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变天”一年后 什么变了？

　　一年前的8月16日，在塔利班包围喀布尔、控制阿富汗总统府的后一天，喀布尔国际机场见证了混乱与血腥的惊魂一日。如今，通向国外的航班再次开放，靠近塔利班白色旗帜的航站楼一侧挂起了新的标语：“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寻求与世界建立和平、积极的关系。”

　　“当我们进入喀布尔，当美国人离开时，那是欢乐的时刻。”一名保卫总统府特种部队的塔利班成员在外媒镜头前说着。到目前为止，塔利班政府尚未宣布进行任何官方庆祝活动来纪念重掌政权“一周年”，但阿富汗国家电视台表示，将播出一期特别节目。

　　8月13日，喀布尔爆发的一场罕见游行集会，似乎是为塔利班“纪念”着这一时刻。一群高呼着“面包、工作和自由”的阿富汗妇女在教育部大楼前游行。“8月15日是黑色的纪念日，”她们手举的横幅写道。不顾持枪塔利班成员的阻挠，她们在街上振臂高呼，一些人的头巾滑落下来——突然，空气中传来砰砰几声枪响，女人们惊恐四散，有的还跑掉了鞋子……

　　这一切都把阿富汗女商人索拉拉回到了去年的混乱时刻。在一次采访中，她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起自己的朋友们是如何在那个充满枪声、哭声和尖叫声的夜晚逃离喀布尔的。

　　一年来，喀布尔少了很多枪林弹雨的恐怖，但多了几分沉默而隐秘的恐惧。人们依然怀疑，如今掌控这个国家的塔利班是否还是20年前的那个塔利班。但是，热爱时尚的喀布尔女性在最大限度内打破着禁忌：黑色面纱下可能是浓艳的妆容，拖地罩袍下她们也许穿着靓丽——这是她们抗争的方式。

　　“能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很幸运。我能走到今天多亏了他们的支持。”索拉是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毕业，也曾在海外留学，她感叹一路走来的艰辛。“但是在阿富汗，有越来越多像我家一样的家庭，他们也认为，边缘化女性，就意味着边缘化了社会的半边天。让妇女融入社会，才意味着我们国家进入到了发展阶段。”

　　大约10万名阿富汗人在去年8月的大撤离中逃离了故土，其中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一个几乎各个领域都需要国际发展援助的国家，这次大撤离意味着塔利班领导的新政府失去了社会赖以发展的大量官僚、专家和技术人才。而那些像索拉一样选择留下来的人，无论他们进行着怎样的抗争，都是在努力填补着逃离者们留下的空缺，努力着重整生活。

　　 “塔利班一来，我们就把音乐关了”

　　“我觉得塔利班来了之后只有一个大的变化——以前在阿富汗每个城市每天都有上百人死亡，因为天天爆炸，天天打仗……政府军、塔利班还有老百姓每天都有很多死亡。”33岁的阿富汗人阿里告诉澎湃新闻，“塔利班来了之后，没有战争了。”

　　虽然时不时还会发生袭击事件，但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生活已经回归平静。根据联合国安理会6月得到的一份报告，今年1月至5月期间，阿富汗的冲突、爆炸和其他安全事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80%。在塔利班对全国公路的控制下，人们不再担心被来往的匪徒绑架。此外，塔利班还拆除了高速公路网络上用于勒索来往行人的警察和军事检查网络。

　　阿里出身于一个教育良好的塔吉克族家庭，父亲是老师，哥哥学法律，弟弟是牙医。三年前他曾在中国读研究生，快要毕业时赶上了新冠疫情。2020年，他返回了阿富汗，但没曾想到一年后就遇上了喀布尔“变天”。这一年来，阿里为一家中国援助阿富汗的NGO工作，同时还为中国媒体担任前线记者。尽管在阿富汗的生存环境比从前安全了很多，但阿里的生活压力并不比从前小。

