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玉器上镌刻的古蜀文明密码
商周十节玉琮
商周玉海贝形佩饰
商周古蜀璧形玉钺
商周古蜀阳刻昆虫类动物纹玉片
商周古蜀玉有领牙璧
商周玉戈
商周兽首阑玉璋（955号玉璋）
2000多件制作精巧的玉器来自哪里？所为何用？为何被集中埋葬？
□本报记者吴晓铃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在布置得幽暗神秘的展厅，3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制作的各种精美玉器，总能和太阳神鸟一样，令游客久久驻足。色泽温润、造型别致的玉璋、玉戈、玉钺……成为古蜀文明灿烂成就的直接见证。
和神秘的三星堆青铜面具一样，金沙玉器来自哪里？所为何用？为何如此大量被集中埋葬？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2017年9月24日，《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暨“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金沙玉器上镌刻的古蜀文明密码，被学者层层揭开。
金沙最精美玉璋与中原玉器同宗同源
2001年，金沙遗址的出土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在超过5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内，出土金器、石器、铜器、漆木器、象牙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数量巨大，内涵丰富。在300多件玉璋中，其中一件最精美的墨色玉璋，最为吸引眼球。
玉璋，一种呈扁平长方体、夏商时期统治者的威严礼仪用具。在金沙遗址第4展厅，可以清楚看到这件编号为955的玉璋呈现半透明墨色，相比同时展出的其它玉璋，它的质地纯净细腻。凑近看，可见玉璋柄部主干处的扉牙精雕细刻，龙形兽伏卧张口，气势十足。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教授邓聪看来，这件玉璋格外“鹤立鸡群”。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邓聪一直从事夏商时期的玉器研究。在金沙出土的300多件玉璋中，他认为“955”实在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根据近年对四川出土玉器的研究，可知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夏商玉器，原材料大多来自于汶川一带。跨越数千年，这些玉器变得五颜六色。但“955”在3000多年以后，墨色依旧，“从原料来看，它极可能并非来自四川。”邓聪说，“955”之所以被称为金沙玉器中最精美的玉璋，还在于玉璋柄部装饰的扉牙，被做成了龙头的造型。这种龙头的构筑非常复杂，而金沙遗址出土的300多件玉璋中，只有“955”的扉牙精致而独特。在对金沙数百件玉璋的研究中，邓聪发现很多玉璋的形态可以明显看出相互之间的影响，“如果‘955’这件玉璋是金沙生产的，那在金沙遗址应该还有它的‘兄弟姐妹’。但是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它的形态独一无二。”
这件气质独特的玉璋来自哪里呢？邓聪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答案。以金沙遗址为中心，他发现长江中下游、岭南等地出土的玉璋，和“955”的形态毫无关系。但是目光向北，在河南郑州望京楼遗址出土的玉璋中，却找到相似者。邓聪说，在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夏、商王朝时期）的出土玉璋中，明显可以看到与金沙墨色玉璋相似的龙形扉牙，它们在形制、工艺方面十分相似，“鉴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比金沙要早，所以金沙的这件玉璋形制，应该就是受到望京楼玉璋文化的影响，二者一脉相承。”
回到金沙，邓聪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中，有的可以清楚看出外来文化在此扎根后，形态呈现出由繁到简的细微变化。但最精致的“955”和它在各地的“亲戚”们，却似乎一直拒绝改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可以推测的结论，就是这种造型，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
邓聪说，在望京楼遗址中，并非到处都散布着玉璋，而是只在最中心的宫廷区才有出土。“玉璋本来就是夏商时期宫廷礼仪文化的物质使者，同时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王权的象征。”那么，金沙遗址的这件“955”玉璋，极可能就是古蜀的王族接受了玉璋在礼制或宗教上的象征意义，于是从遥远的北方“进口”，或引进原料和技术，最后在金沙发扬光大，成了“王者”的象征。
金沙、三星堆是夏商玉文化向西南传播的大本营
2000多件玉器、300多件玉璋……如此巨量的玉制品，令金沙玉器世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它们证明古蜀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沙和三星堆更有可能是玉璋文化的“中转站”和再生产大本营，促进了这种象征意义的产品向东南亚传输。
除了业内人士，很少有人知道金沙与三星堆出土玉璋的数量、种类和品质，在全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首屈一指。它为何会在中原地区之外大量存在呢？
