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进城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少成本？

    36岁的廖昌英是内江市资中县尾寨门村村民，来成都谋生已有四五年了，但户籍仍然留在老家。她摆摊的街对面，是一栋年代有些久远的老式居民楼，楼里大多是像廖昌英一样的租客——常年在成都工作生活，但户籍仍然保留在农村，他们的状态被称为“半市民化”。

    进城务工农民变市民，绝不是户口变更那么简单，还有附着其上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各种公共产品的保障，这些保障的背后，需要政府、个人、企业三者之间的共同付出。

    【镜头】家庭月收入4500元，略有结余 ——一个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生活账本

    1月22日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段没有太多人来光顾生意。廖昌英与对面同样摆摊的“老邻居”闲聊了起来。

    她背井离乡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生活过得更好些，“在农村老家种几亩田，一年到头忙完了也赚不到什么钱，还要供孩子上学，日子更不好过。”

    与丈夫、孩子举家搬迁到成都后，没什么文化的廖昌英选择了卖菜为生，“每天凌晨两点就起床了，骑电瓶车去三环路外的蔬菜批发市场进菜，拉回后把菜洗好后再摆出来卖，晚上六七点才收工。”尽管辛苦，但廖昌英仍然坚持着，“摆这个摊，每个月能赚个两千块，我老公在外头做零工，每个月也能有两千多的收入。”

    每个月四五千的收入，如果在农村，算是很宽裕，但在成都，廖昌英却说“只是刚好摆得开”——这是两本不一样的生活账本。

    廖昌英家有2个小孩，儿子上小学3年级，女儿上初一，一家四口租住在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仅这一项每个月就要花去八九百，“而水费、电费、气费、物管费，这些在农村没有的开支，每个月算下来还是要拿出一两百块。”

    另一笔较大的开支在孩子的教育上。尽管享受着国家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但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廖昌英每学期都给女儿报了3门辅导课，“我们条件不好，只能上一般的培训班，一学期下来也要差不多三千块；以后儿子升初中了，这笔支出还要涨。”

    【思考】如何提高农民工个人成本支付能力？ “带资入城”或可探路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目前正带领课题组，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廖昌英的情况正是他们其中一个结论的事实基础：“当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或劳动报酬所得，是其实现市民化的资金支持，但就目前的工资水平看，还不足以支付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费用。”

    除了通过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不断提升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基础外，还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解决方式？

    成都市社科院课题组认为：有！“农民工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林地等丰富的资源，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资金来源。”

    课题组据此建议：要从“带资入城”等方面入手，加快与农民工农村财产相关的各项政策的制定与落地，比如赋予农民工对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更大的处置权。允许他们以多种形式转让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等。

    【探索】 16.8万元的转化成本谁来付？构建各级政府主动参与的支付制度

    农民工市民化要付出多少成本？

    据成都市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一个农民工由农民转变为市民所需的各种公共资源投入，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和社会治安、文化体育等领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都每增加1个城镇户籍人口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增量为16.8万元。

    若以200万人作为基数计算，这笔投入将超过3200亿元，谁来为投入买单？课题组认为，合理的分摊机制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其中，政府应当承担大头。

    陈家泽建议，中央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基本民生公共服务项目的财政支出要跳出户籍的限制，应建立以实际居住地为依据、“财随人走”的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逐步加大对农民工聚集省份和区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省内不同区域之间财政转移制度，激发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记者 蒋君芳 张彧希 陈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