　　“以前为西方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每个月可以有2000到6000美元的收入，但我现在要做好几份工作，才差不多能拿到500美元。”阿里表示，纵然如此，他的许多朋友还是称他为“富人”。

　　塔利班上台后，西方政府切断了支撑阿富汗政府的援助，美国冻结了阿富汗央行的资产，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财政困难。一些老百姓负债累累，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卖肾来让孩子填饱肚子。

　　阿里谈到自己曾经的同窗，感到一阵唏嘘。“我原来的一些同学，他们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很多年，有的在前政府工作，也有的在外国人的组织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在卖土豆、刷皮鞋，或者根本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非常不好……”

　　经济权利的缺失放大了妇女的不幸。连年战争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妇女成了寡妇，她们基本无法外出工作，也没有任何糊口的来源。在喀布尔，每日临近黄昏时，街头总会出现近乎宗教仪式的一幕：穿着蓝色罩袍的妇女成群结队地坐在高档的大饼店前，默默等待好心的路人为她们施舍一张大饼。

　　索拉大学时也曾在中国做过两年交换生，毕业后，她在阿富汗一家英国开办的大学读了研究生。研究生班里一共有6名女生，现在还在阿富汗的只剩她一人，但她表示自己很理解她们的想法。“现在的她们在阿富汗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了，情况和过去很不一样，过去她们有工作。”索拉告诉澎湃新闻，“但是现在，为了一个好的未来，她们要去其他国家发展。”

　　驱使这些女性出走的并不仅仅是失去了糊口的生计。人们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每一个行为的发生都伴随着未知的恐惧，没有人知道那道红线在哪里。

　　“20年前，如果一个男人没有胡子，他们（塔利班）会打死你，现在每个男人在阿富汗也要留胡子，因为他们害怕。”阿里说着，“我们开车的时候都会听音乐，但一遇到塔利班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得把音乐关了，他们不喜欢我们听音乐。”

　　 隐形的女性

　　在阿里看来，组成塔利班的成员多种多样，他们当中当然有明事理的“好塔利班”，但更多的则是从小就投身战争的人，他们从未尝试着了解城市丛林的生存法则。对此，那些已经品尝过自由滋味的阿富汗城市女性深有体会。

　　在讲述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新闻网站Rukhshana Media上，一位来自喀布尔的女孩描述着自己的遭遇：“我一个人走回家，拐进一条空荡荡的小巷，撞见两名扛枪的塔利班。他们大喊着我是妓女，因为我没有戴头巾。他们用枪指着我的脸，其中一个已经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我低下头说，‘不会再发生（不戴头巾）这样的事了。’”

　　“回到家后，我坐着哭了一个小时。”这位名叫萨玛纳的女孩悲伤地写道，“从那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我甚至无法忍受看到衣橱里五颜六色的衣服，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我失去的一切。”

　　去年重掌政权后，塔利班曾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女性可根据伊斯兰教法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但今年3月，塔利班撤回了此前宣布的开放女子高中的命令。阿富汗教育部通知称，

　　“在根据伊斯兰教法和阿富汗文化制定新的计划之前，所有女子高中和招收六年级以上女学生的学校将停课，直到接到新命令。”

　　无法重返校园的女生们感到焦虑，压抑中也爆发了沉默的反抗。有六年级的女学生为了能继续上学，选择故意挂科留级一年。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报道中，一名名叫索达芭的喀布尔女教师创立了一所“秘密女校”，附近的家长们通过耳语传递着开课的消息，年龄不等的女学生们每天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前往秘密地点上课。

　　让索拉感到崩溃的则是塔利班实施的“监护人”（Mahram）制度。索拉在读书的同时也在哈萨克斯坦经营着机器零部件和体育器械的生意，由于迟迟拿不到签证，她无法往返国内外，生意只能交给弟弟打理。

　　“现在阿富汗内政部门不再给女性出具无犯罪证明，除非她和丈夫、兄弟一起来办，这给我办理签证带来很大障碍。不仅如此，女性任何长途出行都需要男性亲人陪同，这实在太不方便了。”索拉告诉澎湃新闻。

