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小清华”霸道查寝背后：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

　　原标题：“东北小清华”霸道查寝背后：职校学生是咋上学的

　　发展职业教育，既要提升教育内部质量

　　也要拓宽、修通一线劳动者职业上升通道

　　“黑社会”式查寝背后的职教困局

　　“以后看清我们六个人的脸，我们来了，就是查寝……这是咱生活女工部长张美玉……”当黑龙江职业学院一段查寝视频在网上蹿红后，和张美玉同属于该校工商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刘洋对此并不陌生。“这样严苛的查寝年年都有，我入学那年也是这样，套路一模一样。”刘洋说，“我们学校还好，有的专科学校真的存在一些恶霸、小混混，这样查寝就是为了镇住这些人，这是有原因的。” 

　　黑龙江职业学院（简称“龙职院”）是该省省内办学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高职院校，号称在全国1200多所高职院校中排名前50，被当地民间戏称为“东北小清华”。学校有两个校区，其中一校区位于高校林立的市中心。与龙职院一街之隔的，是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一本院校，四五公里之外，就是黑龙江省内在全国排名最高的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

　　但中国职业院校与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距离却远没有那么近。职业教育本身面临着中高考分流后造成的生源的先天不足。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杜连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职业教育带有重管理、轻技能的特点，并假设这样的管理模式又与生产现场技能降级的用人需求相契合。杜连森说，中国职业教育更多承担生存教育的功能，本科以上教育被视为拥有更多阶层跃迁可能性的地位教育。中国职业教育的蜕变，既需要教育内部提高质量，也需要中国产业的升级。

　　高中式半军事化管理：

　　查寝、跑操、晚自习

　　在张美玉等人查寝的视频爆火后，又一段该校工管学院男寝查寝的音频曝光。音频中，查寝的大二学长疾声喊着大一新生下床来站好，学长一番自我介绍后，命令新生叫“学长好”。张立几年前就读于龙职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当时也遭遇过类似的查寝。

　　张立记得，入学第一天报到没有课，包括他在内的寝室七个人去外面聚餐，唯一剩下的同学住在上铺，当晚被从床上叫下来9次迎接查寝。这样严格的查寝基本在大一开学前两周。视频中张美玉等人的查寝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张立说，穿统一的西装查寝是学校要求，为的是让新生信服，觉得学长挺厉害。

　　在龙职院，查寝至少每天早晚各一次，除了院学生会查，校学生会也会查。查寝主要是检查寝室卫生是否整洁，物品摆放是否合乎规定。曾担任龙职院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现任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的王晓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查寝更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让学生养成守规矩的好习惯。尤其对于高职毕业生来说，企业用人首先看的是其基本素养。同时，这也与高职人才服务生产一线，相较研发创新，更应注重产品规范、标准化生产的定位相契合。

　　每次查寝，张立和室友都要靠床边，分列两排站好。要保证桌椅摆放整齐，桌面上不能有东西，垃圾袋里不能有垃圾，被子叠成豆腐块。在刘洋看来，这样的查寝充满形式主义。

　　报考龙职院的方式有两种：高考统招与学校的单独招生。过去几年，龙职院在黑龙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220分至280分。单招在高考前两个月举行，学校自主命题，考试相对简单。张立参加单招时，试题难度仅相当于高一月考水平。龙职校近来每年新生中，超过60%的生源都来自省内的单招。

　　张立的父母是个体商户，为了他高考后“别在家待着”，让他上了这所专科学校。他的同学绝大多数和他一样，来自普通家庭。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12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2009届至2011届高职毕业生中，来自贫困地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学生占比将近一半。

　　杜连森2017年至2018年在国内东部发达地区某市一所五年一贯制职业学校调研，代班一个数控设备与维修专业班级的语文课。班上29个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工人家庭。全校更大范围的调研，学生家长基本属于蓝领阶层。杜连森说，关于这些家长给孩子报职校的目的，家长们会公开宣称，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长。但在私下里聊天时会说，孩子在学校里能学就学，最主要的是别出事。平安度过这几年，将来到社会上找一份工作。

