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跨界入政落马官员：为升官攀附权贵当门徒
大连市委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任市委书记扫了一眼会场后问：“理工大学的栾庆伟怎么没来？”从此，但凡市里研究软件产业的会议，栾庆伟几乎都是座上宾。
“学霸市长”栾庆伟沦为“落幕英雄”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辽宁大连、抚顺
今年初，辽宁媒体曾撰文盘点省内的各个市长。辽宁省的14名市长中，有13人拥有硕士学位，6人拥有博士学位。在博士市长、硕士市长已司空见惯的背景下，抚顺市长栾庆伟依然被媒体封为了“学霸市长”。
与许多通过在职学习获得高学历的同僚不同，栾庆伟在大学校园里度过了近20年时光。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最终成为该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至今在各大学术期刊上，还能检索到栾庆伟发表的论文，由他编写的教科书，多年来被各所高校采用。
从知名教授到正厅级官员的成功跨界，使得栾庆伟成为辽宁官场中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但不久前，栾庆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他的下一个身份可以预料。这次人生的“跨界”，却是耻辱而惨痛的。
教授从政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在大连棒棰岛国宾馆里的一次外事会见，让栾庆伟的命运迎来转折。
大连市长在棒棰岛会见东南亚客人，外宾提出了发展软件业的建议。市长很感兴趣，很快拨出10万元让大连理工大学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做项目论证。彼时正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的栾庆伟，便参与到该项目中。
从大学时代进入大连理工大学求学开始，直至留校任教，栾庆伟已在这座校园里生活、工作了近20年，并成为该校管理学方面的学科带头人。一名大连理工大学老师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栾庆伟很聪明，治学也比较严谨，他编过好几本书，在发表论文方面，算是个高产学者。此外，他的口才出众，社会活动能力很强。
这名老师介绍，有一次辽宁省科技厅的领导来学校调研，一名教授汇报学术成果，讲了一个多小时。但因为他的论述太过专业，下面许多人都没听懂。最后10分钟，栾庆伟上台作总结，结果他一讲，领导们一下就弄明白了。“栾庆伟此前并没有参与这个学术课题，只不过现场听教授讲了一个小时，立马就能融会贯通。既把教授讲的重点抓了出来，更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让其他人听懂。”
尽管身在校园，栾庆伟的社会关系还是比较广。当他还是个副教授时，就能从外面争取为数不少的课题经费。“学术底子扎实，又懂得协调各种关系，这些特质让栾庆伟在大学里如鱼得水。他30多岁就评上教授，还当上管理学院副院长。在那一批青年教师中，算得上佼佼者。”上述教师说。
因为加入大连市发展软件产业的项目论证，栾庆伟与大连市领导有了更多接触，这也逐渐使他进入大连市委领导的视野。栾庆伟曾数次向市领导汇报项目进展，并作为专家学者，列席过市委常委会。一名当地人士介绍，一次市委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市委书记扫了一眼会场后问：“理工大学的栾庆伟怎么没来？”从此，但凡市里研究软件产业的会议，栾庆伟几乎都是座上宾。
2002年，栾庆伟调任大连市信息产业局，成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一年后正式成为局长。熟悉大连政情的人士介绍，栾庆伟的这一步不仅由学界进入政界，在级别上也跨了两级，在当时引发了不小震动。栾庆伟在大连理工大学担任管理学院副院长，论级别只是副处，而大连市信息产业局是副厅级单位。尽管他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待了一年，但却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栾庆伟从副处一步便迈进到副厅。
软件业“铁三角”之一
大连的“软件和外包产业带”位于大连市旅顺南路。这条30公里长的大道两侧是大连最美丽的地带之一：一侧是海天相连，一侧是零星分布的数十座起伏山坡，风光旖旎。外地记者赴大连采访软件产业发展时，栾庆伟很喜欢带他们经过这条大道，同时在车内介绍相关情况。记者们对栾庆伟的评价是儒雅且干练，许多媒体还将栾与两名大连市领导并列，称为大连软件产业的“铁三角”。
一名大连市公务员介绍，软件行业一直是大连重点发展的产业，因此信息产业局局长的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铁三角”，一人是大连市委主要领导，一人是分管信息产业的副市长，另一人便是栾庆伟。巧合的是，三人均在高校任教多年，从政前已是教授。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期间曾赴南方招商，谈起大连市软件产业发展，他颇为自豪地说过：“大连的软件产业，是由三位教授领军。”
“铁三角”以下，大连还有十多名高校教师在此时期进入政府工作，他们一起构成了大连发展信息产业的中坚力量。一名当地软件企业负责人回忆道，当初陪着栾庆伟去日本招商，因为交流过程中使用到许多专业词汇，日语翻译有些跟不上。栾庆伟颇为遗憾地说：“我的英语还将就，但日语的确不行，只能请各位多包涵。”日本企业的高管曾经留学美国，听了栾庆伟的话，立刻说：“要不咱们都说英语吧？”结果，双方真用英语顺畅地聊起来，把日语翻译晾在一边。在栾庆伟与日方高管交流的过程中，大连方面的好几人还不断用英语插话，这让日方颇为惊讶，没想到大连政府官员的英语水平如此之高。
一名曾与栾庆伟有过工作接触的副处级官员介绍，大连的软件外包行业，主要市场瞄准日本。栾庆伟号召大家学习日语，自己还以身作则。有一段时间，他坚持每天中午学习一小时日语，去食堂吃饭时，还用日语与年轻人交流。“这样的学习氛围，在政府机关中的确很难见到。”