　　对于这一切的不满，促使妇女们在塔利班“回归”一周年之际走上街头。据阿里所述，8月13日喀布尔妇女抗议期间，塔利班逮捕了四名记者，一名为阿富汗本地媒体记者，还有三名外国媒体记者，塔利班没收了他们的相机，但是过了三四个小时又将他们释放了。阿里加入了一个妇女抗议者的社交媒体群，从群消息中他得知，现在塔利班仍在搜捕那名在游行队伍前排十分显眼的绿衣妇女。

　　“女性的事情在阿富汗非常敏感，很多记者来做报道，但是塔利班不同意。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报道，有女孩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非常小心，我们非常害怕，只能偷偷拍视频。”阿里谈起了在阿富汗做新闻报道的不易。

　　8月的一天，在阿富汗一家主要电视媒体TOLO狭窄而破旧的总部，一群年轻的编辑在当日晚6点节目播出前做着最后的努力。一名编辑调整着音频，这则新闻讲述了一个关于阿富汗女子中学关闭了长达一年的故事，而一些穆斯林学者呼吁让女孩入学——这可能不是塔利班想听的新闻，但作为“伊斯兰酋长国”的领导者，他们无法抱怨对宗教学者的报道。

　　TOLO的负责人赫帕瓦克·萨派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表示，在前政府倒台后，TOLO失去了90%以上的员工，大批记者、编辑和制片人都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的几天内惊恐地逃离了。而对于仍在阿富汗工作的记者来说，他们并不清楚红线究竟在哪里，因为塔利班的媒体法只是警告，不能播出任何“违反伊斯兰教教义”或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报道。

　　去年，当塔利班命令电视台停止播放以女性为主角的外国电视节目时，萨派决定在新闻中告诉观众为什么一些节目不见了。后来，萨派和播出这条新闻的主播都因无视塔利班的命令而被短暂逮捕。今年春天，塔利班又发布了另一条法令，要求包括上镜记者在内的妇女在公众场合遮住面部。TOLO的女记者用了另一种方式拒绝妥协，她们播报新闻时戴上了口罩——为了团结一致，男同事们也戴上了口罩。

　　 “鸡同鸭讲”

　　过去一年以来，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聚焦阿富汗的女权和公民社会等少数几个价值观议题。塔利班夺权后，由于西方记者已经难以从现场发回报道，他们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了更引人注目的首都喀布尔，而不是外省的广大地区。在喀布尔，不时发生的中产阶级和高学历女性抗议总能占得西方大报的头版。

　　曾在阿富汗前总统加尼政府任职的阿富汗女性问题学者利玛·哈利玛·艾哈迈德近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了一篇题为《 “阿富汗妇女”不是你认为的她们》的文章，批评了西方对阿富汗妇女形象的异化与剥削。

　　“西方的帮助总伴随着一些基本假设：‘我们发达国家’和‘文明’的人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所以我们会尽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帮助你。这就是他们将1500多万阿富汗妇女放入一个盒子，并为其贴上贫穷、不幸的受害者标签的原因。”

　　在与美国和西方打交道超过20年的塔利班看来，女性权益议题上向美国的妥协或许政治价值不高。即便塔利班能够作出一些己方看来的“重大让步”，美国人仍会认为这远远不够，离国际组织的期许也尚有距离。

　　在西方开辟的叙事下，阿富汗的政客、部落领导人，甚至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派别也已将“阿富汗妇女”作为他们与西方打交道的“商业工具”。过去的20年里，阿富汗政府几乎没有针对妇女的制度化计划，现有的计划只是为了吸引捐助者的资金而建立。在塔利班上台一年来，他们也将妇女问题作为与西方政府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塔利班提出获得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要求美国解冻援助资金，开出的条件无一例外都与妇女有关。

　　“他们的政策没有逻辑，但他们要设法确保‘阿富汗妇女’的话题仍然存在，因为这是引起世界关注的唯一途径——一种由权力经纪人交易的商品，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青睐。”利玛写道。