2002年，越南考古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在越南Xom Ren遗址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出大量陶器及玉器。而在1970年代，同样是这个遗址，曾出土46厘米长的玉璋。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当邓聪把望京楼、金沙和越南Xom Ren等遗址出土的玉璋进行比较，他发现从郑州望京楼到越南跨越数千公里的距离内，玉璋虽然在龙颈、龙身、龙尾、前额、口等细节具有细微的变化，但技术与样式却呈现出划一标准。这种相似程度，在他看来是中原同一体系的玉工在数代间的传承产物。邓聪说，关于玉璋的起源地，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相对主流的观点，认为是首先出现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到距今4000年左右，从黄河流域逆向扩散进入陕西、甘肃。约距今3700年至3600年左右，河南二里头遗址中的玉璋出现巨大化特征，玉璋成为成熟的王宫礼仪道具，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到了距今3500年至3000年左右，玉璋文化又向南进入长江水系，其中一支进入四川盆地。
大量玉璋开始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集中出现。
在王巍看来，它们应该属于在此制作，并且有其独特的用途，“王者进行赏赐，馈赠或者贸易均有可能。”结合越南玉璋形态和三星堆、金沙的相似，他认为极可能就是中原的玉璋文化进入成都平原以后，以此为文明中心，继续向西南辐射，并最终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
这种文化的辐射并非个例。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也岀土类似文物，因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显丹说，通过对越南出土玉璋和部分青铜器的研究，古蜀文明的影响到达这里显而易见，这与文献记载的蜀王子泮南迁越南并建立政权是吻合的。
王巍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对古蜀文明的书写造成其闭塞落后的印象，但是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金沙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同一时代的某些方面，并不输于中原文化，并且有的甚至还居于领先地位。玉璋在金沙的大量出土，可能就是金沙作为玉璋“生产基地”，在吸收中原文化之后，继续对外进行贸易和文化传播的证据。
精雕细刻彰显古蜀智慧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其优美造型体现了古蜀先民无与伦比的设计感。走近2000多件金沙出土玉器，其种类之丰、工艺之精，再度见证古蜀文明发达的手工制造。
在金沙遗址出土时，2000多件挨挨挤挤的各式玉器，令现场所有考古人员都不禁发出疑问，“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究竟拥有怎样的智慧，才能用纯手工的方式将坚硬的玉石打造成种类丰富的各式玉器？”
这同样是考古学者们希望得到解决的疑问。金沙遗址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章义介绍，金沙出土的玉器是截至目前中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金沙玉器种类丰富、工艺复杂，很多器物上还保留了制作加工的痕迹，为研究古蜀国的制玉工艺创造了条件。
最新出炉的《金沙玉工——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一书中，邓聪带领的团队利用高清微距拍摄玉器切、割、琢、磨的微小细节和使用痕迹，通过微痕工艺观察比较等方法，层层揭示出金沙玉器的工艺技术和来源。
在没有现代切割机的古蜀时期，巨大的玉石料，往往通过“以绳攻玉”的方式进行分割。邓聪说，这种绳子，通常由动物皮毛或植物纤维做成，在浸湿以后黏附砂料成为砂绳。此时工人反复在玉料上拉动砂绳，坚硬的砂料磨擦玉料，就达到玉器分割的效果。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开始运用砂绳技术进行镂空雕琢。邓聪说，金沙出土的玉环、玉链同样可以看到砂绳拉动产生的纹路，这种技术可能就是良渚文化的间接承传。
数量巨大的玉器，其原料来源，也在3年前水落石出。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遗址博物馆先后与成都理工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合作进行玉石料材质鉴定和矿产地调查，初步推测金沙玉器中最主要的透闪石软玉，来自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其中部分玉器可以确认是来自汶川的龙溪玉。结合外来的各种加工技术，古蜀先民在玉器上雕琢出纷繁复杂的兽面纹、平行直线纹、人面纹和昆虫纹等，并切割出繁复的造型。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成都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表示，金沙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成都文明史。对金沙玉器的研究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先的智慧、胸襟和创造精神，“随着宝墩、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发现，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沙流域的密切关系。它再次证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蜀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可能远远超岀我们今天的认知，但终将随着成都平原持续的考古而揭晓谜团。”
特 别 提 醒
《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将展至12月24日。国庆期间，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实行延时开放，时间从平时的晚上6点延时至晚上8点，7点停止售票。本文图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