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已到了用改革迎接开放的阶段

□本报记者 李欣忆 梁现瑞

保护生态环境，是长江经济带的第一要务

记者：历史上，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曾远超长江流域，但后来衰落了。与之相反，沿海地带的经济曾长期落后，最近几十年却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两个经济带的盛衰交替是什么造成的？

徐长乐：黄河流域的衰落，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关键的一点是，生态的恶化，长期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不可逆转地遭到破坏。我们必须认清并牢记这一段历史，建设长江经济带，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这应是牢不可破的信念。

沿海地区由衰及盛的跨越，最关键的因素是开放。只有充分对外开放，才能将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这样的经验同样值得长江经济带铭记吸收。

记者：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个板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现实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西部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发展不足，而东部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转型升级，如何应对这种冲突？

徐长乐：根本的办法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大家坐到一起来，共同协商解决，做好利益分割。具体来说，要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此前，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完成，是自上而下的。今后，横向的省市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逐步建立起来，下游地区要获得优质的空气和水等生态产品，而上游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牺牲了发展速度，下游地区理应做出补偿。

记者：从国际范围来看，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徐长乐：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的管理就是一个榜样。美国为了协调上下游的利益，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专门设立了田纳西河管理局，由国会授权，来实施对沿线各州的统一协调管理，这个局有权、有钱、有项目，对流域内各州进行统一协调。此外，他们还进行一些总体布局和安排，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曾举办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但后来长期中断。新一届中央政府有意加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建议，应该尽快恢复长江流域的三个主要机制：沿线省市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常务副省长和发改委主任参加的联席会、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

有必要设立区域职能主管部门

记者：上述三个机制最多是一种协调机制，不具备管理职能，像类似生态环保这样的问题，恐怕靠协商还不够？

徐长乐：三个机制必须要升级，方向主要在两个：第一，向上突破，由同级之间的协调机制向上形成跨区域的管理部门，当然，一下子要建立一个综合管理部门还很难，但是不妨先从单一的职能入手，比如航道的疏浚、生态保护等，然后逐步从单一管理部门向综合管理部门过渡。

第二个方向是，区域立法。目前，我国具有立法权限的只有中央、省市和大一点的市州三个层级，区域立法还是个空白，今后，可以尝试实现跨区域立法，比如设立中国长江流域法、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法等等，让整个经济带都能够得到刚性的法律保护，从软性的协调机制上升为国家的制度安排。

记者：从产业发展来看，三大板块到底该如何分工协作呢？城镇该如何布局？

徐长乐：整体来说，中下游坚持制造加工，上游能源资源，这样一来，能源和资源东输，产业和制造西移，几大板块相互配合，协调一致。

从城镇化来看，未来长江经济带将主要集中于三大城市群，上游的成渝城市群，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

改革与开放，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否预测一下，未来长江经济带内会否出现多个自贸区？

徐长乐：从表面看，自贸区是开放，但从根本上讲，是改革，尤其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多年沿袭的都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增量促存量的思路，但伴随着开放红利的减弱，目前，我们已经到了用改革迎接开放的阶段。

自贸区的设立，是建立在政府自身大胆改革的基础和决心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力度，改革的决心两者缺一不可，由此，我可以大胆预测，短时间内，长江经济带内再次设立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

当然，不设立自贸区，不意味着我们不对外开放，不意味着我们要停下改革的脚步，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改革开放是最有力的武器和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