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银行反腐与限薪等因素叠加 高管排队离职

09.11.2015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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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离职潮(资料图)

  原标题:“排队离职”折射传统银行当前困境

  长江商报消息 反腐与限薪叠加、被新兴金融业高薪“挖角”成银行高管离职主因

  金融业高管离职成风,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大、金融改革创新以及反腐与限薪等因素的叠加,或是这场离职变动爆发的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四大国有银行净利润增长率均不足1%,股份制银行增速多为个位数,商业银行躺着数钱的时代已经远去。

  盈利能力明显下降,传导给银行高层的是工作“压力山大”、与之对应的则是薪资构成中重要一项绩效严重缩水。

  11月5日,一家股份制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感叹,工作压力大、薪资缩水,可能是一些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金融业反腐深入推进,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等多名高管被查,传闻要求协查的农行行长张云被降级。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反腐,一定程度上让一些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的金融高管胆战心惊,这或是高管离职的一个原因。

  不过,在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金融高管离职与金融反腐及限薪没多大关联。他认为,金融业改革创新及新兴业态的兴起,才是金融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高管离职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归集。

   年薪超百万 金融高管主动“隐退

  金融高管离职或与金融业反腐相关联。

  长 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不少金融高管离职涉及自身违纪、绯闻等问题。今年1月底,原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辞职。而在去年, 有8位银行高管因金融反腐被查,如原农行副行长杨琨,安徽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永平,中国邮储银行原行长陶礼明等被查, 部分已进入司法程序。

  今年前三季度,亦有9位银行高管、5位券商高管落马,3位金融人士自杀。银行体系,除了毛晓峰外,还有华夏银行原副行 长王耀庭、北京农商行原董事长乔瑞、北京银行股东董事陆海军、内蒙古银行副行长延城、龙江银行副行长王贵彬、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郑新平及河南农 村信用联合社副主任杨清禄、云南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罗敏。

  券商行业,除了前不久接受调查的中信证券程博明外,还有民族证券前董事长赵大建,历任国信、华西、银河证券总裁的胡关金,国海证券总裁齐国旗及宏源证券总经理胡强。目前,除了程博明、赵大建正在接受调查尚未公开提出辞职外,其余券商高管均已辞职或被免职。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否被查,离职的金融高管年薪大都年薪过百万。

  长 江商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查询发现,2015年,中信证券程博明年薪576.66万元,另持股173.32万股。东北证券杨树财年薪195.52万元。而在 2014年,除开源证券王兆华55.86万元,东兴证券高健为72.09万元外,已经公开离职的券商高管均超百万,其中,顾颉年薪为430.17万元。

  与 券商高管的高薪相比,银行业高管的年薪与其不相上下。2013年,中行原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年薪高达850.18万元,在当年所有中国上市银行高管中最 高。目前,已辞任浦发银行行长担任副董事长的朱玉辰年薪仍高达150万元,辞职宁波银行副行长的洪立峰年薪212.5万元。

  11月6日,湖 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今年股市动荡的后续效应及金融反腐叠加,而金融业尤其是券商业部分人士,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再加上耀眼的高薪,难免 会惹人注目。于是,一些券商高管主动“隐退”,抱着“上岸看看风向”再说的心态。不过,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涉及一些案件,即便离职也逃不掉。

   压力逐增 致银行职员不堪重负

  不良攀升、压力大或是传统银行高管的离职诱因。

  长 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湖北武汉,多家银行员工下班时间越来越晚。从分支机构到总行,晚上八九点钟办公楼灯火通明已成常态。湖北一家城商行市场服务中心 员工告诉记者,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搜集整理资料,晚上10点能下班属正常。不过,下班晚、工作时间长与工资不成正比,反而是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扣罚相当厉 害。不仅如此,以往过年过节发放福利等隐性收入全都取消了。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种现象不是湖北独有,目前,整个银行业体系都是这种情况。

  不过,与工作压力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减弱。

  16 家上市银行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五大行净利润增长率均首次下滑至1%以内,中行、交行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47%、0.22%。与之对应的是不良 贷款率大幅攀升。中行不良贷款总额1290.72亿,不良率1.43%,农行不良贷款余额1791.6亿元,同比增长43%,不良率达2.02%,建行不 良率1.45%,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从各个身份来看,净利润负增长、不良攀升也很突出。

  根据各地银监局公布的三季度数据,浙 江、广东、山东不良贷款规模均突破千亿,其中浙江高达1778亿元。净利润方面,重庆、广东、陕西、山东均出现负增长,其中重庆负增长高达34%,另外三 省负增长也接近10%。不良率方面,山东、江西、浙江等省份不良率均超过2%,远高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率1.59%的平均水平。从单个银行来看,宁波银行 的不良率达到2.45%。

  湖北一家银行负责人私下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银行业实行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在经济下行、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下,银行高管如坐针毡。此外,银行高管的薪资受到限制,高管承担的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

  “尽管限薪令针对的中央管理企业目前就是五大行,但行业内会对比,人家高管降薪了你也要做出样子。”这位负责人说。公开资料显示,限薪令实施后,多家银行高管薪酬有所下降,部分幅度较大,此后高管离职增多。

  不过,亦有银行高管表示,工作压力增大、薪水降低是离职的一个方面,主要原因还是传统银行机制不灵活,束缚太多,有时限制了业务开展,个人才能发挥受限,因此想换个环境。

   改革创新 致高管人才流动

  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密集“出走”背后,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创新所致。

  11月5日,董希淼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目前,金融业个别区域和部分岗位出现薪酬下降现象,涉及的是中管干部,因此,不能片面地将金融业高管离职原因归为限薪。在他看来,大量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改革创新。

  董 希淼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银行内部也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银行业人才在内外部流动成为必然,也属于正常现象。而传统银行机 制不太灵活,薪资不具备挑战性,大量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出的高价,对金融高管有较大吸引力。还有一种情况,部分金融高管自身发展触及天花板,个人才能施展需 要更广阔的平台。

  对于金融业反腐导致高管离职的说法,董希淼认为二者的关联性不大。毕竟,随着金融业反腐的深入推进,不要说离职,就是跑到国外都没用,该承担的责任少不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副教授亦持此观点,他认为,金融改革创新,新业态兴起,倒逼传统金融业革新,高管人才流动导致金融高管离职。从目前离职的传统银行高管看,大部分仍在金融体系从业。

  11月7日,一家股份制银行武汉分行人士称,总体来看,离职的金融高管中,一部分是年龄偏大,一部分是因工作原因调动,属于上级安排。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动的,多属于去开拓创新。如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离任创建证通公司。

  天风证券一人士则表示,在券商行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及行业要求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再加上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面临的改革创新之处很多,券商高管年轻化是趋势,因此,年龄较大券商高管离职可以理解。

  还有银行人士称,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正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正是一个个人创业的绝佳时机。金融业高管,拥有一定的资本和资源,创业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比如,曹彤从中信银行副行长岗位辞职跳槽至微众银行任行长,现转战厦门联手国资创办互联网金融公司。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变动,有多重因素,如金融业反腐、证监市场严打、银行盈利水平下降、金融改革创新等,不应简单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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