这名官员还说，教授从政之后，身上还是保留着一些书生本色。比如栾庆伟与“铁三角”中的另一名领导，字都写得不错，办公室还有毛笔，经常拿毛笔在文件上做批示。“当过老师的人，口才普遍不错。栾庆伟讲话致辞时，很少念稿子。”
一名曾在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工作过的人员介绍，栾庆伟经常加班，工作中是个拼命三郎。同时，他也露出了一些享乐主义的苗头。去外地出差时，他通常入住五星级酒店，搭飞机都是头等舱。“以栾庆伟的级别来说，明显超出标准。”
栾庆伟在大连时期最辉煌的政绩，便是成功引入英特尔。2007年3月26日，英特尔和大连市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英特尔宣布投资25亿美元在大连建立一座300毫米的芯片工厂，主要生产主板芯片组，这是英特尔在亚洲的首个芯片生产厂。
据当地人士介绍，引进英特尔的过程历时三年，一直被大连方面视为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大连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多次赴美国拜会英特尔高层，身为信息产业局局长的栾庆伟全程参与其中，扮演了“一线指挥官”的角色。一名大连市公务员介绍，因为引入英特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至于栾庆伟可以直接对其他局长发号施令。比如谈判桌上，英特尔提出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栾庆伟当场给教育局长打电话，让对方建设针对外籍人士的学校；对方在土地规划上提出要求，栾庆伟可以直接去国土规划部门协调。
祸起小圈子
2007年5月，栾庆伟调任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并明确为副市级干部。此时，距离成功引进英特尔仅仅两个月。这次提拔，在外界看来也是对栾庆伟招商工作的一种肯定。一名大连当地人士评价说，能够出任园区一把手，几乎相当于既担任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大型国企的董事长。“权力很大，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据当地人士介绍，出任园区一把手后，栾庆伟的脾气变大了。经常当众呵斥下属，他主持的会议，如果有人迟到，还会被罚站。栾庆伟身上的儒雅之气虽说还在，不过兴趣却发生了改变，每天中午坚持学日语的习惯不见了，倒是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热衷。
栾庆伟主政园区6年，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在用人方面搞小圈子。比如大连海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辉是栾庆伟在大连理工大学时的下属，后来跟随栾进入政府工作。陈景辉的口碑并不好，尤其他的亲属在园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事常被人议论。但就因为他是栾庆伟的旧部，栾对他青睐有加，最后提拔陈担任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一名园区干部介绍，栾庆伟在用人导向上问题不小，他喜欢提拔与自己有过工作交集的人，这令很多在园区内成长起来的干部满腹牢骚。围在他身边的几个“近臣”，包括园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国企领导，在外边的口碑很差。有一种说法认为，栾庆伟和身边几个特定人士形成利益输送关系。这些人由于栾的庇护，在工程建设、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不少贪腐行为。栾也从这几个人手上拿了不少好处。“栾庆伟不是那种明目张胆捞钱的人，他用人上搞小圈子，甚至搞贪腐也控制在一个小圈子内。”
9月初，陈景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栾庆伟苦心经营的小圈子被撕开一个缺口。此后，园区多名干部与企业负责人被带走协助调查。尽管栾庆伟已在两年前调任抚顺市长，但不少人预测，栾庆伟这一回难辞其咎。
半个月后，栾庆伟黯然落马，预测终被印证。
尽管在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头顶光环无数，但很多人心中时刻向往着在政坛大展拳脚，并为此不惜攀附权贵，大搞权钱、权权交易，滑落进贪腐的深渊。
落马高官中的“跨界腐败”群体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在十八大后的落马高官中，有一个“跨界腐败”群体——他们长期任职于大型国企，并成长为企业的重要领导，而后完成跨界，跻身党政高级领导干部之列。还有一些人，原本是活跃在讲台上的高校教师，后来却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直至最终坠落。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原福建省长苏树林，进入政界之前分别是中国最大的两家石化企业——中石油与中石化的掌门人；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与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均在该省大型国企深耕多年；最近落马的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更是横跨学界、商界与政界。
因为长期在企业或高校工作，能力也为外界称道，他们的到来，一度被视为政坛的一股清风。可惜，他们最终辜负了外界的期待，跌落进贪腐的深渊。
崛起原因：
提拔得早，“贵人”少不了
