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社会闲散人员”？

4月19日上午，温州苍南城管在执法时与菜贩发生争执，过路男子黄祥拔见状拍照，执法城管对他发起攻击，用榔头击打致其倒地吐血，事件随后演化为波及全县的群体事件，现场近千市民围困打人者。

又是城管打人事件，又是路人拍照被打，其中还包括了此类事件中常见的词汇：临时工、社会闲散人员。

据苍南官方通报，5名被打城管全是“临时工”，冲突中2人严重受伤；4月20日晚，苍南警方抓捕十余名现场“挑事”的涉案人员，“多为县城及周边的社会闲散人员”。

何为“社会闲散人员”

苍南县官方称，“挑事”的是“社会闲散人员”，那何为“社会闲散人员”呢？

“社会闲散人员”一词是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包括“社会”和“闲散人员”，指的是社会上的闲人和散人。闲人和散人用“社会”来限定范围，似乎无意中表明，该群体的数量不在少数。

2008年，光明网刊发的一篇稿件中分析“社会闲散人员”：闲散人员，是由闲人与散人组成的。之所以在“闲散人员”前面加上“社会”的定语，是因过去人们将单位与社会看成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在习惯于将人按单位，按组织“规划”和固定起来，便于管理的“治人者”看来，这些人因其自由游离而难以约束，从而有危险性。

2010年，许昌日报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社会闲散人员”：所谓“社会闲散人员”本来是特指社会上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稳定收入、没有正式单位，处于赋闲和分散状态的一部分人员。

由此可见，“社会闲散人员”原本意指没有工作，没有单位的社会成员，这部分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同情与关注。

光明网稿件认为，很多“社会闲散人员”确实是被抛弃，被孤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也许并不想闲着，他们也想找点事情做，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他们也许并不想散着，他们也想得到机构组织的关心救助。他们之所以闲着，不排除社会没有创造机会让他们有事可做，也不排除政府没有允许成立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吸纳他们。

许昌日报文章也认为，“社会闲散人员”是值得同情、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名义老是被人盗用，清白也总是遭到玷污，“整日辛辛苦苦为生计奔波，哪有闲心和余力去鼓噪闹事？即使有个别品行不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寻衅滋事，也决不敢公然挑战法律秩序。”

“社会闲散人员”的异化

回溯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多起事件，众多肇事罪责被归咎于“社会闲散人员”。

2007年11月新京报报道，到北京大学旁听课程的学生被要求办理旁听证，办理者需出具学校或者所在单位证明，为防止“社会闲散人员”破坏课堂秩序，减少校园盗窃，“社会闲散人员”没有资格办理。

2008年7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云南省普洱市孟连自治县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该市副市长表示，围攻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的500多名群众中，有一些是“社会闲散人员”。

2013年10月法制日报报道，辽宁鞍山政府凌晨3点行动拆除“违建”。公安、城管和“社会闲散人员”相互配合，先由警察把留守工人抓起来；紧接着手持砍刀、棍棒的社会人员维持秩序，驱赶围观者；城管再指挥机械作业。三轮强拆过后只留下一片废墟。

由此可见，本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闲散人员”，异化成了地痞流氓、歹徒暴民的代名词，一些地方在街头打出“严厉打击社会闲散人员违法犯罪”的宣传标语，甚至新闻报道也把恶名加到“社会闲散人员”头上：社区严管无身份证暂住证以捡破烂为主的“社会闲散人员”、民警乔装成“社会闲散人员”抓获送毒男子……

莫轻易给“社会闲散人员”扣帽子

其实，那些气焰嚣张、有恃无恐，甚至装备了挖掘机、铲车等“重型武器”，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行凶打人、杀人的所谓“社会闲散人员”既不闲也不散，大都是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收买利用，有些甚至还有官方背景。他们之所以要打着“社会闲散人员”的旗号为非作歹，就是企图利用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法不责众”的陋习，蒙骗社会舆论，逃避法律制裁。

生活在底层、没有职业、没有本地户口，本身就需要政府的帮助，可是却被戴上一顶“社会闲散人员”的帽子。2008年，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就曾在评论中呼吁，不要随便给人戴“社会闲散人员”的帽子。

一旦扣上了帽子，“出了坏事就会想到他们，会更多查他们的证件，更多像犯人一样盯着他们，这对他们精神上产生的边缘感和压迫感是很强烈的”。于是，社会就会在“不安定分子”、“社会闲杂人等”、“刁民”中被撕裂，社会冲突就会加剧。

白菜从来不读书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