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霾伏\"困境下 能否倒逼\"发展模式\"转变?

北方空气刚刚清朗，南方又开始遭遇今年最重一波空气污染，上海等长三角地区，AQI指数更超过300，达到六级重污染。

实际上，一个多月来，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到华东，均遭遇了雾霾污染的侵扰。一面是继续发展的刚性需求，一面是环境资源的硬性制约，“十面霾伏”下的困境，正反映着我国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艰巨性和迫切性。

治霾之困折射发展难题

从12月1日开始，在不利气候条件的影响下，PM2.5浓度不断升高，上海再次进入重度污染天气，AQI最高值一度超过300大关，应急预案再次启动，重污染在几天内盘桓不去。

实际上，从今年10月底开始，东北就遭遇严重雾霾，甚至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11月后，地处华东的上海八天内两度遭遇重度污染，空气质量重度污染预警历时超过42小时，创下历史之最。

“十面霾伏”已成为国内多省市最突出的环境矛盾。据中国气象局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4.7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

“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由于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远不能抵消环境污染所带走的幸福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张孝德感慨地告诉记者。

雾霾看起来是空气问题，但是折射的是发展问题。上海市环保局污防处副处长周军深有感触，“雾霾污染的来源极其复杂，与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生活都密切相关，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运行下去，雾霾增量在所难免。”

和土地、水质污染一样，雾霾盛行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发展方式遇到的困境。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表示，中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1.5%，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消耗了全球45%的能源和原材料，这种发展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收到成效，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环保部门”，国研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表示。比如，目前一些官员仍会为了GDP考核不惜牺牲环境；一些地方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还会承接一些有污染风险的大项目。

制度如何保护生态？

可以说，治霾不只是环保部门的难题，反映出的治理主体不清、动力不足、联动不够，与我国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具有同构性，单靠某个部门是难以解决，需要更深层的改革。

“体制改革是重点，”周军认为，“要彻底解决雾霾污染的困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产业结构要调整，而且产业布局也要重新科学规划。”

通过生态倒逼发展方式改变已经势在必行。三中全会决议显示，以后企业投资项目时，“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一样，将具有一票否决权。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指出，此举是对生态安全底线的彰显，以前一些企业虽然环保上不达标，但要么因为经济效益大，或者由于改造成本高，也只是罚款了之，这就是拿底线在做交易。

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将提升。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一起，将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挥棒，不让经济发展中夹杂损害环境的GDP。

在考核上，也提出了约束性指标。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认为，这将对干部考核制度改革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彻底改变一味“以GDP论英雄”的局面，促使各级干部为官一任真正能“造福一方”，真正给当地人民留下“厚底子”。

对于制度保证生态的核心，张孝德表述为，“就是在责任明确为不同主体的情况下，让中央、地方、社会和市场都负起责来。通过制度框架、制度网络使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去。”

引入市场手段，产权明晰治理有序

除了政府的有形之手之外，三中全会决议也明确了“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表明，市场“无形之手”也将在雾霾治理乃至整个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

11月26日，上海碳排放交易正式启动；28日，北京碳排放权交易也紧锣密鼓进行。包括上海、深圳等试点城市的碳排放交易，将通过市场手段，有效控制污染总量，用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应该以政府的法制和行政为主、市场手段为辅。但以前我们是过于依赖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没有充分使用。”

目前，全国七省市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已陆续进入启动阶段。对此，张孝德认为，“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当中，最大的突破就是让自然资源资产化。这是将市场机制导入生态文明的前提，从根源上解决了自然资源长期无法纳入市场定价的难题。”

当然，自然资源市场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谷树忠提醒说，推进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须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应避免从漠视资源环境生态的经济资产价值的极端，走向过度夸大价值、导致资源性资产泡沫的另一个极端。(记者陆文军 叶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