。
比如市场营销专业在山西、吉林、上海、浙江、湖南、广西等省区市就业率走低，公共事业管理则出现在北京、上海、安徽、山东、广东、云南等省市的榜单上。
尽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以就业指标来评价高校并不合适，但榜单的发布依然引发了公众对高校专业设置的讨论。
“很多学校设置专业，从学校外部来说，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从学校内部来说，主要依靠学校的行政领导，没有内部的专业约束，这就会导致对自己的师资和教育资源缺少客观的考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而这样设置专业的后果，就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就业率。
“高校其实把这些问题就留给了学生，仅仅靠调专业是调不好的，同样一个专业，质量比较好的学校的学生是能够找到工作的，而另外一些质量不行的就找不到工作。”储朝晖说。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杜晨枫，从初中开始，就立志做一名主持人，志向一直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或者新闻专业。
然而，高考成绩并不理想。最终，杜晨枫在家长和老师的劝说下，选择了报考西部某理工科学校的新闻学。
看到教育部的这份榜单，杜晨枫有点迷茫，自己当初热衷的两个专业居然都榜上有名。
虽然学了自己热爱的专业，但他发现这甚至连块敲门砖都不算。
“有的公司需要在网上填写个人信息，我的学校根本就不在公司的招聘范围之内。”杜晨枫无奈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杜晨枫的高中老师也很无奈，当年在给学生提供报考意见时，他也没想到4年后的情形是这样。
每年高考结束，是王流芳最忙的时候，作为一名常年教高三的班主任，这时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帮学生们填报志愿。
除了考虑能否被录取之外，4年之后的毕业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时候很头疼。”教了三十多年书的王流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根据就业率来报专业就像赌博，社会形势变化很快，4年之后的形式很难判断。”
专业设置趋同、滞后
近年来热门的艺术类专业也在红牌榜单之上。
确实，与动辄上万人的艺考火爆人数相比，毕业后真正愿意、并且能够从事艺术行业的学生相对很少。
公开资料显示，湖南某985高校播音主持专业，2014年共毕业38个学生，从事与播音主持相关职业的仅7人，此外还有学生没有找到工作。
有网民曾提问“播音主持专业就业率如何”，获得点赞数最多的答案为“就业率很低”。许多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毕业即转行的尴尬境地。
2012年，上海市18个本科专业因连续3年签约率过低、布点较多被上海教委预警，其中就包含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等。
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艺考”成了许多学生“曲线高考”的手段，学生为了拿到大本文凭选择“艺考”，艺术教育质量下降，艺术类学生毕业后真正选择从事艺术的并不多。这还得通过学校自主办学才能真正解决。
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一些高校不看就业情况，盲目开设新专业、扩大所谓“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从根本上讲是不科学的。
此外，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与社会需求脱节、毕业生动手能力弱的问题在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
学者翟振东在《我国高校专业设置问题及结构调整优化对策》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存在趋同和滞后问题。他建议高校在设置新专业时要进行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科学进行专业人才需求预测。
熊丙奇则强调，从根源上解决目前的高校专业设置重复且质量不高的问题，要进一步下放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放权之后才会让政府、学校和受教育者各得其所。”熊丙奇称，期待随着新专业目录的实施，大学设置专业的新机制能真正建立，尤其是政府转变自身职能。
我国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管理模式，这些年也经历了一些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国家对高校办学资源进行计划性调控，政府向高校提出人才培养需要，高校按照需要进行培养。
高校办学资源的配置和课程权力的分配方式“按计划供给”，从学科专业管理模式就可以看出。
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完全掌握高等教育资源，具有至高权力，高校的课程设置和课程整合由国家决定，大学几乎没有任何权限。
2001年，教育部对高校学科专业的调整作出系统全面的要求，其中特别明确了给予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权限。
储朝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教育部有一个目录，高校设置的专业都必须在这个目录内，如果高校设置目录之外的专业，审批就会很复杂。”
而即使在这个目录之内，不同学校的情况也不一样。
“比如211和985学校就可以直接申请，省属院校要报到省里的高等教育处来申请，越是好的学校申请新专业越简单。但是，所有这些程序都不是在非专业的范围内，而是在行政审批的范围内运作。”储朝晖说。
或可引入第三方评估
在高校专业设置上，国际通行的办法，就是引入第三方评估。
“第三方专业评估，是由一个专业机构对专业设置进行评估，不过第三方评估在国际上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储朝晖说。
在美国、英国，各高校均接受各类专业评估机构的专业评估和院校评估，并将评估信息对公众开放，以便民众作出选择。
比如医学专业，国际上有一些专门的医学专业协会对学校进行评估；如果设立信息方面的专业，除了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还要有信息专业委员会或者协会来进行评估，第三方认可之后才能够进行设置。储朝晖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
但我国第三方组织的力量本身很薄弱，目前在内地尚无第三方组织介入评估的案例。
在香港倒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香港科技大学曾经准备设立英语专业，后来因为论证没有通过从而放弃。
“有人曾经建议香港科技大学开设英语专业，经过专业论证后，认为英语不能成为一个专业，当时学校的很多教师也希望开设这个专业，因为开了英语专业后，评职称对教师有利，但是学术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不开了，这个决定是由专业资深的教授作出的。”储朝晖说。
教授和学生的论文需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时，一个问题就是文字的问题，但是当时香港科技大学的做法是，如果达不到文字上的要求，宁可找一些人对语言上进行训练，也没有开设英语系。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当时开设了英语系，也可能很火爆，但是专业论证后的结论是英语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个学校的设置方向主要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方面。”储朝晖说。
“所以要改变高校管理体制才能管到根子上，高校要了解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调整自己，才能够满足社会需要。”储朝晖说。
“通过专业设计和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更加地专业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来增加或减少专业，这种方式不能形成一个有序的方向。”储朝晖表示。
（原标题：“红牌”凸显高校 专业设置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