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破解中小企融资困局?
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全国两会，解决民企“融资难”被赫然列入5个改革关键点之一。
“希望这一次，中小企业融资难能够破题。”两会期间，多位民企代表委员坦言。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在我国，中小企业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从数量看，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6932.22万户，其中，非公有制中小微企业占大多数。
事实上，在此次全国两会之前，本届政府便已对“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长期制约着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高度重视。2014年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并审议通过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旨在推动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融资难、融资贵”被提及的次数高达8次。
对于政府领导层释放的这一前所未有的信号，多位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均表示颇为期待，“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而政府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置于关键之中的关键，可见其重视程度。但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亦有其复杂性，欲从根本上打破困局，恐怕先要斩断中间环环相扣的利益链。中小企业能否得以有效并且真正走出融资桎梏，将是本次两会之后的一个新看点”。
企业家的“钱慌”日子
“别看很多民营企业家表面看起来很风光，实际上都是在精打细算过日子。“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制约我们发展的最大桎梏。”多位全国大人代表、民营企业家如是感叹。
尽管近年来每逢全国两会，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市九棵松现代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吴光纯在内的众多民营企业家们都会反复申述融资难问题，但这一问题迄今仍如一把利剑，高悬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头顶。
“这是我第三年参加全国两会，也是我第三次带上有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议案进京，希望2015年中小企业融资难能够破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吴光纯这样期望。
中小企业体量小、贷款额度小、经营风险大等特点，使其长期身处融资泥沼——2014年商界高发的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就集中折射了当前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由于中小企业缺少抵押物;公司体量小没有话语权;贷款额度小，银行办理成本高、风险大，我们从银行贷款难度相当大。”山东一诺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占杰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说。
企业观察报记者从全国工商协会获得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有49.9%的民营企业认为从银行贷款“非常难”，表示“不太难”的仅占20.9%。
值得一提的是，这49.9%的比例中还包括着淮北矿业集团、传化集团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与现实相比，目前银行的融资成本太高。”在3月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分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集团董事长王明胜坦言，“淮北矿业集团去年亏损13亿，资产负债率逾70%。财务费用高达25亿，超过经营成本。虽然淮北矿业资金运转还是正常的，但也体会到了融资的难和贵。除了发工资就是给银行打工。”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也做出相似表达，“高达4、5分的银行贷款利息，已几近吃掉公司的利润，所需的技术研发等重要项目经费更是不足”。
“大型民企都如此，更别说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了。”不断有民企老板这样向媒体叹息，目前的金融市场中，受到那些能获得公开市场融资、能以银行基准及下浮利率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如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地方融资平台等经济体的挤压，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足额的正规金融市场融资，再加上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整体形势并不乐观，很多企业面临着归还银行贷款和回流资金缓慢的冲突，从而不得不通过内部融资、信托、商业信用(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等)和民间借贷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
而这些融资方式成本则更加高昂。以民间借贷为例，其利率远远高于国家的法定利率，这往往使得企业的资金成本难以承受。刘占杰谈到，中小企业的利润率通常只能达到10%左右，一些种植养殖企业，利润甚至只有5%。而民间借贷利率平均高达20%，远超企业利润。
有中小企业老板代表曾算过这样一笔账：以1000万元贷款到期为例，目前市面上的融资成本普遍为月息5分至8分，如果按照月息6分、期限两个月计算，企业就需要支付120万元的融资费用。正常企业的利润仅为10%左右，如企业的年销售收入为3000万元，利润也就300万元。除去融资费用，利润所剩无几。
更有甚者，据公开资料，浙江有70%左右的中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最高的达到180%。“如果是这样，将导致很多企业因为资金链条断裂而倒闭。”重庆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高利贷的成本很高，企业若要长期、及时的归还其债务，企业很有可能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局面。一旦资金断裂，就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一般说来资本的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因而在一味追求高收益的同时，资本的借贷方也面临着到期收不回资本的风险。资金层层转贷，利率节节攀高，金融潜在风险亦不断推高。而这种情况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省市蔓延。”
“最好的证明即2014年那些‘跑路’的企业老板几乎都涉及民间高息融资。”易小光说。
哪些手抬高了融资成本?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2014年底的一份报告称，在人均GDP超过了北京、上海的广东佛山，其贷款占GDP的比率仅为85%，远低于北京220%，上海180%，甚至全国的平均水平——121%。
“佛山每20人当中就有一个民营企业，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有活力，也是最市场化、最多中小企业的城市。但最有活力的企业，却借不到钱。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可见一斑。”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总裁肖耿在其撰写的《中国如何实现金融深化》一文中直言。
截至2014年末，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货币总量上看，我国有60%的定期存款，即将近71万亿元;从储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证金上看，则有60万亿元的定期存款。“可以说，这些数字构成了非常可观的潜在货币投资能力，那么民营企业为何多数仍难以融资?”多位民营企业代表质疑到。