盘点这些“跨界腐败者”的履历，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从基层干起，凭借出众的能力及贵人提携，年纪轻轻便走上领导岗位。
上世纪70年代，蒋洁敏参加工作，在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井下作业队当修井工。胜利油田的老工人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油田所有工作中，修井几乎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整天在野外作业，如果遇上井喷和冲砂，内衣都会被油浸透。除了高强度的劳动，还有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蒋洁敏的一名工友，不小心被洗井的化学药剂溅到眼睛，从此一只眼睛失明。
苏树林大学毕业后，也放弃了在研究所的工作机会，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大庆油田外围区参加石油会战。一篇描述苏树林早年事迹的文章曾写道：“苏树林工作的地方，到处是水塘、沼泽、沙丘、荒漠。喝的是用罐车拉来的贮存在铁罐中的、充满沙土和铁锈的浅井水，大而肥的蚊子昼夜不断，随便拍一下脸，手上就会沾上一层鲜血……”
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矿工人。当年的工友介绍说，任润厚每天都得下井挖煤。在此期间，矿井发生过事故，任润厚当天正好轮休。因为表现突出，任润厚24岁时获得了去西山矿务局职工大学学习的机会，命运从此改变。
陈川平与毛小兵大学毕业后，分别来到太原钢铁公司与青海省锡铁山矿务局，从生产一线的技术员干起，最终成长为企业的一把手。
一名受访人士表示，从企业一线干到高管的当事人，要跨界到官场，大致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企业取得过不俗的成绩，二是进入政坛时依旧具有年龄优势。
当然，要获得非同寻常的升迁速度，除了个人努力，更少不了贵人提携。
上世纪80年代末，蒋洁敏攀附上时任胜利油田管理局局长的周永康后，立刻步入仕途快车道。
苏树林37岁就当上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得益于一名重要领导的赏识。这名领导先后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与中石油的一把手，不仅对苏树林一路提携，甚至在国家领导人视察大庆时，还把汇报的机会特意给了当时仅是局长助理的苏树林。
廉政瞭望记者在青海采访时了解到，毛小兵29岁出任副厅级的锡铁山矿务局副局长，已属破格提拔。34岁出任矿务局一把手时，更是遭到“年纪太轻”的质疑。此时，一名青海省主要领导拍板定调，认为矿务局即将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提拔一名学历高、年轻的一把手，有利于工作开展。
艾宝俊是高校教师出身。1994年，在一场冶金工作会议上，时任高校财务处长艾宝俊的发言，令出席会议的宝钢集团董事长大加赞赏。他认为这种既懂工业又熟悉财经的人才，正是宝钢需要的。同一年，艾宝俊被调入宝钢，一路扶摇直上。
一边注重工作绩效，一边搞权权交易
这些“跨界腐败者”，都曾缔造过属于各自的辉煌，身上有鲜明的强人烙印。蒋洁敏因操刀中石油上市，成为风光无限的国企改革者。苏树林在大庆石油管理局时，面对喊了几十年的增产口号，率先提出当国际油价过低时，企业应当主动减产，这一决定至今看来无疑具有超前眼光。成为中石化的掌门人后，苏树林又大力推动“走出去”战略，让中石化的触角伸向全球。
在曾经执掌过的企业中，这些人一度拥有相当不错的口碑。陈川平落马之后，一名太钢集团的工程师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没有陈川平，太钢的发展或许就没有这么快。
即便转入政府工作，他们依旧延续了在企业时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不过，这些“跨界腐败者”同时也是“带病提拔者”，当他们在企业取得不俗经营业绩时，自身已经跌入腐败的泥淖。从目前公布的案情及调查情况来看，这些人的贪腐行为早在企业时便已开始。甚至在各自引以为傲的工作业绩中，腐败的暗流已经涌动。
西部矿业的成功上市，既为毛小兵赢得无数赞誉，更引来不少质疑。股票公开发行后，一直有员工上访，认为毛小兵伙同特定企业在股市攫取利益，普通职工的权益遭到侵犯。
因为执掌大型国企所握有的巨大资源，除了常见的权钱交易，“跨界腐败者”还会成为权权交易中的一方。
蒋洁敏在中石油任职期间，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人民日报曾发文评论，权权交易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违纪违法手段。以蒋洁敏案为例，从表面上看，蒋洁敏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没有直接从中获利。但他凭此获得了周永康的信任，在仕途晋升等方面对蒋洁敏予以“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二人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互相示好，真正蒙受损失的却是国家利益。
大搞权权交易的还有陈川平。据知情人士介绍，陈川平与令计划家族私交甚好，陈川平能从太钢董事长晋升副省长，数年后又跻身省委常委，与令计划的提携密不可分。同时，陈川平也对令家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攀附权贵，出手阔绰
尽管在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头顶光环无数，但在蒋洁敏等人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向往着在政坛大展拳脚。拼命攀附权贵以为进身之阶，成为“跨界腐败者”的又一特征。
