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活动家：大选中的失败者们

　　我是一名曾经留学中国的韩国留学生，现在我是生活在首尔一名社会活动家，因为一直关心韩国政局与社会运动，想借这次总统选举的机会，与中国朋友们聊聊我对大选结果的看法。

　　尹锡悦当选，韩国进入新一轮保守时代

　　3月10日，国民力量党（국민의힘）候选人尹锡悦（윤석열；YOON Seok-yul）在经过与共同民主党（더불어민주당）候选人李在明（이재명；LEE Jae-myoung）的激烈角逐后，最终当选为韩国第20届总统。开票结果显示，尹锡悦得票率为48.6%，仅比李在明（47.8%）高出0.8%（票差为26万）。这是1987年韩国实行总统直选制以来的最小票差。随着尹锡悦的当选，韩国保守派时隔5年重登大宝，宣告韩国将进入新一轮的保守时代。

　　韩国保守派强烈的政权交替意志将一年前辞去检察总长尹锡悦推上了竞选舞台。而文在寅政府因为房地产政策的失败和高层公职人员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내로남불；在韩国，这是讽刺当局不良政治风气的流行语，意思是指在政治事件中，共同民主党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压制反对者的意见并指责其他党派居心不良。这是一种不民主的政阀作风）的行为导致了韩国民众对共同民主党心生厌倦，这是造成尹锡悦获胜的原因之一。

　　每逢大选，韩国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此次大选更是如此。在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各候选人的资质和能力已不再重要，“必须阻止对方当选”的对决心理支配了整个选举。尹锡悦在选战中间，不仅成功倚仗了强硬保守派力量的支持，也利用普通民众对文政府的厌恶心理制定了可靠的选战策略，获得了大批中间选民的支持。另外，他在二、三十岁青年选民中大搞性别对立，遭到多数女性选民的集体反对。虽然最后尹获得了胜利，但对尹是否做好领导国家的准备，民众并没有给出一个信任的答案。

　　选举期间尹锡悦释放出的个人价值观让进步人士忧心忡忡。很多人质疑他提出的施政方案并不利于解决韩国当下严重的性别对立和贫困问题，相反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的各种矛盾。有人指责他在选举中公然引入极化分裂的“站边”策略（当然，另一边的李在明也不遑多让，与尹一起煽动韩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倾向）。

　　内政方面，尹锡悦指出，《劳动法》根本不需要将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定格在40小时或是52小时，转而支持“每周工作120小时”是“福报”的奇谈怪论。接着，他又开始指责穷人——“没学上的穷人不知道自由是什么”。这些极端、刻薄的言论凸显出他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坚定支持财阀资本的政治立场。在性别问题上，尹激化了男女对立，提出废除女性家庭部的主张强化了韩国父权制基础，使他赢得了“厌女“男性的选票支持。

　　外交领域，尹锡悦一直对文在寅政府的朝鲜半岛和平政策持批判态度。他提出扩充韩国军力，守护领土安全，并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尹在当选后的第一天与拜登的通话即说明了他在促进韩美合作上的决心。虽然很多外媒和右派媒体简单地将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的外交立场分别定义为亲中或是亲美，但实际上韩国这两大既得利益政党集团都没有摆脱既定的亲美路线，只不过是有些细微的差异罢了。

　　民主党为什么会失败？

　　虽然此次选举民主党败北，但其结果却呈现出韩国社会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意识形态。根据大选的票站民调（exit poll）显示，与上届大选相比，首尔地区和年轻的Y世代的选票明显向保守阵营偏移。上届大选，文在寅在20-30岁年龄段的得票率较高，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在本次选举中，20多岁Y世代男性选民大多成为了尹的支持者；而共同民主党在获取40-50岁年龄段的高票率的同时，并没有争取到Y世代的选票支持。

　　在我看来，共同民主党败选的主因有三。第一，所谓“386一代”精英政治家和文政权核心人物败坏的政治风气让Y世代年轻人深感挫败，认为他们受到了当权政治精英的蔑视。这种蔑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曹国风波。2019年九月文在寅提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曹国为法务部长。在此任命之前，曹国就深陷各种弊案之中（为女儿特招入高丽大学走后门、同时其家庭深陷债务纠纷案件）。因为弊案的曝光，曹国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韩国在校大学生们也因不满曹国事件曝光出来的”教育不公“而走上街头，组织了各种抗议活动。而当时共同民主党完全有能力早早平息弊案事件的蔓延。可是，青瓦台依然顽固地执行了有问题的人事安排。当然，少数共同民主党人士对曹国事件持批判态度，但党内却丝毫没有反省之心。另外，去年的”大壮洞开发腐败案“将共同民主党牵扯其中，更是给了它致命的一击。民主党自身弊案缠身且不知悔改，压迫反对声音的做法导致了选民的离心离德。