　　而从美国和西方舆论的视角来看，塔利班依然还是那个理念保守、封闭落后的宗教武装组织。尽管近一年来关于塔利班是否已经演变为“2.0版本”的讨论在各大英美媒体上十分热烈，主流意见认为塔利班仍是那个塔利班，所谓塔利班已经“与时俱进”的论调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宣传。

　　鉴于塔利班在1996—2001年第一次统治阿富汗期间的劣迹，不仅仅是西方，更广大的国际社会也期待复归的塔利班组建包容性政府，特别是能够充分吸纳阿富汗原政府力量以及非普什图民族力量，避免阿富汗再次陷入民族、教派和军阀混战，但无论是在政府组建，还是在对待其他政治力量方面，塔利班仍表现出对权力的垄断性和不容异己的排他性，未能达到外界的期待。

　　但公允地说，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达不到外界的普遍预期。近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一篇在阿富汗有多年一线经验的人道事务专家卡萨尔·加伯汉撰写的评论文章。他坦言，第一次夺权后的塔利班禁止了一切电台和电视节目，民众不能听音乐，甚至连拍照都不被允许。那时，所有的女人在公共场合都必须穿戴布卡，男人则需要蓄须并包裹头部。一切公共教育场所都对女性关闭。严苛的伊斯兰教法下，公开处决盛行。

　　而至少在媒体镜头上，去年8月“二进宫”的塔利班画风大变：进入喀布尔的年轻塔利班士兵神态轻松，争相在首都的儿童游乐园里花式自拍；尽管塔利班颁布了要求女性佩戴“伊斯兰头巾”的政令，但没有像当年那样严格强制，以至于在CGTN记者探访喀布尔的镜头中，不时可以看到完全露出面孔，甚至一小部分头发的妇女；至于被视为风向标的妇女教育议题，临时政府没有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一刀切全部禁止，而是关闭了中学阶段的学校，小学和部分大学依然对女性开放。

　　加伯汉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以前政治领导人毛拉·巴达拉尔和现任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为代表的塔利班“国际化”分支未能从西方获得任何让步，这严重危及到他们的地位。塔利班内部的“1.0版”和“2.0版”派别斗争，很大可能也是今年3月重新开放女子中学的决定最终被推翻的背后原因。

　　“我们掌权才一年，世界不应该指望我们在一夜之间实现所有目标。”8月14日，塔利班高级领导人阿纳斯·哈卡尼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国际社会）没有履行承诺，包括承认我们的统治和外国援助。不要指望我们在面临如此挑战时去实现过去20年来其他人未能实现的目标。”

　　拥有多年海外留学经历，但留在阿富汗生活的索拉对塔利班的妇女政策颇有不满，但她同时也意识到，西方的女性权益“舆论轰炸”与阿富汗的现实脱节有多严重。

　　“现在城市中的阿富汗人观念明显出现了一些改变。很多人说这应该归功于美国在此长达20年的存在。我不这么认为。越来越多的妇女有了接受教育、参加工作的意识，这不是美国赐予的改变，而是阿富汗社会如今需要妇女作出贡献。在之前的阿富汗政府里有这样一个现象，但凡妇女多的的部门，腐败现象都比较少，反之则比较多。”索拉说。

　　“如果长期来看，塔利班能够给予女性伊斯兰教义中应有的教育和职业权益（别忘了先知的妻子也是个女商人），那也未尝不可。但现在显然能做的还有很多。在过去20年里，阿富汗一直受到战乱困扰，大量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死去或者受伤，因此无人养家，是妇女站了出来，照看家人，养家糊口，这已经成为妇女肩上的责任。假如塔利班一直不让女性出来工作，那么这些家庭的生计怎么办呢？这是政府必须要意识到的问题。”

　　在民族代表性方面，上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无疑是一个普什图人的武装组织，其行事风格展现出一种清晰的“普什图沙文主义”，有时还对其他民族带有种族主义倾向。1999年，塔利班还曾在其控制地区内对少数民族哈扎拉人进行迫害。