落马后，蒋洁敏被媒体称为周永康的“门徒”，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争夺中石油一把手的过程中，蒋洁敏能够最后胜出，倚仗的恐怕正是上头有人。同样能力出众，却因为属于大庆石油系，与周永康缺少交情的苏树林，最后只能黯然出局，一度淡出石油系统，远走辽宁。据媒体报道，执掌中石油后，蒋洁敏也充分利用自己“周家臣”的角色，迅速摆平公司内部各个山头。
与令计划家族的关系，则是陈川平驰骋山西官场的护身符。在以令计划为首的神秘组织西山会中，陈川平是重要成员之一。陈川平管令政策、令计划叫舅舅，太钢集团的重要项目审批以及陈川平个人的升迁，都得到令氏兄弟的关照。据媒体报道，陈川平曾送令计划独子令谷一辆法拉利，令谷驾驶该车时遭遇车祸，引发一系列后续风波。
据一名山西官场人士介绍，因为坐在国企的金山上，这些“跨界腐败者”为谋得个人升迁，出手往往特别大方。例如赠送法拉利这种事，一般官员恐怕难以办到。
其实，纵观蒋洁敏等人的轨迹，他们从来就不甘于仅仅执掌一家企业。权欲与贪念，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归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优秀的国企领导人希望进入政界施展拳脚，本身无可厚非。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熟悉经济工作的企业家从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不可否认，在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贪腐现象存在，在查处个别“跨界腐败者”的同时，更要完善政府与国企的监督体制，做好惩前毖后的工作。
“跳槽”入政落马官员的四大特征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随着干部队伍的交流成为常态，一大批活跃在商界与学界的企业家、学者进入政坛。在这一群体中间，有人成功“跳槽”后，却难逃黯然落马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梳理这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尽管他们的经历与任职岗位各有不同，却拥有较为类似的共性特征。比如，他们都怀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钱挣够了，就想当官；在企业和高校等一把手帮助下，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领导作风更趋强势；贪腐手段也令外界瞠目结舌。
取向特征：
受官本位传统影响深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企管理者的收入已大幅提升，其薪资待遇远超政府公务员。
媒体曾报道，一名央企董事长调任某省省长后，看到工资条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小数点打错了。他坦言，对于来政府工作后收入下降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工资条后还是吃惊，没想到会这么少！
同样是这位省长，到政府工作后放弃了打高尔夫球的爱好。在企业工作时，休息时间可以自费打高尔夫，主政地方后却要顾虑方方面面的感受。
尽管工资少了，约束多了，却并不妨碍部分国企管理者极力渴望走入仕途。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在某些人心中，一直怀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认为钱已经挣够了，不妨再过一把“官瘾”。
纵观那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的轨迹，他们从来就不甘于执掌一家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在执掌中石油时说出“生入中南海，死进八宝山”的“豪言壮语”，这样的“雄心”当然不是一个中石油董事长能装得下的。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早年在企业工作时，也一直把晋升副省作为奋斗目标。
梳理他们的履历还会发现，“跳槽”者进入政坛的起点往往特别高。不跳则已，一跳就必定拿下关键位置。陈川平、任润厚进入政坛后，均从分管煤炭工业的副省长干起，这在山西堪称实权岗位。毛小兵离开西部矿业后，立刻成为首府城市西宁的代市长。原宝钢集团总经理艾宝俊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后，分管工业、商业、国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抱着过官瘾的想法，眼睛里当然是盯住关键岗位。另一方面，他们手里掌握的国企资源，也使其拥有了强大的活动能力，更容易“心想事成”。
从政特征：
曾带来先进管理理念
这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大多数是从基层干起，获得令外人惊讶的升迁速度。
蒋洁敏参加工作后，从修井工干起，39岁就担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到45岁时已晋升副省长。苏树林37岁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不到40岁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艾宝俊与陈川平，也都在35岁左右便跻身宝钢集团、太原钢铁这种大型国企的核心领导层。
其次，能够“跳槽”者，之前大多取得过令人信服的成绩，同时得到了一把手的认可与赏识。尤其是高层领导的拔擢，几乎是完成“跳槽”动作的必要条件。如蒋洁敏同周永康的亲密关系，在石油系统人尽皆知。
有专家认为，由于不少企业、高校一把手对提拔下属拥有绝对话语权，加之监管较官场而言更为薄弱，程序很难称得上严格，他们看上人才就大力提拔，使其在系统内发展得畅通无阻。这也是不少“跳槽”进入政界者具有年龄优势的原因。
