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香港还有对“港独”这么硬的中学校长

04.07.2017  18:54
▲邓飞(资料图) - News.Sina.com.Cn
原来香港还有对“港独”这么硬的中学校长 - News.Sina.com.Cn
原来香港还有对“港独”这么硬的中学校长 - News.Sina.com.Cn
来源: n.sinaimg.cn

   2012年,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却陷入政治化风波中,负责应对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最终决定“暂时搁置”,但其中一名委员坚决不投赞成“搁置”的票。这名委员名叫邓飞,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如今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非官守委员。

   邓飞是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杰的通识考试答卷“不及格”而为外界津津乐道;在“国民教育”及“港独”话题上,他常有犀利言论。如今,特区政府换届,新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点”?

   邓飞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应首先为被污名化的“国民教育”正名,决不能再躲躲闪闪。

▲邓飞(资料图)

   根源——港英刻意“厚古薄今

   环球时报: 请您谈一下香港“国民教育”问题的由来。

   邓飞: 其实,“国民教育”这个词容易引起误会。“国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并非特指“爱国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语境里,这个词就具备了特定含义。

  寻找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谈起。那个时候港英政府没有“公民教育”一词,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个“城民”的概念。为解决这个问题,1952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成立一个“中文委员会”,专门研究怎么处理跟中国相关的教育内容,即语文、历史要学什么等等。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有两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长时间都没有强制义务教育。我们所说的“九年义务教育”拖到什么时候才落地?内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球华人充满热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员会”发现,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那就让香港所有涉及中文、历史的科目以及课外的德育教育必须有一个特征——四个字:厚古薄今。 也就是只能尊崇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国,尽量不触碰近现代的事情。

  当时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当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应用文写作。这就造成香港人对近现代和当代保持着一种陌生认知,似乎近现代只有流血和动乱。而他们越喜欢古代的中国,就越讨厌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举个例子,我1993年参加“中五会考”(读大学预科前的考试),那时的历史试卷分为ABC三部分,A大约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绝大多数人选A、B,选C的极少,因为老师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说香港人对中国历史很陌生不完全对,香港人只是对近现代和当代陌生。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开启香港问题的谈判,港英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开放区议员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举,开始引入“公民教育”。 那时的“公民教育”有个特点是“去国家化”。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港英统治者面临一种窘态:不能说香港人是“英国人”,也不愿说香港人是中国人,在这种回避态度下,“中国”就缺位了。再加上当时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奋斗、享受香港经济发达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识非常强,但这种意识又是“去国家化”的。

  临近1997年,很多人意识到香港的国民教育要跟上,社会上形成一个共识,要增强对国旗、国徽、国歌、政治制度、祖国风土人情的教育。当时有两个改革方案,一是“非学科化”,即仍保持“国民教育”不是一个单独学科的状态,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种方案是专门设立“国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后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为这意味着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课时,同时“谁来教”也是个难题。就这样在争论中,“国民教育”一直保持着“非学科化”的状态,不成系统,没有标准。

  后来,为改变这种局面,特区政府编写了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纲”,这就引发了2012年“反国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搁置课纲。 

   阻力——反对派“恐怖文宣

   环球时报: 反国教”事件后,香港的国民教育是什么状态?

   邓飞: 其实以“非学科化”存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萎缩,但有一点非常致命: 国民教育”被污名化了,以后但凡有人谈论“国民教育”都闪闪缩缩。

  香港的课纲和教材是两码事,课纲是统一的,而教材由学校选择。“国民教育”不是独立科目,甚至连教材都没得挑,因为它不考试,出版商就无利可图,只能学校自己设计教材。如果学校重视,那就自编教材,如果不太重视,那就以参观、讲座等活动来代替教学。

  香港高中有一门“通识教育科”,它原本跟“国民教育”没有关系。这门课有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问题是,考试时“香港”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问题,比如“七一大游行”“立法会拉布”,而“中国”单元则出题很少,且常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就造成教课时“重香港而轻中国”,联想到“反国教”“占中”,就会给人一种印象:通识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头运动”的政治培训。好在最近两年,通识科不再出政治题目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开始出题了。

   环球时报: 很多人指责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操控教育界,是这样吗?

   邓飞: 教协”最初支撑起很多反对派团体的建构,同时它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教师公会。我不认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并不操纵“国民教育如何运作”,更多的是影响教育界。它的领导层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常常通过一些声明、所谓“民意调查”来形成其对“国民教育”应当何去何从的观点,施加舆论压力,比如“洗脑”这个词,在香港说得最多的就是“教协”。

  可想而知,它对教师的影响是怎样的。即使一个教育界人士觉得“国民教育”没问题,他也不敢说,因为很容易被反对派媒体围攻,学校声誉受冲击,影响招生。 其实,这是一种“恐怖文宣

   环球时报: 您遇到过类似事情吗?

   邓飞: 当然。2012年“反国教”事件中,特区政府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因社会压力很大,委员会决定暂时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为确保“搁置”结论能“好看一点”,特区政府和委员会的领导层都认为应该“全票通过”。但我是拒绝的。

  首先我爱国,我所在的香岛中学也是爱国学校,你让我投票赞成“搁置”?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员会的二三十人中,我几乎是唯一反对的,有些官员就像“三司会审”一样坐在我面前劝。最后我说我顶多弃权,于是他们专门做了弃权票给我。有趣的是,浸会大学一位老师看到可以这样,立刻也投了弃权票。

   破局——先为“国民教育”正名

   环球时报: 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您想给林郑月娥特首哪些建议?

   邓飞: 首先 应该为“国民教育”正名,恢复其名誉,这是必须要突破的。 第二 ,教育局必须重视,因为正名不正名最终还是要看政府的态度,教育局要引导教育界像其他学科一样,就“国民教育”进行各种实践。 第三 ,教育界对于“国民教育”不要躲躲闪闪,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说”上。 最后, 我认为还是要恢复“国民教育”课纲,应该把它跟“公民教育”合为一体,名字就叫“中国特区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里国家应有的角色与身份还回去。反对派要污名化“国民教育”,总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污名化吧?难道他们不想做公民吗? 

  林郑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我希望香港“国民教育”能迎来一个拐点。不过,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举措,因为在其他的教育项目上,她是有详细方案的,比如说每年增加50亿(港元)的拨款,这50亿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国民教育”这块还没有更具体的方案。毕竟,要突破被污名化的社会印象,并非易事。

   环球时报: “国民教育”在香港为什么再难也要推?

   邓飞: 很简单,与“台独”不同, 港独”思潮在港英统治150多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反而在回归后冒出,正说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做得远远不够。 现在我们要把“港独”思想遏制在萌芽阶段,从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对症下药。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年轻人认为“港独”远比统一要好,那就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们封闭的心态,以这种心态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竞争?这种思想不光是危害国家,对其自身也非常不利。 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围跟一些学生做升学辅导,建议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学,这两个地方同在沙田区,相距几公里,竟然有学生惊叹:“啊!这么远啊!

   港独”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对国家构成实质威胁,而是纵容了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独”是一种社会心理的不健康,反对“港独”就是为了拯救孩子。

  来源: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隗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