　　龙职院的多位老师坦言，对于学生，如果不严格管理，走出校门可能会比入学时更差。刘洋一位室友毕业后就因为打架进了“局子”。龙职院的一位资深教师感叹，某种程度上，学校有时像一个大托儿所，对学生只能采取像高中一样的管理模式。

　　跑早操是规训学生的另一种方式。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晨6点，龙职院的大一新生们都要开始跑操。跑操要穿系服，各个学院系服款式、颜色不同，跑操时还要喊自己学院的口号。张立说，一年四季，跑操几乎风雨无阻。冬天跑操也要穿系服，系服很大，可以套在棉衣、羽绒服外面。跑操后，学生会体育部还要对跑操点评。如果天气实在不好，就到教室里上早课，但这样的情形极少，绝大多数情况都要克服。即便上早课，“大家基本上什么也不干，在教室坐着”。

　　早上跑完操吃完早饭，学生们要回寝室打扫卫生，等着查寝。8点开始上课，下午5点左右下课，晚上6点至8点上晚自习。除了生病等特殊情况，晚自习不能请假，但大一新生可以花二三十元找大二学生代上晚自习。上课也可以找人代替出勤、听课。上晚自习前的第一件事要上交手机。在龙职院，不少教室讲台一侧的墙壁上，都挂着蓝色的手机收集袋，上面写着“学习改变命运”。晚自习开始后，学院学生会和校学生会来检查，先数到勤人数，再查上交的手机数。除非一些特殊活动，需要看视频，手机会下发，看完后，再收上去。

　　刘洋说，在学校时，老师不会留什么作业，留的作业也没有多少人做。学生可以从图书馆借书或拿其他资料带到晚自习上，但大部分学生也不会看书，由于不能玩手机也不许聊天，学生们只好干坐着。

　　李妍是学校工程造价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上学期间，她和上本科的同学对比后发现，其实本科院校更自由，职业院校管得更严，跑操、查寝、强制性晚自习是职业院校的常规操作。“除了学得不如高中狠，很多时候和高中一样”。

　　职业院校中，学生会是学生管理得以实现的一方重要力量。杜连森说，职业院校的一大中心任务就是学生管理。当学校把重心放在管学生而不是教育和科研上，就会让学生干部代替老师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对其他同学过分严苛。刘洋说，他班上的同学，相较于校学生会，更大程度上热衷于参加院学生会和当班干部，因为可以借此与学院辅导员搞好关系，以此来换取一些利益。

　　被分流的学生和老师

　　在龙职院，逃课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缺勤几次，就会挂科，但在课堂上，学生们也不会好好听课。孙莉是龙职院一位英语教师。在早上8点的课堂上，她总能看到因早起晨跑而犯困的学生在课堂上躺倒一片。

　　张立记得，学校绝大部分课程都是理论课，少部分是实操课。对于前者，比如高等数学、实用英语以及一些专业理论课如加工工艺等，学生大都不会听，感觉没多大用处。

　　杜连森在给那所五年一贯制职业学院学生上课时，很多学生直接躺在椅子上，一部分学生趴在桌子上睡觉，认真听课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他和班上学生聊过，学生说，普通高中学生学习成绩好了，对考大学有帮助，而他们学习，不过就是为了毕业后进工厂。没有可预期的学习收获，也就没动力学习。

　　孙莉最头疼的是上课面对一批初中、高中没好好学习的学生。她发现有的新生连26个字母、48个音标都从来没有掌握全过。“大学课堂就像小学似的，像教汉语拼音一样教学生。”在多位龙职院学生的记忆中，英语课学习的是没有超过高中教学范畴的四种时态，考试补空缺字母的单词不超过四个字母。语文课结业考试要求写一张初中乃至小学生都可以完成的便条。

　　“职业教育处于教育体系中间一部分，其前端的教育质量并不由职业教育本身决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高职生源大多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部分来自中职毕业生。中职生源来自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由基础教育决定。“应该去问基础教育怎样输送更高质量、更均衡的生源。”