有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进入政界后也带来了好的管理理念，有的的确取得过成绩。据称，蒋洁敏的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曾给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栾庆伟工作作风踏实，带领下属苦学日语，被誉为大连软件产业的“铁三角”之一。
性格特征：
大多数人强势霸道
无论是从商界还是学界“跳槽”进入政界，不少人的性格非常鲜明，也把之前的强势作风带入官场。
据报道，苏树林、陈川平等在担任省市主要领导期间，作风霸道，批评人不留情面。他们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认为比起企业来差距太大，还被指“很狂”，如毛小兵当众训人是家常便饭。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强势的工作作风，有时容易推动工作，还一度获得外界好评。而强势背后的霸道和底气，大概源于国企管理者懂经济，工作中的执行力很强，学界出身的人学识渊博，眼界开阔，他们或多或少都拥有一种心理优势，认为比起同僚，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胜一筹，底气十足，进而把这种底气当成了霸道、蛮横的资本。
强势的工作作风再进一步，往往演变为独断专行。这些“跳槽”入政落马官员中，有好几人就是有名的“一言堂主”。
毛小兵主政西宁时，大小事情一把抓，其亲属明目张胆介入市政工程，弄得民怨沸腾。陈川平当太原市委书记时，因为自己不吹空调，市委常委会上形成了不开空调的惯例。大热天开会，其他常委热得汗流浃背。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比如艾宝俊在政府工作时就显得颇为低调。分析人士认为，官员强势与否，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地政治气候以及个人处境有关。
贪腐特征：
涉案金额巨大，手段并不高明
不少“跳槽”入政落马官员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外界口碑似乎不错，但违法事实一旦被揭露，其数额之大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而不少人的贪腐手段并不高明，被“一抓一个准”。
看起来，这些人拿惯了高薪，或许根本看不上普通的红包礼金。可实际上，不少人一旦出手，搞出的必然是大动静。
舆论认为，苏树林的违纪行为极有可能发生在推动中石化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他和特定商人发生利益关系，以至于中石化耗费巨额资金在非洲收购了某些不良资产，至今无法实现盈利，造成的损失要以几亿甚至几十亿计算。
艾宝俊是财经专家，长期分管宝钢集团财务以及上海国资工作。他的家人凭借这层背景，把手伸进资本市场，在里面兴风作浪，一次交易的获利动辄上千万。
多年来，从商界、学界、科技界等跨入官场的从政者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个别人搞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但“跨界”亦可成为发现当事人腐败的契机。
还原“跨界者”：
主流很给力，如何迈过那道坎？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
19 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时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时如是说。十二大后，王兆国由企业跨界进入政界，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此前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上，邓小平道出了王可以“跨界”从政的理由：才38岁，有多年领导经验，有文化和专业知识（哈工大毕业，在生产一线多年），表现也不错（文革时抓生产、抵制贴大字报）。
事实上，对优秀的人才跨界使用，是我们党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体现了“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和胆略。个别人的腐败，改变不了这些跨界官员做出的贡献。
“跨界人才”为何受偏爱？
“党管干部”是选任党政领导干部的首要原则。从我们党不同时期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对跨界人才的偏爱一以贯之。
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
2014版《条例》更增加了“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注意从担任过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的内容。
同年底颁布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亦指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多年来，不少人才“跨界”到政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昔日复旦大学指点江山的青年学者、辩论队教练王沪宁，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现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从政前曾在国企担任高管10余年，曾任中铝公司总经理。
