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敌后革命者”我校抗战老同志魏云祥
魏云祥，四川成都人，出生于1922年，汉族，1938年月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其革命生涯。曾任成都中医药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教务长、副教授，成都计划生育培训中心主任，1989年离休。他的履历上，挥洒着他的青春热血，流淌过他辛勤的汗水，“生活一世纪，奋斗八十年”无疑是他的真实写照，他坚持一颗爱国心，共奏一支复兴曲，他，就是抗战老同志魏云祥。
播下爱国种子
魏云祥生于上世纪20年代，抗日战争贯穿了他整个青少年时期。“‘九一八事变’时，我还在读小学，那时每天上学一定要戴一个青纱，上面写‘反日救国’四个字。”年幼的他或许并不清楚什么是“救国”，为什么要“救国”，但是随着青纱的戴上，这颗爱国种子也随之深埋心中，生根发芽。
到了1936年，日本企图在成都重建领事馆，为他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日本派了2个人来到成都，住在大川饭店。有一天早上，成都市几乎每家门口都贴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条子，当天下午，成千上万的市民围攻大川饭店，将这2个日本人杀死。“这大概就是我最初所接触到的社会教育吧！”时年15岁的魏云祥，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另一方面，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祖国的土地就这样被鲸吞了!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国民党却一直后退，还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当时积极主张抗日的是共产党，我于是就踏上了抗日之路，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他更加坚定投身革命的决心
1938年，魏云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切都要听从党的指挥”
加入共产党后，魏云祥变得更加谨慎。他说：“那个时候，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做事情，一切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入党后，他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他深深地明白自己的个人行为与党的发展存亡息息相关。
“我并没有什么功勋可言，也没有什么惊险的经历可以诉说，我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敌后方是怎样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怎样坚持抗日战争的。” 魏云祥老先生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动，这就是一名有着七十几年党龄的老同志，他是国家的功臣，是国家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完全有资格对着我们侃侃而谈，但是他没有。
在他的回忆中，上个世纪的成都在我们眼前鲜活起来。当时，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社会上活动着“大声社”“星芒社”“战学社”等；华西坝五大学，包括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华西、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东北陷落后流亡到成都的群众也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
“当时的祠堂街除了书店、新华日报以外，‘战学社’和‘星芒社’也在那里，气氛完全不同，那里变成了抗战文化一条街。”魏老眼中闪烁着光芒，仿佛时光倒流，重回到那个年代。
各大救亡组织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他们兴办、发行进步报刊，在公园里、集市上、茶馆中去宣传。魏老说：“当时在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有很多茶馆，是群众聚会最好一个场所，我们就去茶馆里面站着宣传，组织群众一起唱歌、讲时事，最后一定会以《大刀进行曲》结束我们的宣传活动。”魏老还激动地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杀！杀！”
人间正道是沧桑
据魏老回忆，1939年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攻势潮水般高涨，“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恶性事件相继出现。“在成都，他们借‘抢米事件’破坏四川省委组织，逮捕了时任四川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党的工作遭到很大破坏。”
当时国民党派出很多特务，负责逮捕共产党员，他们蹲守在各大报社和书店附近，观察来往人群，若发现有对进步书籍感兴趣的，就尾随跟踪，魏老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我在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身上带了几本书，用一张报纸包住，但这几本都不属于进步书籍，因为我知道很危险。特务以为我是来接头的，走过来撕毁了我的报纸，把几本书抖开来看，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他就悻悻而归了。”魏老几乎是笑着说完这段经历的，听到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热血爱国青年的机智与勇敢。
魏老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也为他开展地下革命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为了躲过特务的破坏和搜查，魏老所在的党支部还曾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支部大会。
在千千万万个同魏老一样有勇有谋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下，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全中国！
守业更比创业难
1949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医药卫生人才极度缺乏，魏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医药行业的建设之中。他说：“当时由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的西南大军，召开了一个西南卫生工作会，要求我们筹备华西的药学专修科，于是，我就从一个普通的教师学着怎么去建立这样一个专修科，怎么来组织教材、怎么来作教学，这些都是问题。”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1958年，魏老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开展教学工作。
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魏老慷慨陈词，神情激动，我们也不由得受到感染。当问起魏老有什么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的话时，他是这样回答的：“个人信仰是一回事，爱国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说，我是从爱国这个出发点走到了这条路上，我想让我自己的这个国家站得起来、说得起话！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爱国！”
（图、文/校报记者 冯静雯、段文轩 编辑/罗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