　　其二，文在寅政府在房产及劳动政策上的失败使其疏远了年轻选民。近年来，首尔和首都都市圈的房产价格暴涨，给地产投机商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润。然而，这却让Y世代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天价的房屋价格和高额的租金只能让他们愈发悲愤。面对房市的失控和年轻人的悲愤，共同民主党从未认真反省。相反，李在明在大选的最后关头竟提出了与国民力量毫无两样的房产政策，表示要大规模扩大住宅供应、放宽限制、放宽税金，加快开发速度。这并不是在反省文在寅政府的政策过失，相反给了投机资本继续投机的良机。面对这样的民主党，Y世代的选民深感自己再次受了政客的欺骗。

　　第三，拥有多数议会席位的共同民主党与其卫星党的一事无成大大打击了普通国民的政治热情，让他们陷入幻灭之中。共同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并没有兑现自己在上届大选中提出的各种承诺。文在寅曾立下豪言壮志，要做“女权主义大统领“（大统领即总统），但共同民主党却接连出现安熙正、吴巨敦、朴元淳等党内元老牵涉其中的性暴力事件，影响极其恶劣。另外，在其执政期间，韩国的公共事业部门迎来了“外包时代”，很多公共事务工作被外包，大批职员处于非正规雇佣的临时工或极不稳定的劳动状态。上述事例证明共同民主党更像是个无能、谎话连篇、只会给民众画大饼的政党，经过5年的执政，民众早已对其失去信心。即便李在明阵营在选举中表现出比尹锡悦阵营更好的专业素质，但不足以改变民众对共同民主党的感观和其深层次的政治问题。

　　隐藏的失败者们

　　此次大选是共同民主党的失败，是李在明的失败，也是文在寅的失败。我之所以要谈论“失败者”们，是为了将制造韩国社会矛盾的“罪魁祸首”公之于众。

　　首先，造就尹锡悦胜选的头号功臣不是张济元等尹的亲信，而是共同民主党所谓‘386世代’的政治精英。同时，他们也是失败者。当年作为社运核心的他们早已堕落，他们只会躺在曾经社运的功劳簿上招摇撞骗。目下，他们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投机活动，摇身一变，成为了顶层政治精英圈的“食利者”集团。接着，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也愈发地肆无忌惮。曹国事件上，他们站在了社运的对立面上，压制民众的反抗声浪。最终，选票击垮了他们。他们不仅需要承担文政府失败的责任，而且还将被永远地钉在社运的耻辱柱上。

　　其次，国民力量党首李俊锡和他的极端追随者们也是这场大选的失败者。李在明在共同民主党、青瓦台和竞选团队频频失误的情况下，得票与国民力量齐心推选的尹锡悦非常接近。他在选举的最后时刻，邀请揭露“N号房事件”的朴智贤进入竞选团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能否认，传统的中间选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厌女”情绪而集结在国民力量党旗下。如今的韩国社会，20多岁的青年很难找到不错的工作。这本来是只追求利润的资本和现有的政治势力所导致的困局，但国民力量党代表李俊锡利用极化的政治语言，将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全部归咎到女性身上，成功将20多岁的Y世代年轻人分裂为男、女两个性别对立的阵营。

　　不过，选举日前夕，李俊锡曾放出豪言，国民力量党要以10%的选票优势打败共同民主党，但从结果来看双方仅相差0.73%，可谓是势均力敌。根据大选的票站民调，尹锡悦在20岁年龄段的得票率落后于李在明（李在明47.8%、尹锡悦45.4%）。但相较于过去5年文在寅政府在20岁年龄段中所受到的猛烈批评来看，这已然是共同民主党可以接受的结果了。

　　民调显示，尹锡悦在各个年龄段的女性中都不受欢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尹积极地践行了李俊锡提出的“性别分裂”的选举战术，但真正让尹胜出的票源其实来自于以前就强力支持保守派的首尔市“江南三区”地区（指：富豪聚集、房价居高不下的江南区、瑞草区和松坡区）以及汉江沿岸的高房价地区（麻浦区、龙山区、城东区、永登浦区等）的选票。同时，一度支持共同民主党的忠清地区，许多选票也转投给了尹锡悦。尹曾在此地以“忠清之子”做宣传，获得了一些选民的青睐。