除了出身学界、商界的，还有从文学艺术界、科技界跨界到官场的。如早些年，作家王蒙出任文化部长；写出反腐小说《抉择》的张平，曾任山西省副省长；昔日被誉为“航天少帅”的马兴瑞，现正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等专家认为，干部“跨界”任职，可以增进不同工作领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自身独特的业务和经验优势。同时，能更好地协调解决问题和矛盾，大胆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一些好的工作作风，被跨界者们延续了下来。李毅中担任中石化总经理时，就以“雷厉风行”著称，曾直斥部分员工工作效率低；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后，他整顿作风，“火爆”依旧，多次在事故现场痛斥责任方不作为。
当事人被选中进入政界任职，一般而言，新职亦有利于其发挥专长。履新后，他们也为任职地带来了新变化。马兴瑞不仅提出“深圳要打造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硅谷”，还于今年11月13日见证了深圳市政府与自己的老东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航天技术在深圳产业化。
这些官员带给下属的，还有新思路、新理念的洗礼。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履新山东省长后开展金融改革，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在改革1年后受访称，很多山东官员仍感觉跟不上郭树清的思路，要跟上很不容易。李同时亦表示，凡事有个过程，对完成金融改革仍有信心。
多名跨界者受访时均表示，政界和此前他们工作的企业、高校等，都属于体制内，适应起来不难，但官场生涯也让当事人有所改变。从中海油总经理到海南省任职的卫留成回忆，到海南后更注意形象了：“有时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提意见，你头发怎么这么乱？”脾气变得更温和了，“尽管有些话听起来没意思，也要听，很多会议你都要去。”
对一些“跨界者”特别是文化人而言，这段日子还成为了解和读懂政界的窗口。如学者张颐武到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刚一个月，已体会到“政府的运作太复杂，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已卸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张平更表示，这些年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太精彩，要将其写成反腐作品。
腐败与跨界本身无关
毋庸讳言，一些企业界、学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在“跨界”进入官场后，违纪违法行为暴露，最终成为了阶下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官员搞腐败，与“跨界”本身并无关系。
首先，“跨界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从政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2014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强调，还要继续拓宽视野渠道，加大交流力度，打破干部部门化地域化，使干部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增长才干。
其次，正如本专题前文已提到的，绝大多数从商界跨到政界的贪官，在企业已开始搞腐败。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贪腐事发，导火索都来自在企业任职时。如蒋洁敏被控受贿1400余万元的期限为2004年至2013年，刚好是他在中石油步步高升期间；山西落马高官陈川平，罪名之一便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跨界与腐败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不少专家表示，为了让“跨界”更安全，选拔人才更科学，“跨界”的程序、方式等，还需要有更多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有必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妨出台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跨界前后是发现贪腐者的一个契机。”还有专家建议，这段时间，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企业高管离任审计，综合运用纪委廉洁鉴定、民主测评、个别谈话、任前信息公开等手段，对其做一次全方位的“廉政体检”，减少“带病跨界”的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蒋洁敏就是在企业离任审计中被查出问题，“跨界”任职不到半年就落马。
最后，“要迈过‘跨界’这道坎，成功转型，除了不搞腐败，跨界者们还有更多的挑战。
“从自身看，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式，适应政界的工作和节奏，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二要将过去的自己适当‘归零’，找准定位，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于任职地发展。三要始终洁身自好，不加入小团体，不搞团团伙伙。四是遇到挫折时积极面对，努力调适心态。从组织看，除了及时开展测评和考察外，还要适时加强人性关怀和心理辅导。”上述专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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