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银行反腐与限薪等因素叠加 高管排队离职
原标题:“排队离职”折射传统银行当前困境
长江商报消息 反腐与限薪叠加、被新兴金融业高薪“挖角”成银行高管离职主因
金融业高管离职成风，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大、金融改革创新以及反腐与限薪等因素的叠加，或是这场离职变动爆发的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四大国有银行净利润增长率均不足1%，股份制银行增速多为个位数，商业银行躺着数钱的时代已经远去。
盈利能力明显下降，传导给银行高层的是工作“压力山大”、与之对应的则是薪资构成中重要一项绩效严重缩水。
11月5日，一家股份制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感叹，工作压力大、薪资缩水，可能是一些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金融业反腐深入推进，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等多名高管被查，传闻要求协查的农行行长张云被降级。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反腐，一定程度上让一些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的金融高管胆战心惊，这或是高管离职的一个原因。
不过，在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金融高管离职与金融反腐及限薪没多大关联。他认为，金融业改革创新及新兴业态的兴起，才是金融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高管离职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归集。
年薪超百万 金融高管主动“隐退”
金融高管离职或与金融业反腐相关联。
长 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不少金融高管离职涉及自身违纪、绯闻等问题。今年1月底，原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辞职。而在去年， 有8位银行高管因金融反腐被查，如原农行副行长杨琨，安徽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永平，中国邮储银行原行长陶礼明等被查， 部分已进入司法程序。
今年前三季度，亦有9位银行高管、5位券商高管落马，3位金融人士自杀。银行体系，除了毛晓峰外，还有华夏银行原副行 长王耀庭、北京农商行原董事长乔瑞、北京银行股东董事陆海军、内蒙古银行副行长延城、龙江银行副行长王贵彬、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郑新平及河南农 村信用联合社副主任杨清禄、云南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罗敏。
券商行业，除了前不久接受调查的中信证券程博明外，还有民族证券前董事长赵大建，历任国信、华西、银河证券总裁的胡关金，国海证券总裁齐国旗及宏源证券总经理胡强。目前，除了程博明、赵大建正在接受调查尚未公开提出辞职外，其余券商高管均已辞职或被免职。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否被查，离职的金融高管年薪大都年薪过百万。
长 江商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查询发现，2015年，中信证券程博明年薪576.66万元，另持股173.32万股。东北证券杨树财年薪195.52万元。而在 2014年，除开源证券王兆华55.86万元，东兴证券高健为72.09万元外，已经公开离职的券商高管均超百万，其中，顾颉年薪为430.17万元。
与 券商高管的高薪相比，银行业高管的年薪与其不相上下。2013年，中行原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年薪高达850.18万元，在当年所有中国上市银行高管中最 高。目前，已辞任浦发银行行长担任副董事长的朱玉辰年薪仍高达150万元，辞职宁波银行副行长的洪立峰年薪212.5万元。
11月6日，湖 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今年股市动荡的后续效应及金融反腐叠加，而金融业尤其是券商业部分人士，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再加上耀眼的高薪，难免 会惹人注目。于是，一些券商高管主动“隐退”，抱着“上岸看看风向”再说的心态。不过，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涉及一些案件，即便离职也逃不掉。
压力逐增 致银行职员不堪重负
不良攀升、压力大或是传统银行高管的离职诱因。
长 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湖北武汉，多家银行员工下班时间越来越晚。从分支机构到总行，晚上八九点钟办公楼灯火通明已成常态。湖北一家城商行市场服务中心 员工告诉记者，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搜集整理资料，晚上10点能下班属正常。不过，下班晚、工作时间长与工资不成正比，反而是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扣罚相当厉 害。不仅如此，以往过年过节发放福利等隐性收入全都取消了。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种现象不是湖北独有，目前，整个银行业体系都是这种情况。
不过，与工作压力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减弱。
16 家上市银行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五大行净利润增长率均首次下滑至1%以内，中行、交行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47%、0.22%。与之对应的是不良 贷款率大幅攀升。中行不良贷款总额1290.72亿，不良率1.43%，农行不良贷款余额1791.6亿元，同比增长43%，不良率达2.02%，建行不 良率1.45%，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从各个身份来看，净利润负增长、不良攀升也很突出。
根据各地银监局公布的三季度数据，浙 江、广东、山东不良贷款规模均突破千亿，其中浙江高达1778亿元。净利润方面，重庆、广东、陕西、山东均出现负增长，其中重庆负增长高达34%，另外三 省负增长也接近10%。不良率方面，山东、江西、浙江等省份不良率均超过2%，远高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率1.59%的平均水平。从单个银行来看，宁波银行 的不良率达到2.45%。
湖北一家银行负责人私下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银行业实行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在经济下行、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下，银行高管如坐针毡。此外，银行高管的薪资受到限制，高管承担的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
“尽管限薪令针对的中央管理企业目前就是五大行，但行业内会对比，人家高管降薪了你也要做出样子。”这位负责人说。公开资料显示，限薪令实施后，多家银行高管薪酬有所下降，部分幅度较大，此后高管离职增多。
不过，亦有银行高管表示，工作压力增大、薪水降低是离职的一个方面，主要原因还是传统银行机制不灵活，束缚太多，有时限制了业务开展，个人才能发挥受限，因此想换个环境。
改革创新 致高管人才流动
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密集“出走”背后，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创新所致。
11月5日，董希淼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目前，金融业个别区域和部分岗位出现薪酬下降现象，涉及的是中管干部，因此，不能片面地将金融业高管离职原因归为限薪。在他看来，大量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改革创新。
董 希淼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银行内部也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银行业人才在内外部流动成为必然，也属于正常现象。而传统银行机 制不太灵活，薪资不具备挑战性，大量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出的高价，对金融高管有较大吸引力。还有一种情况，部分金融高管自身发展触及天花板，个人才能施展需 要更广阔的平台。
对于金融业反腐导致高管离职的说法，董希淼认为二者的关联性不大。毕竟，随着金融业反腐的深入推进，不要说离职，就是跑到国外都没用，该承担的责任少不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副教授亦持此观点，他认为，金融改革创新，新业态兴起，倒逼传统金融业革新，高管人才流动导致金融高管离职。从目前离职的传统银行高管看，大部分仍在金融体系从业。
11月7日，一家股份制银行武汉分行人士称，总体来看，离职的金融高管中，一部分是年龄偏大，一部分是因工作原因调动，属于上级安排。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动的，多属于去开拓创新。如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离任创建证通公司。
天风证券一人士则表示，在券商行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及行业要求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再加上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面临的改革创新之处很多，券商高管年轻化是趋势，因此，年龄较大券商高管离职可以理解。
还有银行人士称，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正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正是一个个人创业的绝佳时机。金融业高管，拥有一定的资本和资源，创业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比如，曹彤从中信银行副行长岗位辞职跳槽至微众银行任行长，现转战厦门联手国资创办互联网金融公司。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变动，有多重因素，如金融业反腐、证监市场严打、银行盈利水平下降、金融改革创新等，不应简单归集。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微信(xinlang-xin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