　　2001年以后，塔利班开始试图将自身塑造为阿富汗所有穆斯林的捍卫者，这使他们得以在阿富汗西北部等地区招募其他民族的成员，甚至还包括一小部分哈扎拉人。到了2021年，塔利班政府高层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乌孜别克族（副总理）、塔吉克族（总参谋长）官员，而哈扎拉人也可以得到像卫生部副部长这样中等级别的职位。

　　所有这一切在主流的英美媒体报道中被描绘为姿态性的小修小补。加伯汉评论称，在塔利班和西方的信息双向传递中，出现了明显的“鸡同鸭讲”（dialogue de sourds）。西方和一些国际组织希望塔利班建立一个更加有包容性的政府，加大对妇女权益的尊重和保护，完全对女性开放学校。塔利班一方则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诉求：国际承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联合国中的席位。

　　 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

　　在澎湃新闻去年对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林迪斯法恩和尼尔进行的专访中，两人提到，比起“阿富汗人支持了塔利班”的粗暴定论，法律公正性、对和平的渴望、脱离极端贫困的愿望、对外来干涉的回应等因素更能解释塔利班去年在阿富汗造成的“摧枯拉朽”的攻势，也是阿富汗人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随着夺权而来的，则是虽然在国际媒体上曝光度不高，但远比女性权益议题更触及塔利班统治基础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在阿富汗，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妇女问题，而是贫困问题。”索拉表示。

　　曾在阿富汗进行多年田野调查的林迪斯法恩和尼尔两人认为，塔利班是愿意接受非政府组织的援助的，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最重要的食物。因为除此之外塔利班别无选择，干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食物短缺。

　　由于塔利班缺乏经济管理能力和美国撤军后的混乱局面，以及国际援助的减少，阿富汗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世界粮食计划署2021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95%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2280万阿富汗人（即超过阿富汗全国一半的人口）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3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根据联阿援助团的报告，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经济、金融危机加剧了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至2022年6月15日，至少59%的人口现在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比2021年初增加了600万人。

　　今年6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文称，目前塔利班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要好于之前的预期，而这得益于塔利班在筹资方面较好的表现，另外，塔利班也进行了一些反腐方面的努力。

　　报道称，上月，塔利班公布了首份全年预算，预计收入为21亿美元。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为温和，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它估计政府今年将从国内税收中获得约17亿美元（约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这些收入来自税收、海关和服务费用。这几乎是上届政府2020年在国内筹集的23亿美元的近四分之三，那时还没有出现如今商业不景气、贸易枯竭、许多纳税人出国的情况。

　　然而，塔利班目前尚没有承诺会将更多的钱投入民生或经济建设。今年已公布的计划支出是26亿美元，而塔利班表示，将把总支出的40%以上用于国防和安全开支，外界分析认为其中的一大部分将支付给塔利班的基层士兵，换取他们的持续忠诚。

　　为了生计，阿里脚步不停，偶尔闲暇时也难免为未来盘算。大女儿昨天小学刚开学，可未来能上几年学还是未知，从外省来喀布尔的岳父岳母询问他是否有出国的计划。“可能五六年以后，塔利班的宪法会改变，塔利班现在也要听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要求，所以我感觉政策还是会改变的。”阿里对未来还是抱有乐观。

　　“如果我不会讲中文，我可能很早就离开阿富汗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前来考察的中国企业上，“塔利班上台一年，我也工作一年了……很多中国人来到了这里，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有很多中国企业来投资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有很好的发展。”

　　索拉也并不打算和同学们一样远赴西方，但她仍无时无刻不在充实着自己。目前，她正在一家美国的学校通过线上的方式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的课程。

　　“曾经我的朋友们跟我说，以你的条件，一定是我们中第一个离开阿富汗到外国发展的人。那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索拉设问道，“这毕竟是我的国家，我尊敬她。而且，总要有人留下来。既然妇女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那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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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琰 SN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