　　龙职院的一位资深老师说，高中那么多影响高考“生死攸关”的课都不学，到这里就能爱学习了？“所以我们只能降低教学、考试的难度，简单的会就行了。不让这些学生毕业，教育主管部门又不允许，这就是矛盾。”

　　职教的生源并非没有高光时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曾经也是中职教育的生源。在统招统配模式下，这些学生能得到比现在大学生还要好的就业安排。但在2000年高校扩招之后，职业教育的地位大不如前。龙职院的前身之一是黑龙江机械制造学校，在历史上，这家中职院校曾为东北的重工业培养出大量机械制造人才。龙职院“东北小清华”的美誉正来源于此。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孙诚分析说，关于学生的分流，未来应该更人性化些。依据分数分流只是现有政策制定视野内更简单的管理方式，未来该有替代的方式。像一些发达国家，在一些基本考试分数的基础上，学生和学校可以双向选择，不只是根据分数被动选择，否则会对学生自信心造成很大打击。

　　刘洋当年高考填志愿时，父母被龙职院的“校企合作”、就业有保障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宣传文案所吸引，因此报了该校，并选了物流管理这一看起来很有前景的专业。从大二起，刘洋开始上更多专业课。他原本的设想是，作为专科学校学生，通过三年学习成长为物流管理的专业人才，头脑中能绘制出整个物流系统组成及运转的清晰图景，但他的想法落空了。如果现在问他什么是物流，他的回答就是送快递。

　　授课老师来自校内和校外企业，为的是打通校企间壁垒，帮学生建立生产一线的视野。刘洋记得，一门关于仓储的专业课，请来的是某公司物流部门的负责人。课上，老师抑或大谈企业文化，或畅聊自身贡献，让他感觉不到有什么可以摄取的专业知识。对课本内容，则照本宣科，“哪种货物放在哪种舱，打包流程是怎样的，这都是很表面、可以猜到的知识。”

　　在校学习时，他感受不到物流行业的技术含量。学校有一个占地100多平方米的模拟物流仓储仓库。三年里，他和同学也就用到三四次，在里面尝试开一下叉车，往传输带上放模拟货物的盒子，用扎带试着封箱。大二“双11”前后，他和同学去顺丰送了半个月快递，作为其前两年仅有的现场实习。

　　龙职院2017年起开展了为企业“订单式”培养人才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现代学徒制班。该校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周延昌2020年在对此项目的一篇总结中提到：学校教师理论比较强，但是实操能力较一线师傅有所欠缺；而企业师傅一线操作经验丰富，但是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理论和实操都强的教师数量偏少，无法形成规模。

　　孙诚说，中国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是，这里既汇集了中高考分流的学生，也有着被本科院校、普通高中拦在门外的老师。师生双方都带着一种不情愿的情绪来到职业院校。而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极少有对于职教教师的专门培养，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对于老师技能和素养的要求是不同的。在龙职院，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在普通高校读完本科或研究生后直接到学校工作，不了解产业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实操经验。

　　王晓典说，实际上，要培养一位没有实操经验的教师掌握一线技能，要远远比教会一名企业人员如何教学的成本更高。此外，在职业院校，专业随产业而动也会有滞后性。

　　职业院校还有着相当比例的编制外工作人员，不享受财政拨款，而本科院校教师编制足够，就不存在这一问题。2014年，中国高等本科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事业费支出18576元，是高职高专学校约1.89 倍；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公用部分教育经费支出为 8932元，是高职高专学校的约2.05倍。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教师的晋升通道也有差别。在黑龙江，职业院校教师评高级职称的比例26%左右，本科院校这一比例为50%左右，这些因素都造成职业院校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流水线式的实习

　　亟待升级的职业教育

　　龙职院实行的是“2+1”的培养模式，即第三学年学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张立记得，大二下学期结束后，各家来招聘的企业先将招聘信息发给辅导员，辅导员再将信息发给学生。当年，供张立所在专业选择的企业有二三十家。他挑选了杭州一家制造新能源汽车散热部件企业。看上去不错，工资也挺高。等到实习，他才发现“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一个电子厂，他每天的任务是给电磁阀的线圈焊接电路板。