“钱在趴窝，没有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工商联主席雷元江两会期间的一番话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大量资金没有真正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体系内空转或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信贷资源在虚拟经济、资产投资领域‘击鼓传花’;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造成实体经济资金供应不足，推高了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
易小光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问题主要集中在银行。目前，我国金融资源分配仍以银行为主，而银行贷款也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可现实情况是，所谓的大银行往往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贷款通常具有频率高、数额小、使用急等特点，这增加了银行的操作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抗风险的能力弱，财务管理相对不规范，增加了银行贷款的风险度。故而银行将资金转为他用，以增加自身盈利。
“2014年，随着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放开，越来越多的银行贷款业务重心下移，开始重视中小企业。这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银行贷款业务重心下移伴随的却是利率上升，现阶段利率上浮比重从近40%上升至75%，融资贵迎面而来。”南京秣陵铸造总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梁鑫保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说。
其实，导致“融资难、融资贵”，除了前述中小企业的自身因素外，更有银行将其隐性成本利息化的原因。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将大部分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转嫁给国家和企业。比如，当企业所贷资金与项目周期不匹配时，便要求贷方通过抵押、担保等信用升级手段，达到几乎无信用风险程度。随着竞争加剧，原来由企业承担的信用升级、流动性风险就内化到了利率上。另外，迫于考核压力，银行往往将部分利息收入以财务费用等方式收取，通过强制存款、多次融资等方式变相加价。
“银行系统中也长期存在这样一个潜规则——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正常贷款转移到表外牟取私利，这无疑加重了中小企业的利息负担。”另有不愿具名的国内某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向企业观察报记者透露。
事实上，抬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形成融资困局的，还不仅仅是银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的剖析，目前市场中有些企业，借助政府隐性担保获得相对低廉资金，并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获取利差，在本身过度膨胀的同时，呈现金融化特征，从而吸入大量资金;部分产业中的核心企业，滥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向上下游中小企业转嫁资金成本，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更令中小企业融资雪上加霜的是，部分民营企业为获得廉价资产，设局利用高利贷等民间借贷方式挤垮其他企业，而落入‘局中’的，往往是中小企业。”
动刀金融体制
如此种种，把中小企业融资置于了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中。
“希望2015年中小企业融资难能够破题。”吴光纯的这一两会愿望，道出了所有中小企业家的心声。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但在中国尤为突出，这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有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改革金融体制，而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害是银行系统。”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
我国商业银行的客户定位并不在正常轨道上。吴晓灵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其实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应当是经营情况中等的企业，经营情况好的企业是资本市场的客户，经营情况不好的企业是场外市场的客户，而小微企业更多是场外市场的客户和政策金融的客户。
“在我们金融体系中，却是以大银行服务大企业为主、严重同质化经营，也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两会期间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目前急需改革的一道短板。他说“改革金融体系，建立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差异化银行业体系是重中之重。”
破题中小企业融资困局，加强对银行小微金融服务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多位经济学专家和业内人士均表达了这一看法，“大型银行内部体系庞大，短期内转型不易。领导层应通过完善财政税收、行业监管、担保增信等多领域政策的改革，引导更多中小银行聚焦中小企业，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转型的外部环境;必须对现有银行考核机制做调整、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等”。
变革并加强以银行为重点的融资体系建设，实际上也意寓着我国应推进更深层次的金融领域改革。“中国如何实现金融深化?”——肖耿此前已关注到这一问题。
对此，廖岷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2014年，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逐步加速，在降低门槛、放开市场、完善监管等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如放宽多类金融机构主要发起人或出资人资格，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发布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领域改革，建立沪港通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规范和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等等。存款保险制度也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股票发行注册登记制也在稳步推进。
“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外部融资渠道的拓宽。下一步，我们会在发展多层次资本股权市场，放宽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的准入，建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改革与市场化。”廖岷说。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体系中除了银行和金融机构产品外，还有民间借贷。“加强融资体系建设，我认为，应将民间借贷阳光化。”前述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的资管人士认为，“民间地下金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一味的打压，而应正视民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建立起民间资本和金融服务的相互传导、相互补充的长效机制和监管体制，切实防范民间资本可能引发的风险。”
另外，针对前述部分“强势”企业，通过多种手段霸占社会资源、抬升经营成本、风险后转嫁并挤出中小企业的市场现象，陈道富表示，这关系到加快中小企业经营和融资的法律法规建设问题，“而这也是推动金融市场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相同的市场行为，应适用相同的监管原则，而非画地为牢式的监管竞争，因此，应统一监管。尽快打破监管的部门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