　　相反，在这次选举中，过去一向支持共同民主党40岁年龄段的选民投票率相对较低。总体而言，青年的投票率下降了，高龄选民的投票率却上升了。这体现出青年世代对政治的厌恶。李俊锡似乎以为自己的战术可以将20多岁的男性选票尽收囊中，但很明显他并不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在李的强力煽动下，仍然有三分之一的20岁年龄段的男性拒绝投给尹锡悦，比起李俊锡所强调的“所有男性都是受害者”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可以说，李俊锡的“性别分裂”策略并没有完全奏效，相反，这种极化分裂、大搞性别对立的选战策略让尹锡悦稍有不慎就会输掉大选。正因如此，国民力量党内部早就出现了对李俊锡不满的声音。在接下来的地方选举和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力量党能否还能保持领先的优势呢？如果李俊锡继续担任党首并坚持他的极化策略，恐怕国民力量的“好日子”也不会长久。

　　第三类失败者是所谓“民主进步”阵营内的御用知识分子。事实上，我不同意将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和传统的左派运动统称为“民主进步”阵营。这种分类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这两股势力是“一丘之貉”。然而，主流知识界，尤其是自诩参加过40年前社运的知识圈，特别偏好这种分类方式。这些所谓“民主进步”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造成当今韩国社会绝望情绪的帮凶。他们在曹国事件上默不作声，对文在寅政府时期社运出现的困境也视而不见。一旦当选举迫近，他们又组织起来为共同民主党造势，强行鼓吹文政府的“进步”政绩。自此，他们实质上已经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站在一个所谓“民主进步”的立场上，为早已腐坏的共同民主党内部的政治精英集团摇旗呐喊。他们对外界喊话，强调尹锡悦和国民力量为“民主进步”之敌的身份，但一旦话锋转向共同民主党的无能上，他们却陷入了沉默。

　　最后，站在共同民主党一方的社运活动家（包括工运、妇运和环保运动等等）也是这次选举的失败者。共同民主党5年来压制社运和劳工权利的恶劣表现让他们失去了劳工阶级的支持。以工运为例，对大选中李在明阵营中所组成的劳动委员会而言，改善基层劳工的生存状况并不重要，选票就是一切。虽然文在寅政权时期，韩国工会的组织能力大大提升，但工人的实际权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文在寅政府对劳动保护的许诺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实质上拉开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共同民主党政府虽没有像李明博-朴槿惠时期一样推行强力压制工会的政策，但他们却在劳资纠纷事务上坚持了一条“排除工会”的政治路线。在劳动保护缺失的状况下，工会是保护劳工权益、坚守基层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都能在劳资冲突中挺身而出，但总体上因为工会的作用，政府和资方并不能肆意妄为，劳工的基本权利在工会的支持下尚有底线遵守。例如，一旦职场发生性骚扰事件，工会会出面帮助争取正义；如果劳工处于过劳或不当解雇的状态，工会也会帮忙申诉。然而，长期处于“只有工会灭亡，国家才能生存”阴影下生存的韩国工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它们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健康向上，许多工会活动家迷失在共同民主党“民主进步”的假象之中，成了政治食利者集团和绝对市场自由化的共谋者和支持者。他们嘴里高喊维护劳方的口号，实际早已背弃了劳方的基本立场。因此，这些工会活动家们同所谓“进步民主”阵营的失败也脱不了干系。

　　社运界“第三势力”何去何从？

　　此次选举也是韩国社运界及代表进步左派的“第三势力”的滑铁卢。虽然韩国进步社运界并非毫无成绩，但这不足以让他们获取广泛的民众支持。对李明博-朴槿惠保守派政权的挑战是韩国近年来社运最高涨的“大团结”时期。但包括正义党、进步党和劳动党在内的“第三势力”在“大团结”期及其后并没有重视韩国市民社会内部的差异和张力。它们没有充分准备具有针对性的政治策略，也无法摆脱实用主义的路线，只能在保守派（国民力量）和自由派（共同民主党）之间的夹缝中求取生存。即便如此，它们利用社运获取支持的方式也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社运在他们眼中只是某种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社运及其组织、参与人员本身并没有得到政治势力的真正关注和尊重。虽然“第三势力”极力想在韩国走出进步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但他们因为力量弱小和战略失策，无力改变韩国现有的保守-自由派两元对立的政治格局。韩国社运本身也很难突破这种界限，只能在迷雾中徘徊不前。

　　当然，对于希望拥有美好世界的人们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作为进步左派，需要认真地对待并总结失败，制定出与以往不同的对策方法。目前，国际局势混沌不堪，新自由主义政经危机也将持续下去，而韩国将进入一段新的保守时期。面对身处在这样一个不公、厌女的社会中，我们不应将聪明才智运用到与保守价值的妥协上，反而应该将被压迫、被践踏的声音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地研究、实践新的社运方式，重新投入争取正义的社运之战。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