　　在工厂里，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8点结束，中午和晚上各有40分钟吃饭时间，上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其余时间都要不间断工作。每天他要焊接1500个电路板，平均下来二十多秒完成一个。焊完后，他要自己检查一遍。如果发现产品不合格，就要挑出来，贴上不良品标签，避免产品往下流转。

　　生产一线的要求都很严格。张立参与的项目有三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十来个人，每条生产线配有一个班组长。每焊接完五六十个电路板，他就要拿给下一环节的同事检查。这一检查环节会更细致，如果发现批量不良品，班组长就会立刻叫停生产线，倒查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先看能否对产品补救，之后会张贴通报批评。第二天晨会，班组长还会严厉地提及此事。如果批量不良品在终端被查出，月底还会扣绩效工资。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工作时长和平时一样。

　　虽然这家企业的实习报酬还可以，算上加班费，张立每个月都能拿到六七千元。但这样的工作还是令他感觉枯燥，学校学的东西也几乎用不到。最开始，他每焊接完一个电路板会检查十几秒，大约一个月后，他已经练就了用耳朵辨别焊接好坏的能力。“如果焊接过程中，声音不是那么平顺，有刺耳的声音，就可能焊坏了。”

　　张立和汽车配件企业签订的实习合同为一年，实习完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工厂也缺人，怕我们走，但留在那里就是廉价劳动力”。但在按学校的规定实习满半年后，张立和同学们就相继离开了那家企业。

　　在杜连森代课的那个班级，班上29名学生毕业后在工厂一线工作的只有5个人，占比20%，其余同学加入了餐饮服务、快递外卖、中介、汽车销售等行业。全年级工程类毕业生两三百人，毕业后在工厂工作也大抵是这一比例。

　　多位龙职院老师说，国家对于高职人才培养的定位是一线的技术工人，像设计、研发等更需要脑力和智识的岗位都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而职业院校学生不愿再从事制造业，也引发着制造业空心化的讨论。

　　杜连森认为，从长远来看，国家产业链要逐步向高端转移，这样一部分工人就可以从事部分高技能工作岗位，使他们有盼头，能在制造业扎下根来。但即便产业升级，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短时间内全部过渡到高端制造业也不大可能。未来还会有部分低技能的岗位，国家要有一些保护措施，做好对这部分人群收入的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趋势是，随着机器换人，部分劳动力会从制造业外溢到服务业领域，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不可避免，致力于制造业的人会越来越少。总的来说，就当下职业教育的现状而言，产业升级也会倒逼职教领域的教育改革。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久负盛名。王晓典去年到德国考察，他发现，与中国的职业教育是由教育部门主导不同，在德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行业协会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行业协会制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分发给企业和学校。企业和学校再分别定具体培养计划。学生在培养全周期，每周会有一定时间在学校学习，剩下的时间到企业实习。毕业时，教育部门会组织学生的结业考试，同时学生还要参加行业协会的考试，拿到从业技能的合格证。在人才供给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小企业主对实习的学徒都很好，给其丰厚的待遇，会尽心教授其技能，为的是将人才留下来。在德国和日本，还有着工匠精神的传承。在中国，想要焕发起企业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应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和震认为，要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质量，除了提高职教的内部质量，还要拓宽、修通一线劳动者职业上升通道。“中国的高技能人才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这说明很多蓝领工人无法上升到高技能的技术等级，没有被社会认可。”发达国家蓝领、白领工资差距基本上都很小，而国内管理层和一线劳动力比起来，工资相差太大。

　　杜连森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当产业工人阶层地位较高时，职业教育就会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选择，能留住社会的优势阶层，反之会成为社会弱势阶层的无奈选择。职业教育应超越“生存教育”的逻辑，走向“发展教育”，促进社会弱势阶层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张立、刘洋、李妍、孙莉为化名，实习生田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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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