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何以居高不下

13.01.2014  14:37
核心提示: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是举世公认的事,但盖洛普最近的相关调查还是让人吃了一惊。

该机构历时六年、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在这两个地方,2%最富裕者的收入,分别相当于63%和60%最贫穷者收入之和。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最富裕者的收入相当于54%最贫穷者收入之和。连拉美的贫富差距都比中国小,相应的数字是3%和56%;美国的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是4%和54%;日本的贫富差距则要小很多,5%最富裕者的收入只相当于46%最贫穷者的收入之和。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第二高,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略小一点。

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完全的平等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贫富差距这一现象本身是客观的和中性的。人们之所以将贫富差距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而贫富差距之所以会带来动荡,则是因为少数人不正当的致富手法,会带来民众心理的失衡,催生敌对和反社会情绪。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贫富差距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一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人们是在基本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因为智商、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产生了贫富差距,大多数对此是能接受的。

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的贫富差距虽然比中国略小,但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恶化。2012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是拿走了一半。在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则为273倍。”2013年8月份盖洛普的民调也显示,20%的美国人称“在过去的一年里缺乏足够的钱去购买家庭所需食物”。2011年8月路透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有4600万人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度日。即便如此,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仇富心理。

2012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曾就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憎恶富人。同样,根据同年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它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国人之所以对贫富差距比较坦然,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美国人只有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三。近10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盖茨、扎克伯格等,都在极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因为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另外,美国富人的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他们大量赚钱,也大量捐钱,很多人坚信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开创了基金会这种组织化从事慈善的方式,盖茨和巴菲特都承诺在有生之年捐出绝大部分财富,巴菲特更提倡富人要多缴税,还有超过200名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富翁组成的“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希望能够缴纳更多的税金,以平衡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税收不公的问题。

但在中国,这三个条件都不存在:中国社会有深远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富人的发家往往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无论是通过国企改制还是房地产开发致富,往往都离不开和权力的勾兑,很难让人相信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因为财富主要来源于同权力的亲近,来得太快太容易,个人奋斗的成色不足,因此往往不知爱惜,出现了大量挑战公众接受底线的炫富挥霍行为,通过慈善等方式回馈社会的富人仍是少数。

应该让权力退出市场

而且,中国政府出台的很多公共政策,事实上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了。税收被公认是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如英国的基尼系数在收税和再分配之前大约是0.52,但在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数就只有0.35左右。中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差距并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中国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穷人的税负比富人要高,所得税在中国就已经沦落为“工薪所得税”。此外,较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还有城乡二元体制、垄断国有企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高福利等,都加剧了贫富差距。这些由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的贫富差距,也同样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几种原因叠加,中国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民情的汹涌程度,和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就远超美国,从而成了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严重社会问题。


由此观之,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让人分外担心,是因为贫富差距的背后暗含着巨大的社会不公和腐败,以及由此滋生的严重社会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利益大多归于富人,穷人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且经济越增长,富人就会越富,贫富分化只会更严重。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就举了尼日利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自2006年以来,尼日利亚的年经济增长率在6%以上,但因为6%的富人占有了40%的财富,因此经济增长无法提升就业,减低贫困。从2011年到2012年,有44%的尼日利亚人每天的生活费是1.25美元或以下,而2007年到2008年,这一数字是31%;从2010年到2012年,有全职工作的尼日利亚人从15%下降到9%。

因此,面对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中国政府最应该做的不是响应民粹,强行剥夺富人的财富以降低贫富差距,而是应该让权力退出市场,为人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竞争机会,平等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平等的税收,平等的医疗和社会保障,让人们在大致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竞争。这些措施也许不见得能显著遏止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但一定能改变人们对此的接受程度和看法,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正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抗情绪,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相关政策的出台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据联合早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