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中国经济“新常态”:农村工作有何重点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新常态有何新特征？新常态有何新动力？新常态下农村工作有何重点？如何避免工业被“空心化”“边缘化”？……在６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七位政协委员就“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新常态有何新特征？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是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现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要调整，新常态是一个调整结构以后的经济，很多产业要不断升级；三是要寻找新的动力，过去习惯靠数量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今后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
二问：新常态有何新动力？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我们过去经济发展非常快，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那些中低端的产业。现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资增加，这些产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来源？
他认为，有以下几个领域可以提供新动力：一是从中低端装备制造业迈向中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新的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二是互联网新业态，比如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等；三是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四是“一带一路”可以为水泥、钢铁、电解铝等过剩产能创造更大市场需求。
三问：新常态下农村工作有何重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农业要更强、农民要更富、农村要更美。
陈锡文说，要实现这三个目标任务，今年的一号文件做了整体部署，除了这三方面具体任务怎么去落实之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给实现这些任务提供强大的动力。同时要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给实现这三项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认为，由于受到西方经济的影响，加上我们自身机制的问题，我国工业一度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危险倾向。就是资本不再向实体经济投入，实体经济自己的资金也往外流，去搞虚拟经济。另外，支持实体经济的能源、土地、人才等要素也都转移了，导致实体经济效益下降。
李毅中说，这几年，无论是在财、税、价，还是在金融、产业政策等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这个现象已经有所好转，见到了成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三个地方讲到了实体经济，特别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问题会逐渐改善的。
李毅中还谈到，淘汰落后、化解过剩、产业转移、“退城进园”，这是对工业结构布局的调整，并不是二产的弱化。另外，二产为三产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商品，提供了服务对象，所以二产是三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三产并不意味着二产的退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用了很长一段讲制造业，特别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这就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业的重视。
五问：新常态下金融风险会不会增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说，到２０１４年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就是１．２５％，比上一年１．０３％有所上升，但还不算太高。英国一个著名杂志叫《银行家》，去年曾经对全球３０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过统计分析和排队，如果把中国的几大银行去掉，剩下２０多家大银行平均不良率是３．９６％。也就是说，和国际同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或者说资产质量水平仍然是比较良好的。
杨凯生说，今年经济增长压力也很大，甚至困难比去年还多。那今年形势怎么样？这恐怕要看银行抵御、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这里有两个主要指标：一个是中国的银行业目前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是２３０％，也就是说每一块钱的不良贷款，现在银行已经准备了２．３元钱。另外，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是达到巴赛尔协议要求的，目前是１３．１８％。
所以，杨凯生认为，虽然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确实比过去有所上升，但是针对于银行的整体资产来说，不良率还是比较低的，同时它们抵补未来可能出现新的风险的能力还是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空中国银行业不必要，唱空中国银行业更没有什么道理。
六问：新常态下如何深化国企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说，当前，国企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
常振明认为，解决自身管理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比如“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反腐倡廉、建立透明的考核机制等；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今年的国企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二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七问：新常态下如何深化财税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说，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三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是预算改革，包括全口径预算、优化转移支付、改革地方债等；其次是税制改革，包括“营改增”改革、资源税改革、消费税改革等；最后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怎么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比如事权方面，投资权怎么样进一步清晰地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